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徵祥在彼得堡任职十四年，作为驻俄使馆主要的翻译官，熟悉俄国情形，参与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及甲午战败后向俄法借款、与东省铁路公司签订筑路合同等重要的中俄交涉的通译工作。他处事谨慎细密，老练明快，颇得历任公使器重。其间，陆徵祥还参与圣彼得堡国际铁路公会、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等历练，了解许多外交交涉内幕，深刻体会到“弱国外交”的痛苦，也认识到了国际法的重要性，逐渐养成了忍耐持重的品格。在倍感艰难的交涉之事外，他在俄国还自学俄文、英文，以至于过度劳累，健康受损。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905年11月18日），为派驻专使筹备参与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事宜，清政府赐陆徵祥四品卿衔，命其出任首位驻荷全权大臣（出使和国大臣），并“兼办保和公会事宜”。此时，胡惟德因夫人病逝，请假离俄，陆徵祥奉命代办驻俄使臣事，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3月8日，才抵达荷兰海牙赴任。临行前，得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接见，并获赠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Order of St.Stanislas）。他到海牙之后，开设公使馆，呈递接任国书，结束了以往驻荷公使由驻德或驻俄公使兼任的历史。

在驻荷公使任内，陆徵祥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荷兰政府强制华侨加入荷国籍的问题。他在与荷兰订立《中荷领事条约》中，载明华人依荷法律加入荷兰国籍后，若返国仍为中国公民。关于领事的权利和义务，也参照荷兰与日本签订的协定为先例，经过协商作出比较合理的规定。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陆徵祥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在会上，他与南美洲的一些小国代表进行联络，共同反对英、德等国所提出的按国力强弱划分国家等级并以此作为选派国际捕获审判员的基础的议案，使这一提议未被通过。陆徵祥还积极支持按罗马字母的次序，排列各国先后的次序，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国际惯例。他还在海牙冒险接待过流亡国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关照他不要去俄国、避免被引渡回国的危险。

陆徵祥长住外国担任外交工作，娶比利时人为妻，能说流利的外语，讲究应酬交际，因此很受外国人的青睐，在本国外交界也是个知名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对陆徵祥也很赏识，在奏保外交官中，曾说他“通达时务，虑事精详，上年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保和会派为专使，凡于国体有关事项，据理力争，曾不少诎，尤能洞察列强情势，剀切敷陈，确有见地”。

宣统三年（1911年），陆徵祥奉调转任驻俄公使。当年10月，在培德的动员下，在彼得堡改信天主教。同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被清廷任为内阁总理。袁世凯一面对南方革命军又打又拉，一面对清廷施加压力，促清帝退位。这时梁士诒受袁世凯的委托出面联络各方，密电陆徵祥，授意他配合袁世凯的活动。12月25日，陆徵祥联合了一些驻外使节致电清外务部，劝清帝退位，电文劝告清帝不要“以一人位号，涂炭海内生灵”。这一电报正好给袁世凯的逼宫活动助了一臂之力。

南北和谈结束、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30日任命陆徵祥为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参议院开会通过正式外长任命时，绝大部分的议员都投了陆徵祥的票（只有两张反对票）。陆徵祥当时仍在俄国，感到国内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外交局势，当外长担子很重，有些犹豫，回家与培德商量，得到了鼓励，于是回国就职。培德也被任命为礼官处的女礼官长。

回国前，熟悉清廷官僚积弊的陆徵祥，提出了就职的三个条件：一、外交次长应为一长于英文者，因陆所长为法文；二、他部不得向外交部荐人，袁世凯也不例外；三、陆对外交部有自主权和指挥权，别人不得干涉。袁世凯完全答应。到北京就职之后，陆徵祥努力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改组外交部。首先，他提出一个新的外交部组织法，提请国会批准，按规章切实遵照执行。其次，改驻外使、领馆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担任。第三，加强对驻外使领馆的管理，防止驻外公使在其所辖范围内独断专行，还建立预算和汇报制度、电报密码制度等。陆徵祥本人也比较注意培养青年外交人才（关于其在第一次外交总长任内的具体措施及成果，参见“主要影响”部分）。

民国元年（1912年）6月，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而属意由陆徵祥继任。陆徵祥表面上无党派，常标榜“超然主义”，实际上只能听命于袁世凯。

陆徵祥先出任代理总理，6月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过，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祝贺。于是陆徵祥便奉命组阁。同盟会虽同意他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内阁”抱抵制态度。7月18日，陆徵祥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宣布行政方针，并按袁世凯的意向，提出补充六个阁员的名单。他在会上用以拉近与参议员距离的客套语被一些人认为失当，进而被讹传为“补充阁员名单”就好比“开菜单作生日”，成为政客攻讦他的把柄。出于反袁目的，阁员将他提出的人选一一否决，致使新内阁流产，并演变成全国性政治风波。后经袁世凯以武力威胁和收买拉拢的办法，使参议院通过另外提出的五名阁员的议案，但陆徵祥却因受到失职弹劾而称病不出。

辞去总理数月后，陆徵祥改任赵秉钧内阁的外长，民国二年（1913年）4月参加了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为袁世凯筹集内战的经费。5月，又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基议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协定“草约六款”。因被参议院否决，不久便退出内阁，改当袁世凯的外交顾问。

民国四年（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又起用陆徵祥接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陆徵祥与外交次长曹汝霖一起，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于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发表声明，声明除第五号五项“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

陆徵祥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于5月25日与日置益正式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亦称“民四条约”）和换文，计有关山东、南满条约二件，换文十三件。内容是关于福建、汉冶萍公司及旅大租借期延长等问题。总之，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的内容大都包括在内。26日，陆徵祥出席参议院会议，回答关于此次交涉的质问，详细陈述交涉始末和当时政府困难情形和苦衷，力图自圆其说，委曲求全。“民四条约”签订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会未予批准，陆徵祥遂通电辞职，但未获批准。他经手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心里也感到很大压力。

同年10月，由于袁世凯公开推行帝制，国务卿徐世昌预感到政局危机即将来临，遂托故辞职，袁世凯命外交总长陆徵祥代理徐世昌的职务。12月，陆徵祥正式担任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他虽反对帝制，但因袁世凯待之太厚，又认为其人才识过人，尤富魄力，希望他能振兴中国，故竭力辅助。次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再次起用徐世昌任国务卿，陆徵祥继续任外长，至袁世凯于6月病逝时为止。

民国六年（1917年）初，当北京政府内“府院之争”白热化时期，陆徵祥被聘为段祺瑞内阁所设的外交最高委员会委员。他主张中国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加入到协约国方面。12月起，陆徵祥在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三届内阁中连任外交总长。

民国八年（1919年）1月，陆徵祥以外交总长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与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外交次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在人民的推动下曾向“和会”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有：（一）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二）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但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的要求全被与会列强所拒绝，而日本夺取的山东权益却被明文载入对德和约。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在国内人民和旅法华侨、留法学生共同斗争的推动下，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终于采取了近代外交史上的一项历史性行动：“公共决定，不往签字。”

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这一举动，使世界为之震惊，开创了在国际舞台上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以后中国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陆徵祥一行回国时，受到各阶层人民盛大热烈的欢迎。

陆徵祥回国后仍任外交总长，至民国九年（1920年）8月辞职，逐渐淡出政坛。他看到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痛打亲日派的行动，对外交总长工作心有余悸，也对由于拒签和约受到人们的谅解感到欣慰。

陆徵祥自巴黎回国后，便决心退出政坛。民国十年（1921年），他偕培德赴欧休养，并计划靠出售瑞士罗加诺益别墅的收入和先前购买的大量法国战争公债本息，到意大利罗马养老。但因一连串意外，使生活陷入困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接受北京政府驻瑞士公使的任命。同年10月，兼任出席国际联盟代表。继又任驻荷兰及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以前，他曾以北京政府代表身份多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培德在瑞士病故。次年（1927年）5月，陆徵祥护送培德的灵柩返回比利时布鲁塞尔安葬，自此完全退出外交界。7月，他进入比利时布鲁日（Bruges）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Abbey Saint-Andrew’s）。10月，正式进入该院请愿班并行更衣礼。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进入修士班，第二年1月进入三年圣愿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发终身绝俗大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升为司铎。他刻苦钻研基督教神学，信仰很是虔诚。

陆徵祥虽身居异国，仍不忘祖国的安危。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十分关心，也以实际行动加入抗战行列，“尽其所能地为祖国利益服务”。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陆徵祥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用法文发表了《满洲问题评判—以公教立场评判日本侵占东四省事件》（法语：L’invasion et l’occupation de la Mandchourie jugées à la lumière de la Doctrine Catholique par les écrits du Cardinal Mercier，一译《以天主教教义看对满洲的侵略和占领》）一文。文中说：“凡是背叛真理的人，迟早要受真理报复。所以我把关于这回流血的侵略及不道德的占领满洲，以公教道理，宣示世界，俾握政权者醒悟占领人之土地，将来亦必受真理的责难。”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顾维钧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与日本代表辩争，陆徵祥多次提供意见。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他负责编辑《益世报》海外通讯，用“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介绍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思想和行动，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与友人的信件中，陆徵祥表现出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坚决主张抗战到底，“死中求生”。

比利时被纳粹德国侵占后，陆徵祥不惧盖世太保的干扰和威胁，坚持在比利时各地演说，给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人民带去了心灵上的慰藉。由于陆徵祥频繁进行反纳粹宣传，盖世太保将其逮捕，并警告说：“不许公然集会，否则将被视为破坏分子送往波兰。”获释后的陆徵祥不但没有听从“劝说”，反而更积极地进行演说。结果，他被盖世太保写进“黑名单”，幸亏曾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总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极力阻止，才没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陆徵祥利用组织人们祷告的机会，向比利时人民通报了这一信息。9月24日，随着盟军解放比利时，陆徵祥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圣安德诺修道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声誉甚高的陆徵祥一度成为中国首位枢机主教人选。在抗战胜利之际，2名专程从国内赶来比利时的记者采访了陆徵祥，陆徵祥一方面对于曾替袁世凯签署“民四条约”向国人表示忏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异常兴奋，感慨终于“在有生之年得见祖国一雪前耻。”深知“弱国无外交”的陆徵祥还期望国内当权者能以抗战胜利为契机，大力发展国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2日，为了嘉奖陆徵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陆徵祥为比利时根特（时译“刚城”）的圣伯铎禄修道院（Abbétitulaire de Saint-Pierrede Gand）荣誉院长。此后，陆徵祥受天主教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之邀，认真考虑回国传教，但因年迈体衰无法成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15日，陆徵祥病重，住进比利时布鲁日的黑衣修女病院（Clinique de Soeures Noires）。

1949年1月11日，布鲁日主教来探望陆徵祥，提到中国，说：“中国占病人的半个心。”陆徵祥听后，伸出三个指头，主教会意说：“中国占院长之心四分之三。”他含笑点头。1月13日，陆徵祥对侍者说：“整个地为中国！整个地！整个地！”这句话被视作他对自己后半生的评价。1月15日11点07分，陆徵祥安详辞世，终年78岁。他去世之后，被葬在圣安德肋（Saint-André）修道院。

论及陆徵祥的外交贡献，应首推其对外交部的改革、外交人才的培养。他历经驻俄使馆十多年学习、训练与历练，外语能力、交涉应对及对西方文化、国际局势的了解，都有长足的进步，在清季外交官中脱颖而出。从民国元年（1912年）3月30日到9月22日，陆徵祥出任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并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于任内对外交机构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改革：

1.革除外交衙门旧习，辞退不合格人员

在清朝时，各国公使都以到外交部门为忧。陆徵祥刚到北京，就按荷兰公使的建议，命人把外交公署前的沟渠疏通好，使得各国使节大为欢迎。

清廷时，中国官场当时最大习气是不按时到署办公。为清除这种恶习，陆徵祥要求外交部人员按章办事。他身体不好，却按时早到办公，以身作则，一扫外务部过去散漫、拖沓的作风。

陆徵祥到外交部后，下今把外部旧员一律免职，经过选择重新任命。还辞退了从前很得慈禧太后的宠爱、在外务部最有势力的于厨子。除去大公害，使外交部的面貌焕然一新。

2.拟订新的外交部组织法

陆徵祥认为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工作，即在组织一现代化的外交部，厘定外交部组织章程，替民国的外交打一健全的根基。基于此，他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拟订新的外交部组织法，并提请国会批准。民国元年（1912年）10月8日，《外交部官制》正式颁布。按照该官制，外交部主要机构及职掌如下:

外交部设一厅四司，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和庶政司：总务厅掌机要、统计、铨叙、会计、庶务以及收发保管文件和条约、密电码，调查编纂交涉专案、翻译文书、公布文书等事务；外政司掌领土交涉、禁令与诉讼、公约及保和会红十字会事务，外人保护及偿恤、国籍事务；通商司掌开埠、设领、通商、行船、保侨、路矿、邮电外债等交涉及延聘外人等事务；交际司掌国书及国际礼仪、接待外宾、核准本国官民受勋及对外颁勋事务；庶政司掌传教交涉、游学游历、使领馆及各种公费、经费，在外本国人民刑法律，公会赛会等事务。

《外交部官制》的制定和实施，就使中国外交职有专门，责有专司，名实相符。

3.改驻外使领馆为专业机构，使领馆人员一律由职业外交官充任

陆徵祥认为，驻外使团业务具有专业性质，需要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任职。他宣称，只要被推荐的人没有受过外交专业训练，自己决不接受。在陆徵祥任外交总长期间，连大总统都从未把他手下或亲友中的任何人推荐给外交部。清朝派往国外的外交使节，往往既不懂又不会说外语，在驻外使团任职被认为是官场升迁的捷径。因此，陆徵祥的这一命令，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效率，而且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

4.全面调整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的关系

以前，中国外交界的做法是：“中国驻外公使可以领到他驻外任期3年的全部经费，包括他自己的薪俸、使馆经费以及馆员的薪金。此外，还可以领到其所属领事馆的经费和领事的薪俸。”在其所管辖的使领业务上也独揽大权。陆徵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其一，要求所有使领馆馆员、领事、副领事必须经过北京外交部委任，而不再有驻外公使自行携带、任命；其二，使领馆的经费开文必须编造预算，报部批准，其中必须说明人员数目、级别、薪资及使馆各项开支所需津贴，预算按年度编造，经费则按月汇拨；其三，建立驻外使馆的定期汇报制度，电报往还，不只和从前一样使用密码，而且密码不时改变，以策安全和保密。这就使外交部与各驻外使馆间的关系建立在比较科学的现代化的基础上。

5.注重培植青年外交人才

陆徵祥是职业外交家，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凡遇有志有才的青年，他都尽力提携。顾维钧、罗文干等，初入外交部工作，都得到他的提拔和重用。陆徵祥还制定了三项原则：第一、外交人员均要经过考试；第二、选择标准要打破省界；第三、多选通外语者。他后来自豪地说：“现在有三位大使，十四位公使，都是我当日的青年——我那时培植六十余青年，我决不用私人，只选择青年培植希望造成一传统外交人才。”

陆徵祥的上述改革使外交部成为完全现代化的机构，培养了大批外交人才，可谓卓有成效。其建立的外交体制与人事规范，历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大致延续，堪称北洋前期最重要的外交官，也是民国外交的奠基者。记者陆铿曾说：陆徵祥比较得意之作，即主张外交“超然主义”，无党无派，八任外长，进行三次外交事务改革，从组织架构到专业训练，为提高中国外交人才素质，奠定了基础。他建立的高素质职业外交官团队，让民国外交在国际颇享盛名。

陆徵祥个性谦退低调，能忍辱负重，韧性十足，经手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外交事务，诸如：海牙和平会议、中俄商约谈判、外蒙谈判、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洪宪外交、参战外交以及巴黎和会前后的交涉工作。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被认为是陆徵祥“最被诟病的两大外交失败”，不但国人交相指责，陆徵祥也自称：“回溯三十年来：一误于廿一款交涉，再误于巴黎之败北，既无以对民国，复无以对自己，良心上积此二大罪，亦足为一世之罪人。”但这两大交涉似乎都不尽然是失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陆徵祥以外交总长身份负责主要的谈判工作，与日本公使日置益逐条逐字磋商。自民国四年（1915年）2月2日开始谈判，经二十余次会议讨论，中国始终坚持以尊重中外成约、不损及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违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为原则进行谈判，对日本所提各款再三辩驳。日本乃于4月26日提交最后让步案24款，并提示归还胶澳办法，希望中国尽快接受。陆徵祥仍针对东部内蒙古、汉冶萍公司以及第五号各款表示无法同意。5月1日中国提出新修正案，日本不能满意，决心提出最后通牒，经元老阁员会议、御前会议，决定将第五号要求除福建一款外悉数撤回，以此为日本政府最后立场，7日将最后通牒致送陆徵祥。袁世凯政府经紧急商议后，认为日本将最严苛之第五号各款保留，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乃决定接受日本条件。

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民国四年（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外交部签署《中日民四条约》。由“二十一条”原案与《中日民四条约》约文比较，可知中国完全接受者仅第一号总纲及第一款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条，其余各款或由日本自行撤回，或改以换文方式约定，或将原案修正语气、限制范围。中国虽于“南满”“东蒙”部分损失甚多，然迫使日本将于中国主权损害最重之第五号条文除福建一款外全数撤回，其他各款也多有修正，使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减至最低程度。日本勉强取得了“胜利”，但也埋下巴黎和会中日竞争山东问题，引发“五四运动”中国民众强烈反日的种子。

和会筹备阶段

巴黎和会是陆徵祥遭受最多误解与责难的交涉，然而从“驻比使馆保存档”来看，当时的内政外交情势复杂诡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陆徵祥力主中国参加欧战，以打破国际孤立处境，取得参加战后和会资格，争取挽回欧战期间丧失的国权。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陆徵祥再任外交总长。此时欧战已近尾声，北京积极准备参与战后和会，当时规划将山东问题依中日成约处理，同时拉拢美国，希望能协助中国在和会中摆脱条约束缚。这个“亲日联美”外交构想于15日阁议通过后，陆徵祥即训令驻美公使顾维钧向美国政府试探。11月11日欧战停火后，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参加和会，并与顾维钧讨论中国拟提和会条件。21日陆徵祥指示顾维钧告诉美方：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依恃为唯一援手，要求协助废除《辛丑条约》。陆徵祥同时训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安排他赴日时与日本政府应酬，并商洽在巴黎和会两国合作事宜。然而22日顾维钧电告北京：美方对中国之亲日势力表达疑虑。陆徵祥立即训令他向美方明确解释中国没有亲日。

由于美国表示中国不可既联美又亲日，北京外交面临棘手抉择，作为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的陆徵祥商定大计，倾向于“联美制日”。12月1日陆徵祥自北京启程，到达日本前突然生病，临时取消所有应酬，只与日本首相及外相会晤，与外相商谈和会事宜时，陆徵祥含混地表示中日在和会依成议合作。其后他路过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并在美方协助下，让护法军政府的王正廷加入代表团，完成名义上的南北外交一致。民国八年（1919年）1月11日抵达巴黎后，陆徵祥在顾维钧协助下与美国代表团密切接洽，确定“联美制日”方针。后来中国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与废除《民四条约》问题，日本方面认为陆徵祥严重背信。

从和会开始到拒绝签约

陆徵祥法文娴熟，兼有外交手段，在和会中表现不俗。民国八年（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陆徵祥继英、法、意及加拿大各首相之后演说。25日第二次大会讨论五个分委员会成员时，他操巧妙之法语，表强硬之态度，主张中国参与国际联盟委员会、海口及水陆交通委员会等。在筹备和会时，陆徵祥就十分重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主张的国际联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可以在巴黎和会受大国待遇，有五名全权与会，到巴黎后才知道只有两名可列席大会，全权之排序就成了棘手问题。陆徵祥在路过美国时，已答应王正廷排第二位，和会开幕前他建议北京排序是：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和魏宸组，并将此名单次序开送大会。1月20日国务院电陆使排序改为：陆、顾、王、施、魏。陆徵祥又将此全权顺序调整为：陆、王、顾、施、魏，正式送交大会。全权顺序引发了许多纷争，加上顾维钧与美国代表团关系密切，又于28日在十人会中对山东问题发言一鸣惊人，更让施肇基、王正廷眼红，代表团内部会议于是变成为王、施二位全权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顾的集会。为此，陆徵祥多次请辞代表团团长职，北京不断慰留，至3月7日晚中国提交《山东问题说帖》法文节略及《德奥条件说帖》后，他就悄然离开巴黎出走瑞士。北京政府几经斡旋，最终在3月28日确定陆徵祥任“全权委员长”，主持“所有和会事宜”，这才使代表团的内斗稍缓。

中日在和会中激烈竞争山东问题。4月中下旬，和会最高会讨论山东问题，陆徵祥与顾维钧出席为中国辩护，主要是顾维钧发言。但因大局势不利，最后美日妥协，让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之经济利益，日本保证归还政治权益。随后，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也呈现解体状态，基本上只剩下陆徵祥与顾维钧苦苦支撑，想尽办法争取保留对德和约中的山东条款。6月份陆徵祥身心俱疲，住进疗养院，其他全权不敢负责，只有顾维钧经常赴疗养院与陆徵祥商讨对策，努力奋战。然而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保留，代表团内部对于是否签字意见纷歧，北京政府的指示又模棱矛盾，至28日和约签约典礼前，陆徵祥决定顺应舆情，拒签和约，典礼后两小时方接到北京政府不要签约的命令。正因此举，他回国时，受到了国人的欢迎。

陆徵祥曾形容自己：“在我的一生中，都尽力成为一只小老鼠，小老鼠小心翼翼地钻进首领的办公室、教宗的办公室及天主的办公室，尽力不被任何人发现。小老鼠致力观察伟人言行，然后快速地回到自己的岗位去实现所观察到的一切。而且定时的再溜进他们的办公室继续观察来判断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错了就可以立刻调整。”

袁世凯对陆徵祥很是赏识。还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袁世凯就认为他“通达时务，虚事精祥……尤能洞察列强情势，剀切敷陈，确有见地。”到陆徵祥受命组织“超然内阁”受阻、提出辞职时，袁世凯不允道：“该总理久历欧洲，于世界大势了如指掌，自任职以来各国驻使过从欢洽。本大总统方为得人庆，现当政治革新之际，内国政治多与外交相关，本大总统与该总理向无一面之缘，所以相需甚殷者，正为国艰难择贤而治。”袁世凯还为此招待参议员说：“长外交者其他不易选择，陆总理前在海牙和平会于外交界上，为吾国第一有馨誉之人……此席（总理）以之相属，实为鄙人所最满意者矣。”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陆君恂恂下人，出言有章，盖一绝好欧西绅士之风度。然其体质即羸，一见若弱不胜衣者。又其谈吐超俗，似于吾国之社会人事不甚融解者。记者退而语吾之同人，此君涉足于中国今日政界，犹以一叶泛于波举风发之大海，未有不颠覆者。若其水波明静，则轻篙孤桨，飘飘何啻神仙中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陆徵祥晋升司铎时，驻英公使郭泰祺撰文祝贺，称赞他“翊赞共和，综理国务，主持坛坫，历聘欧西，无不竭股肱之力而加之以忠贞”，“伟烈丰功，震中铄外”。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顾维钧致函陆徵祥，称赞他“关怀祖国，虔祷和平，悲天悯人，慈光博大，曷胜欣仰”。

中国近代小说家、历史学家蔡东藩：

中国近代学者徐一士：“陆徵祥早任壇坫，中陟中枢，晚作畸人，洵近世名人之自成一格者。”

中国近现代政论家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评价是：“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若袁世凯之果决，陆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陆宗舆之机变，蔡廷干顾维钧等之活动，皆前此历次对外交涉所少见者。”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唐振常：“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当始于辛亥以后之袁世凯及历代北洋政府，……在这一代可数的著名人物中，有伍廷芳、伍朝枢、陆徵祥、曹汝霖、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等。”

中国现代历史学者唐启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李学通：“他在临终之时，依然为‘世界不安，和平条约尚未签订……第三次世界大战工以避免’，以及国内政局的‘黑暗图画’而忧心忡忡，‘日夕求主垂赐佑庇’。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宗教家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披览他晚年给刘符诚的这些书信，纵观他‘入穴探虎’‘扬名显亲’的修院生涯，有人也许会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但恐怕没有人能不被他甘于牺牲世俗享受，为树立中华民族的国际尊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人类文明携手发展的理想而苦心孤诣奋争二十余载，直到埋骨异域的事迹所感动。从尘封的历史中，一个千山独行、义无返顾的爱国老人和卓越的人文主义宗教家的形象正在愈益清晰地浮现出来，并且把深刻的现实意义带给了当今的世界。”

陆徵祥曾向罗光回忆道：“马关条约后，许钦使（许景澄）大声叹息，谓我说：‘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收复失地，洗尽国耻’。中国人善忘，马关一事早被人忘了，我则遵师嘱常记着马关。做外交总长时，请林琴南先生写‘不忘记’三字，下注马关二字，挂在办公室里。”但是，陆徵祥在任时期，不仅无法做到“洗尽国耻”，反而和国家一起一再蒙受屈辱。这种欠负感和“弱国无外交”的无力感，被研究者认为是陆徵祥“从巴黎和会之后就自动逐渐离开了外交政坛中心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最终出家隐退的逻辑起点之一”。

曾祖父：陆泰林

曾祖母：殷氏（或阴氏）

祖父：陆德昌

祖母：张氏，光绪十二年（1886年）去世。葬于上海肇嘉浜斜桥伦敦会公墓。

父亲：陆诚安，一作陆慎安，字云峰或荣峰，道光十五年（1835年）生，信奉基督教，是外国传教士所雇佣的传教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901年3月16日）在籍病逝。研究者推测其葬于上海江湾。

母亲：吴金灵，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生。咸丰四年（1854年）与陆诚安成婚，育有一女一子（即陆徵祥）。在生下陆徵祥后患水肿病，在光绪四年（1878年）去世。葬于上海肇嘉浜斜桥伦敦会公墓。

姐姐：名不详，因病夭折。

妻子：培德·博斐（Berthe Françoise Eugénie Bovy），比利时人。她的祖父曾任比利时军队参谋总长，父亲为国王随从武官。培德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9月14日，比陆徵祥年长15岁零9个月，但陆徵祥生前多称夫人比他小1岁。两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2月12日在圣彼得堡圣凯瑟琳教堂依天主教礼仪结婚。因这一婚姻违犯了娶外国女子为妻的外交官大忌，并与中国风俗抵触，故遭许景澄、杨儒反对。婚后培德被排斥于外交场合长达八年。另据陆徵祥的旧属周国壎晚年回忆，陆徵祥早年似曾在南汇娶妻金氏。出使瑞士时，周国壎办理过“间月汇寄南汇金宅之用款”。研究者认为该文系晚年追忆之作，故“细节上错误甚多”。

养女：陆礼立（Lily Lou）

许景澄。陆徵祥曾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间担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的翻译。许景澄对陆徵祥很赏识，勉励他要“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团员，讲求公法，研究条约，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彼此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陆徵祥曾说过：“没有他（许景澄），我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决不会成为修道院修士和教士。”后来他专门为许景澄的文集作序，也认为自己受许景澄影响，“二十年来，循而行之，获益匪浅”。陆徵祥每遇一事，必想起许景澄的训诫，直到逝世前三天凌晨一时许，还呼来侍者，说：“我愿向我先师致一言，先师，我愿谨遵您昔日的遗训。”

陆徵祥“一生最亲近的四友”分别为颜惠庆、曹汝霖、顾维钧及刘符诚。在临终前不久（1949年1月1日），他嘱咐秘书爱铎代写一封短简，留给四人。其中刘符诚（1881—？）青年时与陆徵祥相识于荷兰海牙，民国初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继而与陆徵祥结为异姓兄弟。后经陆徵祥领洗加入天主教。二人私谊极为深厚：刘符诚是陆徵祥在修院的主要经济资助人，对他有求必应。陆徵祥始终称刘符诚为“弟”，自称“小兄”。而顾维钧在民国初年初入外交部时颇受陆徵祥赏识，二人在巴黎和会期间密切合作，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面对内外困难，能努力争取国家权益，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陆徵祥淡出外交界后，与顾维钧仍然保持联系，二人有多封信件往来。

陆徵祥晚年著有法文回忆录《回忆与随想》。该书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2月正式出版后，因市场反应热烈，不断再版，并有德、意、荷、葡、西、英等各国文字的译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陆徵祥联系曹汝霖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想将《回忆与随想》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张元济约请徐诚斌翻译，但因时局关系，此译本最终未能面世。到201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才由王眉翻译，经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底，陆徵祥著成《人文携手》一书，其中说：“集合西方之文化与中国之文化，集合西方之思想家与中国之思想家，彼此如能确实互相了解，则他们相合所发扬之精神与思想，力量之大，造福之广， 谁可窥其涯岸？”他自述想借助此书“简明地说出我对东西两方在文化上合作所有的思想”。

此外，陆徵祥在比利时修道院的个人档案则以《陆徵祥文书》电子文件的形式公开。2024年出版的《陆征祥往来书简》则收录了陆徵祥与亲朋故友往来的700余通手札。

在蔡东藩所著《民国演义》中，于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五十三、第五十六、第一百二、第一百三、第一百四、第一百九等回出场，基本记录了陆徵祥在民国初年参与的重大事件，并进行了些许艺术加工。其余如网络小说《十二年故人戏》、电视剧衍生小说《觉醒年代》中亦有陆徵祥的形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