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的组织得到普遍发展。在根据地农村，普遍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在机关、单位、学校，有3名党员以上的地方，都建立了党支部。有些地方党支部还设了党小组。同时，根据当时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中共陇东地委就如何搞好机关支部建设进行研究讨论，作出具体规定。1945年7月，中共陇东地委作出《关于加强党务工作的决议案》，确定了发展党员的目标、任务、对象，提出在没有党员或党员少的地方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发展对象主要是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青年、参加“三三制”政权的优秀分子。老区主要在中农和富裕农民中发展，新区主要在佃、雇、贫农中发展。发展的方法是一般经过个别谈话、小组和支委会讨论通过，区委批准。1945年，陇东分区共发展党员568名，党的队伍得到充实和发展。

经济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一环。全民族抗战时期，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贸业都得到长足发展，改善了军民生活，巩固发展了后方，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渡过难关，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坚持和争取抗战胜利，陇东军民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的号召，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1939年至1943年，陇东分区（庆环分区）共开垦荒地40多万亩，比原耕地面积扩大了十分之一，增产细粮5万石，相当于陕甘宁边区当年粮食增产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陇东粮仓”的称谓享誉陕甘宁边区。

1943年4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1000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带领下，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小凤川屯垦。经过两年艰苦努力，三八五旅七七○团共垦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修建营房400多间，架设“七七桥”一座，修筑公路50多里，同时利用大、小凤川一带的森林资源，办起了山货加工等作坊10余处，开展木材加工、山货编织、酿酒、采蜜、烧木炭、割漆、熏香等多种副业生产。部队还养牛、羊、猪、鸡、兔等，不仅解决了肉食供应，还用皮毛制作了不少被服，使昔日荒凉的大、小凤川变成了米粮川。

1943年，抗大七分校师生来到华池县东华池、豹子川和合水县平定川等地办学和开荒种地。当年开荒8197亩，收获细粮1250石，蔬菜52万多斤。1944年全校开荒达6万亩，收获细粮5650石，生产蔬菜300万斤，还养猪1300余头，羊1100余只。到1944年11月底，共纺线553斤，制作棉衣2860套，织毛袜810双，织手套489副。

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穿衣问题，陇东分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种植业，组织群众种植棉花。1942年，全分区共种植棉花740多亩，收获皮棉7400余斤。1943年，分区各县都种植棉花，仅庆阳县就种植棉花1100亩。1944年，全分区棉花种植发展到3万亩，收棉约15万公斤。同时，各级政府还动员妇女开展纺线织布的竞赛活动。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全区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

陇东分区还注重发展畜牧业，政府以贷款扶持等措施，引导群众发展畜牧饲养。1943年全分区大家畜发展到11.5万头，羊66万余只。畜牧业的发展，既给群众增添了生产畜力，也提供了紧缺的皮、毛等副产品。

陇东地方党组织带领根据地军民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相继办起了纺织、造纸、被服、制革、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化工、农具等一批初具规模的军、民用产品加工厂，产品除保证根据地内的军需民用外，还有部分外销。到1941年，陇东根据地由各县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工厂达到17个。主要有纺织厂、造纸厂、火柴厂、卷烟厂、肥皂厂、制毡厂、毛毯厂等，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到1945年底，陇东分区公营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公营工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地方工业的骨干。

在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同时，陇东根据地党政组织还注重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商业贸易，增加财政经济收入。1939年7月，庆环分区专员公署在曲子县设立光华商店曲子分店。1945年，光华商店陇东分店拥有总资金1.3亿元，支店发展到13个，成为陇东根据地公营商业贸易的主体。后来又相继成立了盐业公司、土产公司、贸易公司等商贸机构，基本形成了边区、分区、县“一条龙”的公营商业体系。

为了推动全区贸易事业的发展，陇东分区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坝、三岔、苦水掌、长舌头、湘乐等处关隘乡镇设立了8处对外贸易口岸，1941年6月，陇东贸易分局成立，先后在西华池、曲子、驿马关等地设立贸易站，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使根据地内的市场繁荣。1944年1月至11月，总计从国统区输入布匹450514匹、棉花1122075斤，以及纸张、药品、日用百货等；从边区销往国统区的食盐19996435斤，牲畜和羊52256头（只），以及皮毛、甘草等土产。

陇东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促进了物资流通，活跃了边区经济，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困难，为巩固后方、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坚持围绕弘扬抗战文化、凝聚民族精神这个宗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武器。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陇东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教育事业特别是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陇东分区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县共有学校278所，其中完全小学11所，模范小学18所，普通小学190所，女子小学9所，私学50所。各学校都采用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教材，运用形式多样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到1945年，陇东分区共新建民办小学160所、私学88所，占学校总数的89.2%，在校学生达到5172名。

随着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中学教育应运而生。1940年3月，边区政府应陇东分区的要求，决定在陇东分区创办陇东中学，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1940年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分别题词。陇东中学创办之初只有11名教职工，首届招生122人，设为师范、中学、预备（文化补习）3个班次，学制为1年。到1945年，陇东中学教职工增至37人，有教学班7个，学生330人。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中等学校除了陇东中学外，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陕北公学新正分校等中等学校也在陇东根据地的新正、新宁办过学，其办学时间虽短，仍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为后来陇东发展中等学校教育提供了初步经验。

在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的同时，陇东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教育也卓有成效。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在全边区开展“扫盲识字突击运动月”活动，当年冬季形成高潮，仅环县、曲子、固北3县共办冬学58处，学员719名；识字班369处，学员2424名；夜校20处，学员225名。

在开展社会教育中，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还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冬学、夜校、识字组、民教馆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到1940年底，陇东分区6县及新正、新宁县相继创办了民众教育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共办冬学80处，学员1334人；夜校239处，学员3182人；识字班374个，学员2390人；半日校62个，学员1124人。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陇东分区创办了《陇东报》《民众先锋》等20多种报刊，为宣传革命真理，教育、鼓舞人民和打击敌人，发挥了重大作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陇东分区的文化活动更是充满生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此期间，延安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陇东挖掘素材，创作了小说、诗歌、戏剧、通讯等许多载入文学史册的优秀作品。《刘巧儿抗婚》故事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陇东民歌，被誉为“黄土歌魂”。在数以万计的红色艺术经典歌曲中，从陇东分区革命沃土中诞生并迅速唱红陕甘宁边区、响彻中华大地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绣金匾》三首民歌，对于宣传革命、瓦解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经典之作，传唱不衰。同时，也涌现出了孙万福、汪庭有、刘志仁等一批民间歌手和农民诗人。陇东社火中的云朵儿（又名地飘儿），在20世纪50年代经著名舞蹈家陈爱莲提炼加工，改编成为轰动国内外的《荷花舞》。

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陇东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一块可靠、巩固的大后方，一边加强自身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民主政权，一边发展生产，踊跃支前，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批物资，使陇东成为特定时期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保障战时物资与供给，在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领导下，陇东根据地人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踊跃支援抗日前线，倾其所有捐赠物品，慰问八路军前线抗日将士。1939年，根据地群众捐献毛袜1118双、毛手套1267双、毡袜子1872双、羊皮手套890双。1940年，当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传到庆城，广大群众纷纷捐资劳军，慰问八路军部队。小商贩梁月亭原在国统区西峰经商，饱受国民党军队的欺压，被迫来到边区的庆城经营。他处理掉自己经营的一部分商品，购得50件毛衣、100双袜子、50双手套转送给参战的八路军将士。仅在1943年的9个月中，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猪肉755公斤，羊68只，鸡838只，蔬菜23135公斤，及黄酒、毛巾等物品。

全民族抗战时期，根据地广大妇女共做军鞋20多万双、袜子5万双，纺线6000多斤，织布8万多丈，捐粮20多万斤，捐猪、羊、鸡5000多只（头），柴草20万斤，以及蔬菜等物，有效地改善了部队的食宿与给养，支持了抗战事业。

为保障前线抗日将士和边区政府的粮草及物资供给，陇东根据地人民勤俭节约，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帮助部队运输给养，积极参加战勤服务。从1941年至1946年，陇东分区共交救国公粮21.4万石，年均为3.6万石。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按照边区政府战时动员法令和规定，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1年至1943年，新正县先后组织投入人工9997个，出动担架463副，大车1025辆、驮畜5134头，为八路军部队转送伤员，运送粮草物资，并派民夫12020人次修筑工事。仅在1942年，环县动员民夫14617人次，支援八路军修筑工事，抽调牲畜703头，转送军粮军火等抗战物资。从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3886个，畜力58150个，运输粮食12404石，饲料296229公斤，以保障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全民抗战的号召，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和人民武装部队，出现了妻子动员丈夫、姐妹动员兄弟、母亲动员儿子、爷爷奶奶动员孙子参加八路军的感人事迹。1939年，环县有202名青年应征入伍，新宁县扩兵59人。1939年12月，华池县12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元城区抗日自卫军营长高文秀，带领自卫军一个连集体参加八路军，受到陇东分区嘉奖。1940年，环县征兵54名，新正县扩兵70名，华池县7天完成扩兵300名的任务。从1937年到1941年，单是曲子县就将500多名优秀青年送赴抗日前线。1939年到1945年，华池县有1734名、新正县有1016名青年参军。1941年，新宁县110人参军。1945年7月，陇东分区在全区扩招兵名额为2850名，广大青年积极应征，征兵任务如期超额完成。

同时，陇东根据地还把大批农民组织成自卫军。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抗日自卫军条例》，12月，庆环分区扩大自卫军11629人，编为80个连，231个排，863个班，活动于各县、区、乡，成为配合留守部队对敌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拥军支前，不但加速了革命力量的汇集，成功地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陇东根据地的封锁与进攻。同时，密切联系了党群、干群和军民关系，实践了党的“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面向群众”的基本路线。1943年1月，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陇东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分区专员马锡五、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给予高度赞扬。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成为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区和陕甘宁边区主要的后勤保障基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