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学校编制扩大，学校的组织结构和过去大不相同。以前仅是一班学员在校，第四期虽有“研究院”，也是为了培养教官而临时设立。因过去只是外国教官上课，四期以后，就是中外教官混合上课了。如：第三期毕业留校任教的李济琛、黄家濂。第四期毕业留校的周亚卫、游凤池、童翼，还有葛敬恩、徐永昌等。

学校增设了特别班、研究院、将官讲习班（办了五期）、参谋补习班（在该校办了三期）、函授处（办了两期）等。抗战后，分设西南（在桂林）、西北（在西安）参谋补习班（办了七期）、甲级将官班（办了两期）、乙级将官班（办了四期）、外文班等等。

关于设立特别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特别班，是冯玉祥先生于1926年去苏联参观了军事学院（过去习惯称陆军大学），了解该院设有高级系及基本系（新中国的军事学院大致如此）。高级系乃干部的军衔、年龄条件均高，不能入基本系学习，但又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这是十月革命以后根据红军成员的具体情况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它很适合中国当时军队的情况。北伐后，冯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故建议办特别班，遴选受过军校（如保定、黄埔及其地方性的军事学校）教育以及行伍出身而具有文化及作战经验，但军衔、年龄均已超过而不能入陆大深造者，送入特别班。所以开设特别班，是旧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制度上的一大变化，使很多不能受高等军事教育者有了深造的机会。知名者，有卫立煌、何基沣、冯治安以及黄维等。此外，就笔者了解，西北军保送了数位学员，有的因工作需要又调回部队，如：吉鸿昌、韩复榘等。冯玉祥在和蒋介石第二次合作，担任副委员长时，他的几位主要副手如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张维玺、鲁祟义(现仍健在)委员等均入特三期学习。

冯玉祥为何主张办特别班，他讲过下面一段话，既对我们一些在他身边工作人员讲过，笔者后入陆大学习，在《陆大月刊》上也载有类似的讲话。冯是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前已任营长，适陆大招生，他要求保送。上级不惟不准，还在全师讲话时，奚落了他：“冯玉祥白脖子，还想考陆大”。冯说，他听了讲话后都气哭了。自己发誓：“老子将来办个陆大”。此段系冯的原话，并非野史，乃笔者亲历，故特记之。

陆大自有了特别班之后，过去的班即称正则班。从1928到1949年，特别班共招八期学员（即将近三年才招一班）。正则班从第九期至二十二期共招生十四期（闻二十三期迁到台湾才毕业），基本上一年多招一期。以每班平均一百余人计，22个班，约2500人左右，连同九期以前的共约3200人上下。按陆大制度，正则班和特别班毕业者有正式学历，可领到所谓陆大学员的三件宝--毕业文凭、同学录和毕业证章。（毕业证章具有国际性质，西方驻外武官，基本上是陆大毕业生，在正式场合须佩带，很容易识别。旧中国所派出的武官、陆大毕业者寥寥可数）。所有短期班包括1939年招集的乙级将官班，因是未经严格考试入校学习，作为补习性质，不算正式学历。但自1944年办甲级将官班（3个月）始，包括先后的乙级将官班均列入正式学历。

陆大从1906年创办到1949年共44年，不过训练了（包括短期班期）3000多人，在这绵长的时代，以及抗战及解放战争中，能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至多不超过半数。如以北伐为界，前后时间大致相等。从上述学校结构变更及学员的数字看，后22年是比前22年的变化要大得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清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编练新军，改革兵制。为此，清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淘汰绿营，改革军制，设立练兵处，负责组建和训练新军，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负实际责任，铁良为帮办大臣。各省也设立督练处（督练公所），由各省督抚兼任督办，新军各镇、协在全国各地逐次建立。其中，京畿各镇实为北洋新军的核心。早在练兵处设置之前，袁世凯就以“北洋军政司”督办名义编练“北洋常备军”、“京畿常备军”，后来演变成为新军的第一、二两镇。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以德国人为教习，为新军培养干部。同此目的，张之洞先后在南京、湖北设立陆军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干部。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先后创建了北洋行营特务学堂、武备速成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和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各军事专业学堂，以加速培养新军干部及各项专业人才。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上奏清廷，提出“体察今日中国情形，参考西洋各国章制，谨将学堂分成三等，曰小学堂，曰中学堂，曰大学堂”，袁世凯的这一奏折提出的建议开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正规学制的先声，也是创办陆军大学的肇始。

但袁对此仍感觉不能满足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军的需要，且军事学校遍及南北，学制纷乱，不利管理，清政府乃命兵部会同练兵处参照外国学制拟定新的军事学制，在全国实施。大体有以下几种：

陆军小学。各省设立，招收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具有高小学历的青少年入学，学制三年，以学习普通课业及初级军事知识为主，为陆军中学培养合格学生。

陆军中学。在北京、西安、武昌、南京各设一所。修习高等普通课程及必要军事知识，学制二年。毕业后即按兵科（步、骑、炮、工、辎）分队，为“陆军入伍生”，准备升入陆军军官学堂。

陆军兵官学堂。由练兵处（陆军部）直辖，为培养初级军官的场所。学生由各陆军中学毕业的陆军入伍生提升入学，学制二年，授以各种军事学术及课堂、操场、野外训练部队的方法，毕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队担任初级军官。

陆军大学堂。为培养高级参谋和指挥军官的最高学府。课业以讲授高级军事学术为主，学员由现职初中级军官中选送。

大批初中级军事学校的开办，使清政府中的满族权贵也意识到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办学权成为满清权贵和袁世凯争夺的焦点。

1904年3月，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东北进行了战争，于1905年结束。这次战争给清政府企图改革、建立新军的人以推动。这时，围绕开办高等军事学堂的领导权，袁世凯和清朝权贵展开了激烈地争夺。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开办一所由满人控制的高等军事学堂；二是将高等军事学堂办在北京，便于控制。1904年，清政府采用外国学制，由练兵处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这一办法规定:陆军学堂分为正课学堂、速成学堂和速成师范学堂三类，其正课学堂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分为小学、中学、兵官学堂和大学四级。《陆军学堂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比较完备的军事教育学制的形成，同时也为陆军大学的创办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据。由此，北洋军官学堂(又称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也就成为陆军大学的前身。

经过紧张策划，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24日，贵胄学堂在北京神机营旧址开办，以载润为管理大臣，冯国璋为总办，张绍曾为监督。首批招生160名，学生均为“王公大臣各遣子弟”，经费、待遇非常优厚，清政府企图用这所学校来垄断高等军事学堂的开办权，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军事人才。

对此，袁世凯不甘示弱，他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8日（农历四月十五日），以陆军随营军官班为基础，扩充成立了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暂在原有的保定将牟学堂内开课，形成既成事实；又于4月29日上奏清廷，陈述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性，佯称校址“论其章制，仍应设于京师”，同时又狡辩说学堂“……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便“略事变通”。清政府无奈，迫不得已同意了这个要求。

由此，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在袁世凯的一手垄断下诞生了。它的创立，不仅使中国的军事教育比较系统和完整了，也使中国军队的军事学术、军事教育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陆军行营军官学堂（陆大前身）由袁世凯包办成立，袁将其视为私有，派自己的亲信段祺瑞为督办，以张鸿逵为监督。袁为便于控制和教学，将该校附设于北洋军的大本营内。1907年陆军部军咨处成立，改隶于军咨处。1909年军咨处独立并改称军咨府，因而当时又称其为军咨府军官学堂。1911年又奉命改称为陆军预备大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皇帝退位。继而袁世凯依靠军事实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因而倍加重视培养军事人才。同年7月，袁世凯将该校由保定迁往北京西直门内原祟元观旧址，直辖于参谋本部。

该校初办时，校内领导设督办、监督和提调各一人。督办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直属于北洋大臣袁世凯，总管校内一切事务。该职先由段祺瑞担任。段曾到德国学习军事，其教育方针和指导思想偏重于仿效德国。1908年督办改称总办，由张鸿逵担任。监督和提调是督办的左右手，分别负责学校的行政和教育事务。

学堂创办时，一切无定制成规，因而教育制度、课程的设置以及考试和实习制度等，均大体仿照日本陆大的办法进行。

教育制度。学堂章程规定，总教官“总司教员之责”，其主要职责为“协同各教官厘定教程”，“划一功课，评定分数，考察品行”。同时规定，学堂内教学人员、翻译、编辑、绘图人员以及教学行政官，均听命于总教官。

学堂的总教官，先后聘自日本陆军大学的现职教官寺西上校、樱井雄图中校担任，其余军事教官也都由日本的陆军军官担任。

学员的课程设置分学期进行。速成科和深造科均分为三学期。速成科半年为一学期，深造科一年为一学期，两科所学课目大致相同。

第一学期的课程主要有：各国历史、各国地理；军制学、军器学、筑垒学、地形学、交通学、卫生学、马学、教育军队法、各队战法、混成协标图上战法、就地讲演战法、野外战术实施、指挥各种队伍法、马术。

第二学期的课程主要有：陆军经理、军政战史、混成协标图上战法、一镇图上战法、兵棋、野外讲演战法、参谋旅行、出师计划、辎重勤务、兵站勤务、输送学、地形侦察、兵要地理、要塞战法、海战要略、战略学、教育军队法、国法学、指挥各种队伍法、马术、见学旅行。

第三学期课程有下列各项：野操计划、秋操计划、出师计划、作战计划、兵站勤务、创设军队计划、战略学、战史、一镇及一军团上战法、海战要略、兵要地理、教授兵棋法、参谋旅行、要塞战法、各队新战法、指挥各队伍法、图法学、国际法学、见学旅行。

其中，现地战术作业和各种参观旅行，均在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每次二至三周。

考试制度，按照原定的军官培养计划，军官的培养，先在各省办的陆军小学读三年，然后进入中学堂，大学堂，中间加上见习时间，这样十来年才能达到毕业的程度。陆大设立时，各级学校正在举办中，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新军中的军官就不可能升入。另外，该学堂实际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创设，以培养北洋军阀的骨干为目标，所以在招生方向上受到限制。初创时招收的学员对象主要是北洋六镇的军官，不问出身，只要经过简单的入学考试，勉强合格者即予录取。所以在录取的人员中，军校出身的军官是有一些，但更多的是在军队中担任文职的书记官和军需人员，其中军队各级将领的子弟、亲属更不乏其人。

学员入学均需参加入学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基本的图上战法、军制、军器、交通地形等基本文化学科，此外还有外语。由于学堂草创成立，该校初期学员的军事、文化素质是比较低的。

陆军大学的招考主要指的是正则班，其次是特别班。将官班不考试，由部队机关保送，批准后召集入校。兵学研究院不招考，在正则班和特别班毕业时择优选留。正则班和特别班考生的区别是:一、中尉至少校军官报考正则班，中校以上军官报考特别班。二、在养成教育两年以上的军官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历的军事学校毕业的，报考正则班。特别班不如正则班严格。三、连任军职两年以上的中尉至少校的军官，品学兼优，堪资深造者，才可报考正则班。正则班各期招考，均由参谋本部先将有关规定事项通知各应保送单位，自行初试。初试先笔试后口试。口试时考试官分若干组，每组五六人。分别口试军事知识、政治和科学知识等。在口试过程中观察军容、仪表、语言、举动、机警等素质。笔试及口试两项平均分数满60分者为及格。但其中如有战术不及格者仍不录取。

从初试及格中，按照分配的名额报参谋本部审核。尔后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复试。

进入复试的考生，同初试不一样，要先行口试。而这是进入最后笔试的一个颇为难过的关卡。据当年的陆大学生回忆，考官由9位中将组成，试场为半月形。主任委员居中，两旁各为4位口试官。气氛十分森严。主试官不问具体问题，如初试一样，端详一番。再从他桌上笔筒内抽签，签上写的是考生应到某口试官面前应试。每位口试官桌上均有签筒，筒中签上卷有纸条，题目写在上面。一个学员应试，其他考官均集中精力聆听，互打分数，最后平均。一位试毕，又抽签去另一口试官前应试。一般要经过二至三位考官口试，快的约十分钟，慢的约一刻钟。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经历过此阵势的考生都说，比在战场上打冲锋时的精神还要集中、还要紧张若干倍。因此当年陆大的口试被戏称为“九堂会审”。

笔试的关防更严。文武教官早已“入闱”，与外界断绝来往。每次进入试场，总要等一二十分钟或更长，才能等到题目(考试时间是由发题时计算)。后始了解，是主管官员临时把考的某一教程书籍在出试题的考官面前随意翻到某页，就出一道题，再翻到某页又出一道题。然后油印送到考场。正则班的笔试项目多达14种:一、国文，三民主义；二、基本战术；三、应用战术；四、军制学；五、兵器学；六、地形学；七、筑城学；八、交通学；九、数学；十、物理；十一、化学；十二、中外历史；十三、中外地理；十四、外语(英、法、德、日、俄任一种)。其中，国文和应用战术两项最为重要。这两项不达标，则绝无希望。

复试后按及格者成绩顺序发榜。参谋本部通知各单位，被录取的学员按期入校报到。并按期汇寄学员薪金。未录取的学员仍回原单位工作。

陆大的校址几经迁移，创办时在保定，后迁北京，二迁遵义，三迁重庆山洞。抗战胜利后，除特八期留重庆外，余迁回南京，继迁广州。1949年，大部分教职学员随教育长徐培根迁到台湾，后改为“三军大学”；其余一部分由研究院主任杭鸿志带回重庆。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预备大学堂改隶参谋本部。1913年10月，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学校领导由总办改称为校长。自1914年起，北京政府对学校的教育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首先是改总教官负责制为教育长负责制。

民国成立后，陆大负责人和中国籍教官一致认为，陆大的教育计划和学员授课，为外籍总教官所把持，终非长久之计。它不仅不利于中国军事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于是由校长胡龙骧提出报告，请求参谋本部与日本政府重新订立聘约。从此，陆大结束了由外籍总教官把持教育的局面。自第四期起，教育计划完全改由中国人充任的教育长主持，但仍聘任外籍教官担任重要课目；同时选拔该校毕业者，先入研究院，半年后充任兵学助教，试任半年后改充兵学教官。这是“该校外籍教官与本国教官并用之始”。

为使陆大教育有章可循，参谋本部于1914年4月13日，颁发了《陆军大学校条例》，规定了陆大的组织原则和各项教育制度。

总纲规定，陆大的任务：“为选拔品学卓越，才识优异之青年军官使修养高等帅兵必要诸学术原理，暨发挥其活用智能。”该校“属参谋本部管辖，校长直隶于参谋总长”。

《条例》对学员的资格及入学考试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学员的资格，必须是现任陆军步、骑、炮、工、辎各兵科上校以下军官，曾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或与此相当之学校；服军职二年以上，身体强健、勤务热心、才学开展、操行高尚者。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前提下，还须经所在团团长（独立营长或衙署局所、学校长官）附以意见书担保，于每年一月末呈报参谋本部，凡呈报上者方为候补学员。

然后要经过初审、再审试验。

初审和再审试验，均应经过以陆大校长为委员长的临时试验委员会的考试。

初审试验于招生年6月1日在各省和各机关同时举行。试题由试验委员长拟定，由各省督军召集所管候补学员，在参谋长或各等参谋监视之下，严密实行笔试考试。考试既竣，由督军汇集答卷迅寄参谋本部交由试验委员长查阅。试验委员长督同试验委员查核成绩，再顺次调制候补学员的成绩名册呈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决定录取与否及再审试验日期，并通知陆军部及各省督军。

再审试验于招生年11月中旬在陆军大学校举行，由试验委员长督同试验委员，对备取各员再进行考试，并将成绩呈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据报名册决定录取人员，移知陆军部及各省督军，再通知录取人员及入校日期。

陆大学员在校学习期间的学年考试，由参谋本部派员会同校长共同进行，考试成绩平均在六成以上者，留学肆业，不及六成者，酌令退学，仍回原差。

学员三年学成期满，由总统委上等军官施行毕业考试，毕业典礼时，总统或亲临，或派员代理，发给毕业证书及徽章，学员成绩平均在八成（80分）以上者，除发给毕业证书外，还呈由大总统给与优等名誉奖品。不及六成（60分）者，或留校补习，或发给修业证书。

陆大学员的教育除了课堂学习外，还有队附勤务和野外教育。

队附勤务，即是派遣学员赴各兵种军队中担任队职，作为一门必修课，同样有严格的成绩评定。

野外教育，包括战术实施、参谋旅行和见学旅行。举行此种教育，使课堂学习和实地联系更为紧密，更为直观、具体。

陆大条例规定，学校职员除校长外，还设有教育长、副官、高等兵学教官、专任教官、兵学助教官、骑术教官、编译员、修辑员、军需、军医、兽医；中少尉准尉、上中下士及委任文官等。其中，校长统辖全校职员，综理全校事务。教育长禀承校长，督率各教官、助教官暨教育攸关之各员司等，整理教育一切事务，规划教育之实施并考核学员成绩。

陆军大学校正式完善后，参谋总长黎元洪便呈派其湖北黄陂同乡胡龙骧为校长。胡毕业于湖北将牟学堂，后在黎元洪所属的第二十一混成旅中任四十标队官，很得黎的赏识，后被保送到陆大第二期深造。教育长为陆大第一期毕业的江寿祺。江是安徽潜山人，也是黎元洪的老下属，旧学颇有根基，但对陆大的教育并无多大贡献，仅仅创设了一个兵学研究会。该会为培养中国籍教官而设，挑选该校前三期优秀毕业生入会学习，由日籍教官指导。学员在该会学习半年之后，即在该校充任兵学助教，试任半年合格后，充任兵学教官。该合的创设，开创了陆大教育史上中国教官和外国教官并用的新时期。

1916年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北京政府内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被迫出走，参谋总长一职由北洋系统的王士珍出任。由于中央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北洋派系手中，因而陆大的主官全部换成了北洋系统的人物，校长胡龙骧易为熊炳琦，教育长尹扶一易为张厚畹。熊毕业于陆大第一期，张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熊张二人均系北洋派，特别是熊，长期在冯国璋属下任职，很得冯的赏识。

陆大的主官虽受政局的变化而更替，但其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旧制，很少变动。校长及所属教官的学历、水平，在当时仍是佼佼者，因而能维持基本的教学秩序。

自1920年后，军阀混战频仍，国无宁日，北京政府总统、总理象走马灯似地更换。战局和政局的动荡也殃及陆大，学校财政日益支绌，几不能举炊，面临着停办的危险。为了维持生存，在校员工鼎力相助，各省学员也纷纷向各自的军事长官或各省督军请求援助。终因经费枯竭，陆大于1923年第六期毕业后被迫停办一年，校长时为贾宾卿，教育长先后由张厚畹、阮肇昌担任。

1923年10月，直隶军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为了骗取民心，笼络军队中各级陆大出身的军官，遂下令陆大复校，并派师景云为校长，张国元为教育长，继续招收正则班第七期入校。

1925年北京政权由奉系掌握，师景云随着直系失败而辞职，陆大随即由奉系控制。张作霖虽系行伍出身，但对军事教育比较重视，他派张学良为陆大监督，韩麟春为校长，李端浩为教育长。韩麟春毕业于日本士官炮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后，为整理东北军队出力不少。奉系掌握陆大，为培养奉系军官而不惜财力，因而陆大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并于1927年8月招集正则班第八期入学，学员绝大多数来自东北军各部队。

1928年奉军战败出关，校长韩麟春亦随之退往东北，学员也纷纷回原部队，陆大一时陷于停顿。

北京政府统治的十七年，经历了直、皖、奉三派军阀的统治，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陆大的重要人事也不断变换，各为其派系培养了维持政权的高级军事人才。

旧中国有不少学校像清华、北大、交通等大学以及教会在我国办的协和、湘雅等医学院，包括陆军大学在内，入校非常困难，称为“铁门槛铁饭碗大流行谚语中，有“金学员、银教官、破破烂烂是职员”之说。

北伐以前的陆大考试，大致是由保送部队（基本上每个师以上单位可保送二名）自办初试手续（走过场），报送参谋本部审核，合格后可参加复试。一直到四十年代，才改变办法，初试由各战区办理，盖每期报考者齐集陪都重庆，（有时可达千人以上），不仅考试委员会难于应付，交通食宿亦难以解决。所以由各战区初试，先一步择优录取，最后参加复试者不过二三百人，减轻许多不必要的负担，办法比以往前进了一步。正则班一直如此。考试课目，除军事学术外，其他一般学科及自然科学均与考文科大学同。1943年我考特七期时，有一项规定，作文必须文言，作白话文者打八折，而作文又是主科之一，不及格者不录取，即使其它课目满分。此外，尚有应用战术，不及格者不录取，对正则班学员（少校以下至中尉之青年军官）还要求外文也必须及格。

特别班的考试，第一期是保送，这是针对北伐军的部队缩编，对部分高级军官可资深造的一种临时措施。根据总名额，各部队自行选拔保送。特二期时，改变了考试办法，须经过资格审查及口试、笔试。惟无自然科学、外文和实兵指挥。对西北四省（陕、甘、宁、青）每省可免试二名入校学习，盖照顾西北文化落后之故。饶有趣味的是，免考的蒲城人刘宗宽，毕业考试

1936年招考特三期（西北四省免考名额取消）。刚考试完毕，即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应要求从宽录取，他批准了250余人（可能均在分数线以上或放宽尺度）。陆大的一切设备，不可能容纳许多的学员同时上课（按：当时有特二及十三、十四、十五共四期），于是把批准的学员分为特三、特四两期，先后入校学习。

抗战开始，按西方习惯，一旦与外国宣战，最高军事学府暂时停课，在校学员由参谋本部（抗战开始时的大本营）统一调配使用，大致是派往作战部队师以上单位任联络参谋。由于中国是长期抗战，于1938年春，又在长沙复课。在与日军大规模正面作战时，国民党军队始感到各级主官和参谋人员，特别是高级军事人员的素养远逊于日军，才重视陆大的教育。但培训一个有军事素养的高级人员也非易事。当时对陆大采取了缩短年限的办法（即3年改为2年并取消暑假）。正则班基本是每年招生一班。中尉至少校军官，凡毕业于正式军校（主要是黄埔）受养成教育一年半以上均可报考。所以这一层次的青年军官报考的机会多，但却苦了希望考特别班的中高级军官。

1939年招考特五期，考生援例要求，蒋介石又批了200余名分两期入校。为此，主管陆大的军令部对蒋介石随意批准考生人数（还不包括他所特许的、每期约十名左右的中将级军官）的办法并不同意，但亦无办法。中高级军官报考的机会更少，从1936年到1943年约8年才招了两次特别班。许多希望报考特别班的军官也有强烈的反应。特别是黄埔前几期的同学尤甚。

约在四十年代前后，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逐步走上规范化。军官的晋升，必须在下一级停年（即军龄）届满，始能晋升到上一级。就投考特别班而论，最低军衔是中校，按当时的停年从少尉升到中校须9年半之久。根据过去参考美军的停年比中国军队的停年要长2至3年，如国民党军队从少尉升少将须有17年半的停年，美军则要20年以上。由于人事制度紊乱，中央军按法规办，黄埔学生吃亏大。地方部队能保送黄埔学校

还有一种情况，有个别不是军人，因与地方部队主官有关系，假如是个少将参议，他可以补习一点军事学，因特别班不考实兵指挥，不考自然科学，几大教程和战术作业，均纸上谈兵，对有文化者是比较容易学会的，学历上找两位正式军校出身的朋友，写个假证明也就混过去了。

抗战时，军令部为提高陆大学员的素质，对上述一些钻空子，投机取巧的报考特别班者，该部主管部门，自然一清二楚。所以1942年筹备招考特七期时，对考试办法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

①必须住过承认的军事学校、还须受过一年半以上的养成教育（黄埔四期以前例外，但政治科的不能考）。如文凭遗失，须由中校以上两名同学证明，但校长不能作证明人。②军龄必须在9年半以上的中校至少将现职军官，且须持有蒋介石颁发的正式任职命令。黄埔学生则限于第八期。③必须是任过主队职的军官，即排、连、营、团、师长等职，但师以下部队参谋人员按主队职，如师的上校参谋长或上校参谋主任同团长，中校参谋同副团长。④必须任现职二年以上，例如任团长未满二年者不能报考之类。⑤关于资格审查，先由保送单位，继由初试委员会审查，录取后，须由复试委员会最终审查，始能参加复试。

①分初试、复试。初试由各战区组成，有的是一个战区一个考区，有的两三个战区一个考区。由司令长官任主任委员。复试由军令部组成，由一位次长任主任委员，大致是师以上单位有两个名额，如果资格符合，有两人以上报考者，则单位还要举行一次初试。②考试步骤，首先是资格审查，合格者，可以参加初试。二是考试顺序与初复试基本相同。首考为体格检查，及格者发第一次榜，榜上有名者可以参加实兵指挥——一般是在操场有一连实兵，由考试官下达课目，可以是队列教练及连营战斗动作。主要是考验与考者是否正式军官。及格者发第二次榜，榜上有名者再参加口试，口试委员会是由几位考试官组成，由主考官先询问一些较简单的问题，如在何部队，所任职务等等，主要是看应试者的仪表，是否口齿伶俐、态度自如等。然后分由口试官就极为广泛的军事、政治、时事以及普通学科和一般社会常识进行测验（复试口试最为严格，后文另叙），及格者发第三次榜。榜上有名者再参加笔试。

中国自古之有考试制度始，尽管关防严密，如科举时代的“入闱”。但总有后门可走。清代对考试的泄密舞弊者，处刑极严，但弊端仍难杜绝。特别班学员不似正则班学员（营长以下）社会关系少，他们均中高级军官，绝大多数为上校以上，所以各级考试官员，非直接亲友，也可找到间接关系，走后门，求帮助，主要是搞到题目，或买通口试官预先约好答对的问题。

草拟考试办法的主管陆大军官自然是前期毕业的同学。可以说对考试所能产生的种种弊端是经过了周密的深思熟虑（可谓“挖空心思”），一切渠道均为之阻绝。从上述资格审查及考试办法已可窥见其严。就复试时口试和笔试的严格程度，更使人叹为观止。

口试是进入最后笔试的一个颇为难过的关卡。复试时，是由9位中将组成，试场为半月形，主任委员居中，两旁各为4位口试官。特别班的学员在这9位考官中总会有直接间接的亲友。口试又无卷子，事先通个信息，临场对上口径，手下略作留情堂会

笔试的关防更严。文武教官早已“入闱”，与外界断绝来往。每次进入试场，总要等一、二十分钟或更长，才能等到题目（考试时间是由发题时计算）。后始了解，是主管官员临时把考的某一教程书籍在出试题的考官面前随意翻到某页，就出一道题，再翻到某页又出一道题。然后油印送到考场。因为题目是未经试官构思、综合条文拟出有学术性的题目来测验考生的水平，而仅是以严防泄漏题目采取如此简单的办法，严则严矣，但测验不出考生的学术素养，考试官也落得个不费脑筋，就条文出问答题应付了事。所以效果并不好。

笔试完毕，约一周至十天始发榜。经过有了初试制度，到重庆参加复试者亦仅200人。前几榜又有一些落榜者，参加笔试的约170至180人，最后录取约110名。

即学生入校经过一段课堂的预备教育和到各军种、兵种学校见习（约半年稍多时间），最后经甄别考试，即被淘汰三名。就在此制度特七期学员的甄别考试时，开始实行。因它未载入在招生简章中，故考生没有思想准备。

军令部早有整顿陆大校风之意，原定前两期就实行，被学校当局抵制了。从特七期以及稍晚半年入校的正则班二十期（台湾陆军上将郝柏村即此期学员）起，军令部勒令学校坚决执行，已报军委会最后批准。文件硬性规定最后三名淘汰。同学们说，每人一百分也有最后三名。于是大肆活动。特七期有中将上十名，少将数十名，且有黄埔一期同学项传远，是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当天就去侍从室活动，得悉文件尚在参谋总长何应钦办公室，又有同学认识何的随身高参（均先期同学）。反复研究后，拟了两条意见：第一，认为军令部每学期淘汰最后三名的办法并不完善。第二，为了提高学员的质量，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这条意见，十分冠冕堂皇，上级也挑剔不出毛病，就这样批准交学校执行。这份有关许多学员命运的重要文件，就这样变成了一纸空文，盖学校当局特别是教官们是站在学员一边，不会使一个学员不及格，特七期除因打麻将开除了一名学员（为首的）、记革了三名学员外，再无人受过处分。

军官学堂第一期分速成、深造两班。速成班学制为一年半，深造班学制三年。1907年冬速成班毕业。续招速成班第二朗，其学员来源，除北洋军各镇外，扩大到江苏、湖北两省编练新军之部队，学制改为二年。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深造班第一期毕业，计71人，以后被追认为陆大正则班第一期。同年农历9月，速成班第二期毕业，计72人，以后被追认为陆大正则班第二期。同年11月，正则班第三期入学，学员来自全国各编练新军，为普遍考选，学制固定为三年。第三期学员因辛亥革命爆发，中间停课，故延长一年，于1913年11月毕业。该校自创立到1911年，经六年经营，稍具规模，成为全国最高军事教育机构。

至清末，陆大共毕业三届学员，人数虽不多，但都成为新军骨干，其中也有不少具有革命思潮的人献身革命，在反清和创立民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各显身手，留芳后世。

第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保定“各将校学生，亦纷纷南下，齐集于招贤馆，冀为同胞有所赞助”。时值第三期学生在校，许多学生纷纷回各省各军，或服务于南京临时政府，或直接参加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他们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例如一期毕业生韩建铎和二期毕业生李凤楼等人，就是云南首义的重要人物。一期毕业生马毓宝不仅参加了江西九江的首义，而且在江西独立后，被推为军政府的都督。第三期毕业生何遂等人，曾参与了组织“燕晋联军大都督府”的活动，从而推动了清廷内院的革命运动，以后何遂参加了孙岳领导的国民三军，在反吴佩孚作战中立了战功。第三期学员李济琛等人还参加炸毁漕河和唐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的革命活动。

第二，有的在中国近现代重大的历史斗争中，为革命和正义的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4年10月23日，二期毕业生孙岳，时担任直系军阀京畿警备副司令，他与冯玉祥、胡景翼一道发动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的“首都革命”。在新成立的国民军中，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第三期毕业生李济琛，自1922年加入孙中山的北伐军后，历任广州陆海军大本营师长、广州国民政府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等要职，1933年11月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被推为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失败后一直从事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活动，曾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民革”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第三，有的毕业生在北洋政府的领导集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立之后，改清廷军咨府为参谋本部，在该部任职者，陆大毕业学员占了一半以上，并多为实权人物。如第三局局长张联棻、第四局局长姚任之，均为一期出身，第五局局长杨丙（后黄慕松继任）、第六局局长谢刚哲及参谋本部局长崔承炽和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等人，他们的权力足以左右参谋本部。据不完全统计，在前三期毕业生中，曾担任陆军部总长和各省督军、省长者有吴光新、张敬尧、熊炳琦、陈调元、靳云鹗、孙岳、王承斌、王怀庆、齐燮元等人。担任过陆大校长、教育长的有：师景云、熊炳琦、胡龙骧、阮肇昌、张国元、刘光等人。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军长、省主席以上职官的有：李济琛、陈调元、袁绩熙、方本仁、周凤歧、李竟容等人。但也有的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如齐燮元、张敬尧、鲍文樾等人。至于在北洋军阀军队中任军职及各级军事学校中任教官的人更不乏这一时期的陆大毕业学员。

陆军大学从第三期起，即不分速成和深造班，而仅招正则班，学制为三年。民国前三年（1909年）在全国新军中，普遍考选学员入校。第四期学员招于第三期毕业之后，文化程度较为整齐，大多为各省讲武堂、将校讲习所、军官研究所和军官学堂的毕业生，经初试和复试合格后录取。该期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首次招生，同时又刚刚颁布了新的条例，因而学员的文化素质高，生源分布广，数量也比较多。

正则班第三期毕业于1913年11月，共102人。

第四期学员于1916年12月毕业，该期正式毕业学员为122人，副课学员3人，旁听学员8人。该期毕业学员中，不少成为北伐军中将领和高级幕僚，以及国民政府时期重要军政人物。较为著名的有曾任晋绥军军长、先后任山西、河北省主席、军令部部长和陆大校长的徐永昌；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以及国防部次长的蒋介石亲信幕僚林蔚；曾任参谋本部次长、陕西省主席的熊斌；曾任陆海空总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及军政部航空署署长的葛敬恩；曾任参谋本部厅长的姚琮；曾任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副监、陆大教育长的周亚卫；曾任军事委员会驻川参谋团团长、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营主任、重庆市市长的贺国光；曾任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的王文宣，总务司司长项雄霄；桂系的主要人物之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举兵倒戈反奉的名将郭松龄；长期任西北军参谋长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骥；曾任冯玉祥西北军高级幕僚的刘汝贤；曾任东北军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在辽西、热东举旗抗日、后被张学良委任为军团总指挥的彭振国等。此外还有在北洋政府时期任过参谋次长的段云峰，在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任过军长的有王翰鸣、王普、许琨、黄胪初、霍原壁等人。曾任汪伪军事训练部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萧叔萱，也是该期毕业学员。

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毕业的陆大五个班期中，该期毕业学员人数最多，发展面较广，因而在民国史上有一定影响。

第五期于1917年1月入学。该期招生之际，恰逢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在部队服役期满二年之时，正好符合入学资格，此时又值陆大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所以该期学员中，保定军校的毕业学生就占了90%，文化和军事水平都高于以往各期。

该期于1919年冬毕业，共84人，肆业3人。该期较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第四军总司令魏益三，国民政府骑兵军军长门炳岳，奉军军长刘伟、直系军长徐寿椿，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等人；军委会的高级幕僚晏勋甫、晏道刚、欧阳任、佘念慈、方策等人；此外比较著名的是万耀煌，他曾任第十三军军长、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大教育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本期还有曾任师长、后任陆大教育长的王泽民，曾任军长后任参谋本部厅长及陆大教育处长的龚浩等人。曾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参谋长、后投敌做了汉奸的荣臻，也是本期毕业学员。还有一位刘凤池中将，历任第三十军教导师长、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抗战后代理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内政总署警政局长。

第六期于1919年12月入学，该期学生来源同第五期，唯因财政奇绌，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影响了教育，勉强维持到毕业。

该期于1922年12月毕业，共108人，其中肆业者4人，旁听6人。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的秦德纯；曾任陆大教育长的徐培根。担任军长以上长官的有，吴尚、杨效欧、安锡嘏、韩全朴、张会诏、程汝怀等人，还有曾任战区参谋长的邹文华，任过陈诚部参谋长的施伯衡，以及其他各部重要幕僚张樾亭、殷祖绳、王恺如等人，有任马占山的参谋长、指挥军队在江桥抗击日军的谢珂；还有曾任东北军、西北军要职，后来投敌当汉奸的鲍文樾、郑大章等。

陆大在停办一年后，于1923年8月招集第七期入学。该期生源同第五期。其间，校长由直系的师景云易为奉系的韩麟春。韩为办好陆大，“筹集经费，整理校务，不遗余力”，使学习顺利进行。

该期于1927年7月毕业，共74人，肄业12人。

本期毕业学员中较为著名的统兵将领有，孔繁瀛、吴化文、周岩、张文清、彭启彪、黄永安、赵镇藩、斯立等人，高级幕僚人员有，廉壮秋、刘书香、王纶、王皞南、阮永祺、徐旨乾等人。

第七期毕业后，第八期于1927年8月入学。此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抗拒蒋冯阎李联合的北伐。该期学员以奉系军官为主，招收的多为东北讲武堂毕业学生。因而学员中东北籍军人占多数，保定军校毕业生和其他各省军校毕业生仅占很小部分。

1928年春，国民革命军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开始，陆大学员纷纷退学，归回原部队，极少数参加了北伐军。校长韩麟春随张作霖退东北，学校因而停办。

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蒋介石即谋恢复陆大并亲兼校长，派该校第三期毕业学员刘光代理校务。经两月筹备，同年8月，招回离去的学员，第八期恢复上课。

本期于1930年11月毕业，共89人。该期毕业学员，不少人成了东北军中的军事骨干，如王秉钺、甘登俊、金奎壁、张竞渡、黄师华、张纯玺、刘德浴、刘震东等。该校招收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不少人成为北方领军的负责人，如先后任过第三十二军军长的宋肯堂和傅立平，任过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及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的周熹文等。本期毕业学员郗恩绥，后为陆大名教官，抗战中曾任战区参谋长；尹呈辅曾任参谋本部处长及军令部副厅长等职。

民国20年(1931年)底，由北京迁至南京薛家巷妙香庵旧址。隶属于参谋本部。主要培养高等军事人才。学员多为在国内外步、骑、炮、工、辎等军官学校修业一年以上者，或毕业于国内外军事航空学校的现役军官。入学后保留原职原薪。

因“一·二八”抗战，第十期延至民国21年4月开学。8月，在陆军大学内开办兵学研究院。研究课目主要为战略战术、战史、参谋业务、国防计划、后方勤务、国防总动员等。研究期满2年后，成绩优良者留校担任教官。12月，第十一期学员入学。在民国22年7月至民国23年间，国民党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第十、第十一期学员调往受训。民国22年11月，第十二期学员入学。民国23年2月，参谋本部呈准颁布《陆军大学附设特别班章程》，规定陆军大学附设特别班，培训少将以上高级军官，限额60—100人，学制3年。9月，特别班第二期入学。民国24年1月，第十期学员毕业，计89人。同时第十四期学员入学。民国25年12月，第十二期学员毕业，计65人。第十五期学员入学。民国26年6月，特别班第二期毕业，计133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迁长沙，继迁遵义、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除一部分留在重庆续办特别班第八期外，余迁回南京续办。设战术、装甲、空军、后勤、战史和参谋业务6个系。此外设有将官班。南京解放前，陆军大学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期学员在校，后撤至台湾。

在中国大陆上存在了44年的陆军大学，曾是民国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这里“陆军大学”是广义的，包括1903年2月至1923年8月办的保定军官学校，1927年到1949国民政府在南京的陆军大学实际上是由广州的黄埔军校搬迁而来。视军如命的蒋介石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他兼任陆军大学校长21年，在这里培训了许多高级指挥官和高级参谋人员。蒋军中有一条规定：陆大毕业的，才能任军参谋长。因此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参谋人员绝大多数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陆军大学在旧中国，可以等同于清华、北大、交大以及教会在我国办的协和、湘雅等医学院这样的学府。入校非常困难，称为“铁门槛”，极言难以考入。但这些学校，考入之后，等于端上了“铁饭碗”。而陆大则又极重同学关系，旧军队派系颇多，如果同在陆大学习3年，毕业之后，同学彼此之间基本上一视同仁。每期约百名同学中总有些“飞黄腾达”的，经其提携一下，总能谋个一官半职。退一步，也可以作个高参之类的官。假使不愿在官场应付，回到母校作教官，也可糊口。因此在陆大流行谚语中，有“金学员、银教官、破破烂烂是职员”之说。

陆军大学在筹建之时预定的培养目标是为培养参谋及要职武官，但在其创建初期更主要是为满足新军军官不足。袁世凯将军官学堂学员分成速成和深造两种，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深造科则为三年。

南京政府接管该校后，蒋介石即亲自兼任陆大校长。适值蒋介石整军开始，为获得更多的高等军事人才，在培养规格上也有所更新，于1928年创设了特别班。主要招收军队中校以上、中将以下，年龄在45岁以内的军官。学校原有的班次也改称为正则班。特别班的设立是陆大在培养规格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使许多按原来单一的军事教育模式不能接受高等军事教育的部队中高级指挥人员有了深造的机会，也有利于先进的军事学术在中国军队的传播。

就陆军大学的培养效果而言，陆大的创办使中国军队中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中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数大为增加，从而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指挥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它培养的六七千毕业生不断进入军队，逐渐充实到高级参谋和指挥岗位上，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交响乐的主要演奏者之一。而且作为一个军事教育机构，陆军大学在风云变幻的旧中国存在了四十余年，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它在办学的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为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特别是高等军事教育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在充分肯定陆大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时，对于其严重的局限性也绝不能视而不见。近代军事院校的建立发展始终都为新旧军阀所把持控制，陆大也不例外。军校为各军阀派系提供军事人才，成为派系形成的工具。比如陆大第八期，入学时正值奉系入关，所以这一期学员基本上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陆大则由替各派旧军阀服务改为替蒋介石这位新军阀戴绿帽子

旧中国的陆军大学，从1905年创办到1949年共有44年的悠久历史，不过训练了（包括短期班期）3000余人，而能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至多不过半数。陆大的校址几经迁移，创办时在保定，后迁北京，二迁遵义，三迁重庆山洞。抗战胜利后，除特8期留重庆外，余迁回南京，继迁广州。1949年，大部分教职学员随教育长徐培根迁到台湾，后改为三军大学；其余一部由研究院主任杭鸿志带回重庆，于重庆解放时起义，并将留在重庆的学校的一切设备及人员完整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西南军事大学高研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造，绝大部分教职学员均调至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陆军大学十一期毕业生文化程度高，比较严谨克制，十分遵从陆军大学的校规，学风比较好，特别是黄埔六期、七期毕业生占多数，主要学习通讯指挥作战、参谋业务及宪警侦查专业。涌现不少中将、少将等国民党将军。

黄埔六期生李仲辛以陆军大学第二名的笔试成绩，复试面试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进入陆军大学十一期正则班学习，三年毕业，抗战爆发后长期在基层部队担任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后出任九十四军一八五师副师长、六十六军一八五师少将师长，内战爆发后任75军中将副军长、整编七十五师中将副师长（时年36岁），豫东之战前任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

黄埔七期生刘云瀚则以陆军大学第一名的最好笔试成成绩，复试面试第三名的优秀成绩也进入陆军大学十一期正则班学习，三年毕业。曾长期在司令部和军政部任职，抗战后才调到国民党五大主力第十八军十一师任上校师参谋长，后任远征军少将副参谋长、办公室主任，文材不错，能写一手好诗，会考试，因长相俊美，白白净净，被称为“秀才将军”，由于培训资历的需要，又担任过十八师的少将副师长、第五师少将师长、并当过一年多的十一师少将师长，1946年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一厅副厅长、五厅厅长。1948年6月出任新五军中将军长，9月授陆军中将军衔，并晋升陆军中将。时年37岁。1949年1月任陆军司令部南昌指挥所中将副主任，8月随方天南撤广东时，被任命为胡琏的第十二兵团新组建的19军中将军长。后率19军参加金门战役。1950年5月，率19军从舟山撤往台湾。

李仲辛和刘云瀚是陆军大学十一期要好的同学，关系非常深厚。李仲辛的夫人周黛西和刘云瀚的夫人冯梦兰更是要好的闺蜜。和军统老板戴笠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交情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