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01 19:40
陆洪恩（1919—1968），指挥家，生于上海。1937年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钢琴。1950年初进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演奏员，1953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指挥。1956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及常任指挥。20世纪60年代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施咏康的交响音乐《黄鹤的故事》和《东方的曙光》等，并录制唱片。
陆洪恩, 中国指挥家，1919年4月1日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音乐, 曾在徐家汇天主教堂管风琴师汤履道指导的唱诗班上担任独唱, 并随汤先生学习钢琴。1937年, 陆洪恩考入上海国立音专, 师从丁善德教授主修钢琴, 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同时随汤履道一起向音专应尚仁教授学习声乐。陆洪恩与李德伦、秦鹏章、韩中杰等结为同窗好友。他们都是一代精英人才, 日后皆成为创立新中国指挥艺术事业的先锋与干将。
1941年, 陆洪恩自上海国立音专毕业。经黄贻钧先生介绍, 成为导演费穆创办的上海艺术剧团小乐队的成员。该乐队在黄贻钧的领导下, 为费穆排演的话剧《杨贵妃》和多部电影配乐。陆洪恩在乐队中担任钢琴演奏员。陆洪恩和黄贻钧从此志同道合, 情趣相投, 亲如手足, 休戚与共。陆洪恩多才多艺, 引起费穆导演的极度关注。于是他大胆委托陆洪恩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改编为话剧剧本, 供其剧团排演。陆洪恩果不负众望, 经他改编的剧本, 由费穆导演在中国首演获得成功。当年的影片《三毛流浪记》闻名遐迩, 该影片音乐由王云阶、陆洪恩和秦鹏章编写, 其中有几首乐曲则由陆洪恩指挥录制完成。在此期间, 陆洪恩还担任过《时事新报》的记者, 发表过不少乐评和专访文章。然而在“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 陆洪恩还不得不在饭店、酒吧、舞厅充当“洋琴鬼”, 方才勉强养家糊口。解放前, 陆洪恩担任上海实验电影工厂的音乐负责人。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 同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陆洪恩终于迎来了能全面施展其才华的新时代。
1950年, 经黄贻钧推荐, 陆洪恩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演奏员。陆洪恩以其非凡的才智与勤奋刻苦的精神, 无师自通, 练就了一手演奏定音鼓的绝招 (如360度弧度演奏法) 。同年, 黄贻钧、陆洪恩、秦鹏章为赵丹主演的影片《武训传》配乐, 陆洪恩还担任该影片配乐的钢琴演奏。但正式放映的影片片头, 赫然显示的字幕仅为:“音乐黄贻钧陆洪恩”。岂料影片《武训传》于1952年遭遇全国规模的批判。陆洪恩迫于政治压力, 也出于为黄贻钧解围的仗义之举, 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检讨文章。而秦鹏章因影片漏登其大名反而幸免于难。
此后不久, 陆洪恩借武训之口用上海话作打油诗一首自嘲:“弟本姓武, 小名曰训。死已百年, 骨肉无存。忽有导演, 动我脑筋。搞七念三, 拍成电影。还有寿头, 是黄贻钧。叽里咕噜, 替我配音。弄到结果, 大出毛病。人民日报, 一篇社论。全国轰动, 骂我山门。我在阴曹, 亦受批评。活鬼闯祸, 带累死人。下次创作, 千万小心。文艺方向, 为工农兵。如再弄错, 勿讲面情。罚入地狱, 九十八层。当牛作马, 永不超生。”可见, 陆洪恩并未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沮丧;此次批判, 客观上也未对陆洪恩艺术事业的前程构成威胁。相反, 社会和公众对陆洪恩的认可、赏识与重用却与日俱增。
1953年, “军乐司令”罗浪在上海组建军乐培训班, 由钱仁康、陈传熙、黄贻钧、陆洪恩、吴国美 (陆洪恩夫人, 钢琴家) 担任教员。作家曲王西麟, 指挥家刘进恩、程寿昌、吕蜀中等师从陆洪恩, 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音乐培训, 为日后献身音乐事业奠定了成功的基础。陆洪恩为培养新中国第一代音乐人才, 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 陆洪恩与陈传熙经过专业考核, 成为上海交响乐团副指挥, 协助乐团团长、首席指挥黄贻钧工作, 从而组成了引领新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事业、卓有成效的三驾马车, 并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榜样。
1954年, 陈毅市长正式任命陆洪恩为“上海乐团交响乐队副队长兼副指挥”。翌年, 陆洪恩升任交响乐团副团长。他在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 对上海交响乐团未来的发展和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曾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建议。
1956年夏, 北京隆重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在此期间, 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亲自安排并主持, 邀请上海交响乐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各国驻华使节举办专场音乐会。音乐会由陆洪恩执棒, 成为展示新中国交响乐艺术成就的一次盛事。
在此前后, 陆洪恩在指挥录制唱片方面颇多收获, 如于1953年由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奏的《团结舞》 (作者不详, 78转粗纹胶木唱片, 上海人民唱片公司出版, 片号3057) 、陈天戈曲《青年舞曲》 (1955年中唱上海分公司出版, 乐队同前, 片号550108) 、郑德仁编曲《东方舞》 (1956年出版, 公司、乐队同前, 片号561328) 、诺罗敦·西哈努克曲《恋歌》 (1957年出版, 公司、乐队同前, 片号570452) 、郑德仁编曲《回忆》 (1957年出版, 公司、乐队同前, 片号571622) 、施咏康交响诗《黄鹤的故事》 (1960年出版, 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片号601550-55) ;同前一曲 (33转中密纹唱片, 片号M-241) 、李伟才管弦乐《小放牛》、徐德义曲《晚会圆舞曲》 (乐队同前, 片号M008) 、黎锦光编曲《送我一支玫瑰花》 (舞曲, 乐队同前, 先后共出三版:M-049、M-301、M-459) 和施咏康交响乐《东方的曙光》 (1960年出版, 乐队同前, 片号BM-6020) 。 上列弥足珍贵的成果, 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新中国唱片制作业从筚路蓝缕的阶段至初具规模的成长历程。
五六十年代, 陆洪恩先生对音乐教育事业和普及交响乐的社会活动不遗余力。解放初期, 陆先生编著的《中学音乐教材》 (黄贻钧、秦鹏章修订, 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1950年初版, 1954年改订第六版) , 是一本青少年们喜爱的音乐启蒙手册。
1966年5月, 批判“三家村”已成席卷全国之势。当月28日, 陆洪恩仍以他一贯的刚直不阿的作风直抒胸臆。陆先生语惊四座, 掷地有声, 他说:“吴晗说海瑞是清官, 说得对,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历史上有清官, 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邓拓的话我赞成, 《燕山夜话》切中时弊。”“廖沫沙的文章, 我看不出有什么错误。”“如果摆事实讲道理, 邓拓就讲对了。你们讲我是修正主义, 如果这也算修正主义, 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因此, 陆洪恩先生当即被单位的“革命派”以“现行反革命罪”扭送到上海第一看守所。陆洪恩先生在狱中受尽了折磨, 其身心遭遇了残酷的摧残。然而身陷囹圄的陆先生, 为保护自己的家人, 几次提出与妻子离婚, 而夫人吴国美宁愿接受下放劳动改造的惩罚, 也不愿和自己的丈夫离婚。面对死亡, 陆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其毕生崇敬的乐圣贝多芬和他的亲人。陆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道:“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 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 工农兵应当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 逐步熟悉交响乐。”当年陆先生的这一真知灼见反而被视为反动言论。陆先生艺术家的尊严被剥夺殆尽, 但先生仍保持一身傲骨, “不自由, 毋宁死”。陆先生向狱友刘文忠先生嘱托两个心愿:若有机会, 一要替他去维也纳向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二要寻找被遣送到新疆劳改的独子陆於为, 并告诉他, 他父亲是怎么死的。1968年4月27日, 在上海文化广场, 陆洪恩被判处死刑。
在吴国美的四处奔走和多方支持下, 陆洪恩“现行反革命”一案获得平反昭雪。1979年9月26日, 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为陆洪恩举行了追悼大会。
学生：王西麟
2009年6月23日, 陈昊苏先生在致陆於为的信中写道:“照片中反映我们父辈之间的友谊, 我看了很觉得珍贵。当年我父亲对上海交响乐团及音乐界朋友给予很大支持, 而你父亲陆洪恩作为交响乐团领导及常任指挥, 也为上海音乐事业的发展及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谨向您及家人表示亲切慰问, 相信老一辈人们为上海做出的贡献将鼓励我们后人继续奋斗, 迎着未来高奏交响。”
2010年, 中国当代作曲家王西麟将其为怀念恩师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题献陆洪恩先生”。此曲于同年11月6日在苏黎世, 由弗朗西斯科·帕特指挥瑞士巴塞尔小交响乐团 (陈萨演奏钢琴) 举行世界首演。2011年11月19日, 由谭利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 (陈萨独奏) 在北京首演。2013年11月23日在台湾, 由钟耀光指挥台北市立国乐团首演此协奏曲的国乐版 (江赐良移植, 独奏:陈萨) ;并将由瑞典BIS唱片公司录制成CD后, 于2013年年底在全世界发行。王西麟作为一名“置身于人民的苦难之中”、有良知的音乐家, 为陆洪恩、为众多被冤屈的政治罹难者, 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深信:有朝一日, 陆洪恩的塑像终会屹立在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的发源地——上海, 作为“老一辈人们为上海做出的贡献将鼓励我们后人继续奋斗”的一个象征。今后, 亦将会有更多的赴维也纳的中国音乐朝圣者, 在拜谒乐圣墓地的同时, 为陆洪恩先生向贝多芬墓碑献上一束鲜花——在纪念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唯一的、唱着贝多芬交响乐赴刑的烈士的同时, 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