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到广东帮助广东团省委工作，协助组织了1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1928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陆定一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担任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1930年陆定一回国后，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陆定一被错误地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28岁。遵义会议后，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

1940年底，陆定一奉命回延安。

1942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强调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提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陆定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陆定一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周恩来领导下，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7年1月，他发表了《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透彻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关于美国反苏战争口号的实际意义是侵略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关于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等战略思想，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陆定一兼任中央直属队政委，随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转战陕北，做出了出色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7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毛泽东同志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8年倡导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农村职业中学。

1959年，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员，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2年，他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长。

陆定一长期负责党的宣传文教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和发展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关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

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著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老山界》等等。

陆定一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任苏区共青团宣传部长，长征时任《红星报》主编、总政宣传部部长、陕甘支队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对长征的政治宣传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位出身于诗书世家的职业革命家文章写得很好，他还善于写诗。在长征途中，陆定一写了许多诗歌。在革命战争中，这些诗篇适应了斗争的需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但很可惜，这些不同寻常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首外，大都没有保留下来。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北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红军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族(当时称为“ 夷”)聚居区。由于历史上反动政府长期歧视与压迫少数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汉人，加上语言不通，更易造成误解。因此，通过彝族聚居区成为一个难题。中央决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关系，要求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为此，部队上下开展了一场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对内，教育指战员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风俗，严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对外，发布告，贴标语，向群众宣传，讲明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释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全文如下：

“布告诗”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人贫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民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朱德这张布告为“六言韵文”，或者称为“布告诗”，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朗朗上口，易记易传。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许多彝族群众就是通过这个布告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和红军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在动员时，也特别强调要执行、宣传这个布告。他对部队宣布：“彝人会射箭打枪，疑忌汉人，和我们语言不通，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民区。”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红军一路上不仅没有和彝民发生冲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群众参加红军。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布告诗”是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的。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的创造，并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同先期到达懋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远道而来的战士噙着热泪，在雪山脚下翘首伫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拥抱，两军都沉醉在狂欢的热潮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手中，战士们高昂的歌声震撼山河。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将长征与抗日联系起来；而张国焘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陆定一写下《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歌词如下：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雄弟兄。/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唉！/团结我们工农武装不可摧毁的力量，/坚决赤化川陕甘。/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唉！/为了实现抗日救国解放民族的事业，/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热情奔放、铿锵有力，不但讴歌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而且将中央的精神写进了歌词，通过传唱，使每个红军战士明了会师后的主要任务。这对于统一全军的思想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打骑兵歌

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经常遭到反动骑兵的袭扰，并屡屡受挫，这是长征以来遇到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中央军委于1935年8月6 日颁布了《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详细讲解了骑兵的基本特征及缺点，在各种情况下与骑兵作战的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项；刘伯承、叶剑英等分别讲授打骑兵的基本知识；红军各部也掀起学习打骑兵战术的热潮。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陆定一与杨尚昆的妻子、红军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戏剧教育家李伯钊合作写了一首《打骑兵歌》，将打骑兵的要点编成歌曲，在部队中传唱。

《打骑兵歌》的歌词如下:敌人的骑兵不需怕，/沉着勇敢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齐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歌词写成后，李伯钊配了曲，在《红星报》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兴趣，很快传遍了红一方面军的各 个连队。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很喜欢这首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回忆道：“这首《打骑兵歌》，寓战术要领于歌曲，情趣盎然，朗朗上口，广大指战员都喜欢唱。”歌曲获得如此广泛的反响，更激发了李伯钊的创造热情，于是，她又编了《打骑兵舞》，红军政治部通知各宣传队派人到毛尔盖学跳这个舞。歌舞结合，欢快热烈，红军战士们学习的兴致更浓了。一首好的歌曲所起的效果是难以估价的，据红一军团宣传队干部回忆：“《打骑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广普及，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以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一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陆定一同志的著名新闻学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是1943年春天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也是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中国第一次新闻改革的产物。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同时阐明了“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仆”；办报的人要有群众观点，办报要走群众路线。这些观点与当前我国中央领导要求新闻工作“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正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新闻体制改革。但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事业怎么开拓创新，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与办报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搞好新闻工作、加强自身修养的思想准则与行动指南。

第一，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即新闻的本源问题。“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并且进而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性质说”，阐明事实与新闻政治性的关系：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在阐明新闻本源的同时给“新闻”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定义。陆定一同志当时在文中强调的：“一定要认识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且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象很‘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系列至理名言与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是揭批德意日法西斯造谣的“新闻理论”、国民党反动特务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理论”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与“假、大、空”文风的锐利思想武器，还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加强自身修养的准则。论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重读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第二，是阐明“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论文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五要素”（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等）的观点，也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主张记者采访必须“亲自踏看”是对的，但同时指出这是很不够的。因为“五要素”俱全的新闻中还是有可能出现假新闻，因为记者“亲自踏看”还是有可能只见表面与片面，乃至被假象蒙蔽，而且记者不可能事事都能到现场。因此陆定一同志提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具体要求：专业的记者要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这些原则、观点与传统，至今继续有效。特别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办报、办广播电视、办网站等，都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来指导工作，万万不能以为是老生常谈而麻痹大意。

唐义贞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唐义贞比陆定一小3岁，出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唐义贞14岁进入董必武主持教务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读书，那时正是大革命时代，新文化运动活跃。她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冒着危险在车站、港口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给市民传递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向革命者举起屠刀。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也在莫斯科的陆定一，那时他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两人一见如故，在1929年结为夫妇。 1930年夏天，陆定一先她回国。不久唐义贞也来到了上海，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一起工作。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1931年5月，唐义贞要求去苏区工作的愿望得到批准，她和陆定一分别后，和何叔衡扮作父女坐海船在汕头登岸，沿着秘密交通路线，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定。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唐义贞协助苏维埃政府准备转移，不意有一天竟遇见陆定一，两人大喜过望。陆定一告诉爱妻，他被打成奉行调和路线的人，已被撤销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委员职务，几经辗转，才从上海来到这里。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个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她被取名“叶坪”。

1932年初，唐义贞担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并加入了党组织。这年9月，中央军委设立总卫生部，唐义贞任下属的药材局局长，并仍兼任厂长。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将孩子寄养在当地一位工人家里。一天，她突然接到陆定一的信，原来苏区团中央局在“左”倾思想指使下，指控陆定一犯了“右倾”错误，又撤销了他现任职务，他重新被派回上海去当团中央组织部干事。就在这之后不久，唐义贞还意外地遇见被押解着的面容憔悴的邓小平。她请看守将他带到自己的住处，用仅有的一个银元买了两只鸡，让邓小平打了一回牙祭。临走还让邓小平将没吃完的鸡带回他的禁闭室。 1932年下半年陆定一从上海经赣东北又回到中央苏区，他的案子也得到中组部平反，一对患难夫妻再次相聚。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恶果，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她，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把持苏区的当权者却在宗派主义影响下，无端开除了唐义贞的党籍。1934年11月，她随被派往闽西的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20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定。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自己的队伍。1935年1月中旬，部队处境日趋险恶，他们决定往江西方向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36师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的少共福建省委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身后事说：“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经过一场殊死战斗，困在乌蛟塘大山中的唐义贞等二十余人，终因寡不敌众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坚贞不屈的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

1943年11月，陆定一在延安得知唐义贞壮烈牺牲的消息时心都碎了。他失眠半个多月，在那些不眠之夜，怀念着英勇献身的亲人，思念着不知流落何处的骨肉――女儿叶坪以及不知性别和名字的另一个孩子。陆定一后来回忆说：“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严慰冰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婚姻，是陈云作主介绍的。严慰冰是一位才女，能诗擅词。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开学时正逢抗战爆发，她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即上了前方。与陆定一结合后，她抚养了3个孩子。 “文革”开始后，严慰冰成了林彪上台“祭刀”的第一个牺牲品。她写了封匿名信，怀疑林彪夫人叶群历史有问题，被打成要凶恶地“谋害林彪全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1966年4月被捕入狱，身陷囹圄13年。写匿名信是严慰冰个人行为，但也株连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严慰冰的母亲过瑛老人，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到达延安。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七十高龄，竟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并于1968年冬天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严昭、严梅青、严萍，也无一幸免地被关进秦城监牢。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六年，批斗时眼睛被打伤，还被打断两根肋骨。严慰冰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于1978年12月无罪释放。陈云80寿诞时，严慰冰前去祝贺，陈云亲笔书写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给严慰冰。一身是病的严慰冰于1986年辞世，终年不足70岁。

本来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就动过去江西寻找失去前妻及儿女下落的念头，但是由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没有成行。到了晚年，他思念愈炽，总觉得这种牵挂，生前该有个了结。他拜托了江西、福建两省有关政府部门。他们为寻找革命前辈和烈士留下的儿女，尽了最大的努力，详细研究唐义贞烈士的生平事迹，到处查找有关线索。所幸唐义贞托孤的陈六嬷仍健在，最先找到的是当年抚养在范其标家的儿子小定，随后才在江西赣南一个县里，找见了他的女儿叶坪一家。 1985年春天，长汀县人民政府在唐义贞烈士英勇就义的四都下赖村，竖起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与陆定一失散五十余年的一双儿女也被寻找回来，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儿女。陆定一知道这喜讯后，和儿女们取得了联系。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外孙赖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从未见过面的外公。外公仔细看了他们寄来的各自家庭和孩子们的照片。当看到女儿叶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孙女，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时，老人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因为，这孩子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对于将要到来的团聚，老人和儿女、孙辈，彼此都很慎重。儿女和孙辈考虑到老人已过八旬高龄，体弱多病，不能让他太激动。而老人方面，又觉得和失散多年的儿女、孙辈团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纪念的大事，要选择好日子和好地点。他选择了在江西南昌见面。 1987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南昌一家旅舍，陆定一和失散多年的亲人们重聚。按陆定一的要求，外孙女穿着红丝绒旗袍同他见面。相见的那一刹那，真似五十多年前青春焕发的唐义贞形象的复活。外公拥着自己的外孙女痛哭失声，满座的人都默默饮泣。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留下了陆定一的亲笔题辞：“义贞知己，我的夫人。”

无锡和京城故居

位于无锡市西河头28号，为清末民初建筑，房屋前后三进，有数十间房屋，第三进为转盘楼结构，带有后花园。 陆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在无锡西漳，在1925年“五卅运动”的波涛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后，他先后历任团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宅原是美国钢铁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在1918年用建协和医院的剩余材料为其父母建造的一所住宅，直到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才离去。1946年1月，这里成为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驻地，后为龙云家所有。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居住在此，去世后仍归龙家。

该宅院现存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坐北朝南。院西墙中南部辟一大门出入。门南侧有一座四角攒尖顶方亭子。院内房屋稀少，北部五级水泥台阶上为宅院的主体建筑，为一幢中西合璧式房屋，“工”字形平面，混凝土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一层，中式大屋顶，中间为庑殿顶，四角为四角攒尖顶，均为灰筒瓦屋面。南部中间有一露台。院中栽植海棠、苹果及槐树等花草果树。庭院中甬路呈S字形。院内散落有石狮、石观音等雕刻，西南处地面上有圆形龙纹石刻。

1984年1月10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情况较好。

1996年5月，陆定一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无锡太湖边的华侨公墓。

2016年9月29日，经中央批准，陆定一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新墓地。

陆定一同志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较高，青年时代翻译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在延安时期，曾参与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工作。他注重调查研究。1991年他85岁高龄时，还主持编辑了他从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亲自撰写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简练的文笔颂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陆定一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高度的党性，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他作为早期从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共青团的工作，对青年一代寄予了无限期望。

陆定一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章，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廉洁奉公，生活朴素，不争名利。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维护团结。他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

陆定一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奋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陆定一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陆定一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