1917年，正值十月革命前夕，诗集《白色的云朵》出版，俄国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知识分子都在自寻出路，因此并无反响；受到政治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后与丈夫离婚。

1921年，古米廖夫因“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枪决，罪名是“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60年后被平反）。

1924年，因出版《耶稣纪元》宗教主题明显上升，激怒当时的官员，她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在这段“沉默”期研究彼得堡的建筑和普希金的创作，并翻译了许多外国诗歌。

1925年，开始和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普宁一起生活，带着列夫·古米廖夫与普宁的妻女生活在一起，着手创作《芦苇集》，献给曼德尔施坦姆、帕斯捷尔纳克和但丁的诗。

1928年，正式和希列依科离婚。

1935年和1938年，儿子列夫受父亲牵连两次被捕，原因皆为莫须有，加之30年代的“清洗”，激发阿赫玛托娃开始创作《安魂曲》。

1940年，重刊新辑《六书》出版，但很快就被召回。开始写作《没有主人翁的叙事诗》。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阿赫玛托娃曾被迫困留列宁格勒，以诗歌激励人民。

1943年，阿赫玛托娃从列宁格勒搬到塔什干，在那里出版《诗选》。

1946年，遭受日丹诺夫报告《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严厉批判，诗歌作品被扣上“颓废”、“色情”的帽子，本人亦被认为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和修女”，被苏联作协除名。

1955年前后，儿子列夫出狱并得到平反。1958年，《时间的过程》在审查下出版。

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以前的诗集被允许重版，新的诗歌也可以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1962年，完成自传体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历时22年。

1964年，荣获意大利的“埃特内·塔奥尔米诺”国际诗歌奖。

1965年，牛津大学以“自沙皇以来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授予阿赫玛托娃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随后，遵照诗人的遗愿，她被埋在了彼得堡近郊的科马罗沃。

14岁时，阿赫玛托娃结识了比她大3岁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疯狂地爱上了她，并因求婚被她拒绝而试图自杀过4次。1910年，两人结婚。

1911年，在巴黎邂逅意大利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阿，后者曾为其画了不少裸体画，他们的亲密关系可想而知。

1914年，结识先锋派的艺术家与音乐家阿图尔·卢里耶，艺术史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宁。1921年夏天，第二次婚姻出现问题时，卢里耶邀请阿赫玛托娃去家里与另外一个女人同住。阿赫玛托娃也承认，卢里耶是她的丈夫之一。她与另外一个女人共享一个情人。1925年11月，阿赫玛托娃带着自己的孩子列夫·古米廖夫，搬进艺术史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普宁的住宅，与后者的妻女生活在一起。

另外还有两位男人是她的情人，诗人、批评家尼古拉·涅多布洛沃，以及他的好友鲍里斯·安列普。

1918年2月，她嫁给考古学学者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1928年再次离婚。1937年秋天，她爱上了弗拉基米尔·加尔洵大夫，但最终未能成婚。

阿赫玛托娃的最后一段激情之恋，是1945年以赛亚·伯林的到访，但是这种感情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相互吸引。

（参考自光明网、新浪网、中国社会科学网）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之间，主要以爱情为主题。《黄昏》《念珠》《白鸟》《车前草》乃至《耶稣纪元》中都有大量的此类诗篇。痛苦、错位的爱情和无奈的命运的捉弄可也说是阿赫玛托娃创作早期最爱的命题。此二者所导致的忧郁、绝望、孤独、痛苦、矛盾的女性内心世界也是诗人喜爱描写的对象。不幸的爱情是阿赫玛托娃创作的主命题之一。女诗人笔下的爱情有炽热的、有痛苦的、有纠结的、有理智的，但归根结底，都是无可避免的悲剧性的。女主人公和她们的诗人创造者一样期待真正的爱情，却永远逃不开命运的捉弄。这种爱与命定的悲剧是贯穿诗人终身创作的主旋律。

她的爱国主义诗篇有早期创作表达自己不愿诗人去国离乡的作品，主要是写在20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还有二战期间创作的鼓舞人心的战争诗篇。阿赫玛托娃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把域外的俄罗斯“游子”称作是“囚徒”和“病夫”，羞于与他们为伍，坚定地拒绝了“居心卑劣的怂恿”她离开祖国的声音，因为在她看来去国的“道路昏暗凄凛，异国的面包有苦艾味，怎能下腹”。同时，主人公还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的。

阿赫玛托娃还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下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诗篇，她的诗集《第七集》中就收录了大量此类作品。其中有战争期间写下的悲天悯人的哀诗，有振奋民族精神的战歌，还有战后的回忆之作。例如，《战争的狂飙》组诗是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创作，诗人亲身见证了死亡、饥饿、病苦的战时生活，其作品也真实表达了这些情感，或是诗人对残酷战争的极度反感，或是对祖国保卫者的歌颂，或是对不幸民族命运的哀伤，亦或是俄罗斯人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决心。阿赫玛托娃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还写作了很多诗文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对亡友的悼念，胜利的欢呼和对战争的回忆。

痛苦的爱和悲剧性的命运是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主题。这也和女诗人悲剧性的爱情经历以及政治命运密不可分。阿赫玛托娃诗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诗人的另一个影子，她既柔弱无助，又理智坚强。面对不幸的爱情遭遇，无可逃避的历史命运，她也会痛苦哀叹，但是她始终完整的保留了自我个性，勇敢的活下去，勇敢地爱下去，即使经历再多的痛苦，她也坚信幸福的安宁终将到来。

苦难和厄运是阿赫玛托娃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她的长诗《安魂曲》反映了大清洗时代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以及在灾难的岁月里顽强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全篇支离破碎，但这些破碎的片断共同合成了对时代完整的记录，诗人的天才是用最平凡的词语竖起了一个沉甸甸的十字架。《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以日记和回忆录的形式出现，叙述从1913年的鬼魂假面舞会开始，一直到1942年德国法西斯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反思了世纪初的思想狂欢，分析了文明与暴力的关系，指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同时代人也应该对世纪的悲剧承担的责任，长诗充满了时代感和历史感，体现了一种“抒情的历史主义”风格。正是凭借着上述长诗，阿赫玛托娃得以跻身20世纪世界级的诗歌大师行列。

就阿赫玛托娃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她的早期诗作多抒写苦恋、忧愁、背叛、愤怒、悲哀、绝望等主题，因而具有明显的“室内抒情”特点，抒情主人公往往被放置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传达内心与周围世界的秘密接触和碰撞。后期创作则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大型建筑式的构建上，从而由自发的写作走进了自觉的写作，非常注意以个人的苦难来折射民族的灾难和不幸。由是，诗人此前写作中的精致、纤细、典雅，仿佛脱胎换骨似的融入了粗犷、坚韧、沉着、有力的主导性声调之中，使作品既保持了细部的可感性，又摆脱了早期写作的纤巧与单薄而呈现了肃穆、庄重的风格。她以其传统而又自出机杼的诗艺，在众多的白银时代女诗人中高出一头，她早年以撷取生活的戏剧性细节表现恋爱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而见长。在走过了偃蹇多舛的生活道路之后，诗风变得开阔而苍凉，形式上也随之转变。

阿赫玛托娃的创作与生活始终紧密联系，她继承了19世纪普希金开创的文学传统，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往往是对立的：女性美好、真诚，男性残忍、冷酷。男性在爱情中常常扮演花花公子般的负心人，冷酷无情的背叛者，用夫权剥夺女性自由、控制女性的牢头等负面角色。而女性形象却是多种多样，总的来说，阿赫玛托娃笔下的女主人公是感性与理性结合体：在爱情中她们一方面强烈的渴望真诚的爱情，愿意为爱情抛弃一切；另一方面她们内心又始终回响着一个坚定的声音：要平等、自由、尊严地去爱；当爱人离去时，她们心中尽管仍饱含爱意与不甘，但是却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强、骄傲地走开。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说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经典女性和20世纪新知识女性爱情心理的结合。这种矛盾也导致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和其他不少诗人的作品相比，情感上始终带有某种压抑性、克制性。

阿赫玛托娃战争阶段及战后的诗歌创作语言依然质朴无华，极富音乐美，但却与早期的“室内诗”风格迥异。诗人跳出了仅仅歌咏女性内心情感的小圈子，着眼于更广阔的时代、历史背景，从两性之间的个人小爱走向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的大爱。在动荡的时代，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从青春浪漫到冷静成熟，不仅呈现了她个人追寻自由与梦想之旅，而且展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身体与精神双重苦难时仍坚守真相、道义的家国情怀。

（以上参考自新浪网）

“她表达的内容自始至终明晰易懂。她是她那一代作家中的简·奥斯汀。她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纽带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

“（阿赫玛托娃）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伦理方面成了自己时代的一面旗帜。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悲剧的命运，没有向‘黑铁的时代’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俄国文学史家亚·列昂采耶娃

“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的抒情诗带来俄国19世纪长篇小说所有的错综复杂性和丰富的心理描写。……她参照心理小说，发展了自己诗歌的形式，尖锐而独特的形式。”——诗人曼杰什塔姆

“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生活和工作，就像一滴水，反映了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传播机构主管、藏书家全国联盟主席米哈依尔·谢斯拉温斯基

阿赫玛托娃年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

纪念活动

2014年，俄罗斯纪念伟大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诞辰125周年，主要庆祝活动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