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退休。担任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陆子修同志是中共十三大代表，中共安徽省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主编《农村改革哲学思考》一书；

所撰《论农业企业化经营》一文受到党中央总书记首肯，并被评为全国优秀论文；

《农村改革与发展几个重大问题的意见》一文，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以内部参阅文件印发中央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参阅。

一辈子帮农民讲真话

看到刚颁布的2005年中央1号文件，陆子修很高兴。

就在2004年年底，在陆子修参与的“安徽2070户农民调查报告”中，他们还呼吁：“像80年代一样，中央再连发5个1号文件，真正把农民放在重中之重地位，在硬投入上，一年解决一两个症结问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有希望了！”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住宿区，腊梅盛开，暗香四溢。陆家的门上贴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陆的字迹洒脱。在采访过程中，陆从书房里不断翻出调查报告，以及退休后出的《“三农”论衡》、《农村问题答案不在农村》、《第三次解放农民》等书。

“文章都是我自己写，从不找别人代笔。”

陆子修现年72岁，退休8年来比上班还忙。自上世纪70年代亲身参与促成“大包干”以来，陆子修30多年里始终都在思考“三农”问题，从未停止过为农民鼓噪与呼喊。

年轻时难忘一幕

“我当过记者，鼓吹过浮夸风，那是毕生难忘的一课。”陆子修说。

陆子修20岁出头时在安徽滁州的《来安报》当记者，24岁当总编，正赶上1958年的“三面红旗”时期。

不久，老百姓中开始出现饿、病、逃荒、死亡……陆的几个亲人也在那时饿死。这一幕幕惨景，陆无数次想起，都宛在眼前。

1961年，陆子修作为反“五风”工作小组成员，下乡听老百姓“揭盖子”，听到更多惨痛故事。

“我不是从文件，而是从农民口中，知道犯大错了。”“老百姓诉苦，说的最多的是那几年自己曾参与过的事，这教训太沉痛了！”

这一教训深刻地影响了陆子修的人生观、价值观。陆相信群众、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态度自始确立。

1964年7月1日，滁县地委创办《滁州报》，试刊号的首篇文章是陆子修写的《搞生产就是干革命》，1万多字的通讯写琅琊公社陡岗大队科学种田、兴建水利工程，由穷变富。文章发表后被《安徽日报》转载，陡岗经验也在滁县范围内推广。

陆子修当时在农民家吃住两周，日夜找人谈话。他问：为什么大搞水利？农民说：农民干革命就是搞生产。我们自己能吃饱饭，也能多给国家交粮。陆觉得，这是农民的一种精神境界。

“文革”中，此文成为滁县地委及陆个人搞“唯生产力论”的罪证。“我就不写脱离经济的政治。写的要么是经济，要么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那时就成了不讲政治。”陆子修说。

“大包干”背后风云

上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安徽的“大包干”，人们多对那群小岗人的“冒死分地”记忆深刻，却大多不知在此之前，小岗隶属的滁县地委（今滁州市）的风风雨雨。

陆子修1972年任滁县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总想着“在旧体制框子之下寻找新政策”。

1975年，全国普及大寨经验，陆子修在地委领导下，在滁县进行了一次“普及大寨经验”的调查，具体了解在学大寨活动中，农民的生活、生产、集体经济究竟如何，是否比学之前好。

统计调查的结果，用几句话形容，居然是“干活大呼隆，生产一窝蜂；出工不出力，分配不兑现……”。陆子修根据调查，写就《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报告，直陈时弊。不料，此报告使地委受到省里批评。

局面扭转，是在万里到安徽后。万里同志看到报告，觉得真实可信，于是指示滁县继续调查。根据滁县地委新的调查结果，省委出台了闻名全国的“落实农村经济政策6条”。

滁县贯彻“6条”，干部群众很受鼓舞，原来作风“漂浮”的干部都一齐参加劳动了。有的地方已包产到组，如来安烟陈公社已“定产到组”，天长的新街公社也将棉花地包产到户。但在1978年滁县市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时，这些秘密经验还未获准交流。有公社书记在会上质问地委：为什么有的地方搞得好，灾年大增产，经验却不让介绍？！

这事实上是因为“安徽6条”本身有禁区———不准联系产量搞责任制，不能包产到户。

会后，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和陆子修专程向万里汇报贯彻“6条”的情况。万里说，“6条”也不是框子，可以突破；可以在一个县范围内，找一个公社推广试验。

孰料，滁县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每个县都要求能够被试验；县委书记回去开区社干部会议，每个公社也都要求试一试。公社召集大队干部开会，大队说每个生产队都想试试看。如此不胫而走，奠定了此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的大包干就在此氛围中产生，小岗不过是其中之一。

讲真话语惊四座

“大包干”事过26年，陆子修脾性未改，依然执着于替农民讲真话。

“过去缺粮为患，现在成了粮多为患……你问我为什么，这说来话就多了！”1985年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陆子修，向国务院汇报《农村应由双轨制走向市场经济》。文中，陆说：老百姓骂我们说话不算数，“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陆还说，要农民多交粮、多出钱、多出义务积累工的合同，被农民说成是“不平等条约”。

“不少农民说，去年防汛抗洪时，中央领导人吃了那么多苦，解放军出了那么大力，处处为农民着想，我们农民一边看一边哭。希望总理为民作主，把农民税费负担降到一人一亩100元。等于农村再来一次大包干，我们就有奔头了！”这是陆子修和原江苏省委农工部长吴镕1999年4月提交给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一份报告的结语。领导同志专门批示：这篇调查报告根据大量事实和第一手材料，对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深层次原因作了大胆而透彻的剖析，反映的问题很具体，也很尖锐，值得认真研究。陆1992年担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写这封信时已退休。

《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与陆相交多年，在为陆的书作序中说：1979年以来安徽省以及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陆大部分都参加，他的发言屡次“语惊四座”。还有人评价说，陆不作空泛议论，根据事实讲话；不赶时髦，却常有前瞻性。

早在1988年，陆就撰文指出农业要企业化经营———与今日产业化异曲同工；1996年，他写了《应将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项长期国策》；2001年，他研究农村税费改革，指出不仅应减税费“扬汤止沸”，更应“釜底抽薪”，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

立言论宠辱不惊

迄今为止，陆子修牵头或直接进行了150余次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这些调查，广涉安徽农村经济、农村税费改革、劳动力资源、农民负担、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他也多次走出安徽，对广东、甘肃、新疆、黑龙江、吉林、浙江、四川等多个省份的农业农村经济以及劳动力市场进行调研。“农民没有专门组织给他们讲话，安南不都说卸任后去做农民么？”陆说。

陆子修较早开始研究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问题，较早呼吁重视民工潮。由陆子修等人于2003年策划拍摄的5集电影理论片《中国民工潮》，被广电总局授予2004年电影电视片一等奖。

“我也写过一亩十万斤的消息，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后来被委以重任，就始终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

退休后，陆子修的日子过得充实。这些年来，他的意见很受中央、省领导重视，常常能够被决策层采纳。“建言立论，一定要做到宠辱不惊。”“我们有不少经验教训，现在应该争取多以成功抵偿失误。失误，往往就出在凭书本出发、拍脑袋、经验主义决策，不注意研究新情况，不从实际出发。”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坚守（记者手记）

“现在有的干部，官做到一定份上，文章可以有秘书代劳，甚至书也可以由秘书代看，但是陆子修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说起陆子修，他的一位老友这样感慨。

从乡村小学教师开始，官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子修官做得也算不小，却始终爱往田间地头跑，喜欢与普通群众交流。众多调查、书稿，都是他自己的心血结晶，从不假手他人。

不懈追求真理、寻觅真知，陆子修与志同道合者保持交流，彼此砥砺。朋友中有普通农民，有温铁军这样的学者、专家，还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各级官员。2070户的农民调查问卷，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他的个人影响和魅力做成的。在调查研究形成报告之后，陆子修总是虚心做小学生，不断征求不同意见，超越不同意见以实现见解的升华。

调研辛苦，笔耕艰难，是什么动力驱使一位七旬老人如此锲而不舍？

陆子修总说，退休后干得再好，也不可能取悦于上，继续升官；乐在其中的原因，就是想为农民群体说点真话。

在采访中，陆子修常说的一句话是：“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多年来，成长自农村的陆子修，始终牵挂着农民们的点点滴滴。现在，“衣食父母”奔小康尚还艰难，“我们已经拿着高薪，过上都市生活，怎么能苟富贵，即相忘？”

这，就是陆子修的认识。

古人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最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如一。在陆子修的身上，记者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境界，一种对自己信念、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坚守。他从为农民大包干鼓与呼，直到今天为农民减负锲而不舍地深入调查，历时几十年，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管为官还是为民，他坚守着讲真话，坚守着人民利益大于天。什么叫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能够超越现实功利的诱惑，始终追求真理，理想主义激情永不褪色，就是先进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