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后，又大规模进兵华北，企图吞并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对侵略者步步退让，使国家处于危难之中。陈一光、王子可等许多热血青年对国家的安危和前途都充满了无限的忧虑。陈、王二人闲暇时，常常避开人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王子可的叔叔王百川和王鉴贤，一个在北京大学，一个在清华大学，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王子可在两个叔叔的熏陶下，对革命和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陈一光则受王子可和学校进步思潮的影响，也对共产党有一些认识。后来两人都产生了放弃学业、投身革命的念头。1937年1月，王子可先离校投身革命，一个月后，陈一光也离开鲁西中学，踏上革命道路。

1937年初，经王子可的三叔王鉴贤介绍，陈一光到太原加入“山西青年军政训练班”，接受抗日救国教育。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联合阎锡山，在山西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迎接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团结全民抗战的重要策略之一。1936年初，蒋介石军队以“剿共”为名开进了阎锡山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山西。阎锡山哀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在我党的一再努力下，在红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感召下，阎锡山终于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在山西首先树起联共抗日的旗帜。经阎锡山允许，薄一波等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组织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7年2月，陈一光加入“牺盟会”。当时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及彭雪枫、周小舟等人先后来“牺盟会”讲话、做报告。在这样一个抗日救国的大学校里，陈一光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进一步认识，同年4月，他加入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即早期中国抗日青年组织)。

“七·七”事变后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大都是中共党员和“牺盟会”、“民先”组织的成员。参加“决死队”后，陈一光被编在第一纵队第一大队第二队当班长。1937年10月，经周风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陈一光又到驻在晋东南的“决死队”一纵第二大队第五队当指导员。共产党在晋东南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一光所在的第五队迅速扩大到100余人，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总队政委薄一波亲自听取陈一光的工作汇报，并对他加以赞许，认为他有组织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他便将陈一光派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工作，开辟新的革命领域。“民大”是阎锡山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爱国批准建立的，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1938年1月，陈一光在“民大”第三分校任连队政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秘密动员和组织“民大”的青年学生参加八路军和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他按党组织的指示，积极投人了新的工作。在他的宣传动员下，连队中大部分学生投向革命队伍。这惹恼了阎锡山安插在校部的亲信，对陈一光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调陈一光到校部工作，实际上是对其进行政治考察和秘密监视。两个月后，“民大”三个分校合并，中共地下党员杜新源为学校负责人，对陈一光的审查自然被解除，学校重新安排他到新连队任政治指导员。后来为便于工作开展，学校成立中共党团组织，上级领导指任他为党团书记。

1939年秋，蒋介石背弃在“西安事变”时许下的诺言，不断制造磨擦，掀起反共高潮，随后阎锡山也撕下抗日假面具，大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疯狂逮捕共产党员。一时间，山西到处是白色恐怖。阎锡山在“民大”的爪牙怀疑陈一光是中共党员，下令调他到司令部“工作”，实则是诱捕。“民大”中共地下组织得到情报，紧急通知陈一光。陈一光未来得及带上组织关系，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三分校学习。在这里，陈一光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较大提高。

1940年4月，陈一光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之后，组织调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扭任党支部委员。同年秋天，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的粮食来源极为困难。按中央统一部署，学校组织了若干个征粮团，到延安周边各县征粮。陈一光担任其中一个征粮团团长，去延安地区甘泉县征粮。在征粮过程中，陈一光依靠群众，认真贯彻党的征粮政策，做过细的群众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同情。陈一光领导的这个团，很快完成任务，返回党校。

1940年底，陈一光被凋到党校干部处作干事。一年后，组织上又送他到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学习。西北公学是党中央的情报学院，是专门培养和造就情报工作人才的摇篮。陈一光在班里担任党支部书记。1943年，陈一光被任命为学校生产科科长。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陈一光组织师生们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陈一光在延安共度过5个春秋。多少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他感到收获特别大。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和军队挺进东北，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陈一光参加了东北干部团。组织上原准备派他到东北做情报工作，后因形势发生变化，又决定他去建昌县工作。1945年11月下旬，中共热河省委任命陈一光为建昌县公安局局长。这时的建昌县由于地处山区，情况复杂，人民群众“正统”观念较强，总认为国民党及其政府是“正统”，共产党是非“正统”，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我党在建昌县的群众基础较差，打开工作局面很困难。另外，共产党刚刚接收建昌，立足未稳，国民党反动派便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当地恶霸于大川讨来国民党委任状，网罗一批伪满残渣余孽和地痞流氓，组成国民党第四保安支队，伺机进攻建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伪职人员倒向敌人，建昌县三大股土匪又经常出没，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工作初期，陈一光身边仅有从延安来的3名同志。在县委的领导下，公安局首先抓武装建设，充分发动和宣传群众，吸收贫苦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作，县公安队伍有了较大发展，为以后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正当公安队准备配合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民主政权的时候，于大川率反动地主武装保安队进犯建昌县城。陈一光当即奉命率领公安队保护接收的敌伪档案和物资向凌源转移，途中几次击退截击的敌人，安全到达目的地。在凌源，公安队将叛首于清瑞等3名顽固分子枪决，有力地震慑了倒戈投敌的叛变分子。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陈一光带领公安队随县委机关两进两出建昌县城，紧密围绕县委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公安队四处活动，与敌人展开游击战，捐大户、救贫苦，平民愤、除奸反霸，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1946年3月以后，在县委领导下，农村各地建立了基层民主政权，搞反奸除霸运动。1946年7月，将土匪牛保明(建昌三大股土匪之一)匪帮的第二号头目抓获。为削弱牛匪的武装力量，公安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牛匪盘踞的大东营，与匪首谈判，迫使牛匪交出20多支枪和一定数量的弹药，换回他的二号头目。1947年3月，建昌县解放后，牛保明被镇压，其手下的小头目马焕臣投奔朝阳国民党军，随即被派回建昌搜集情报。不久，马焕臣和同伙落网，公安队采取分化瓦解政策，放他出去，并以此为诱饵，一举将国民党特务、蓝衣社员孟昭望等抓获。1946年12月，另一股土匪王安合部活动猖獗，几次围剿不见效果。于是公安队根据王安合吃软不吃硬的特点，派人与其谈判，用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其降服。到1947年3月，建昌县大部分土匪被消灭，新生的革命政权牢牢地占稳了脚跟。陈一光受命任建昌县公安局长期间，正是东北解放战争最艰苦阶段，环境极为险恶，斗争极为残酷，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革命精神，率领县公安队转战建昌各地，积极配合县委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建立巩固的基层民主政权。建昌县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公安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11月，陈一光转任锦西县公安局长，1948年4月又任热东(十八)专署公安处副处长。

锦州解放后，1948年12月，陈一光到锦州市公安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等职。刚刚获得新生的锦州城，社会治安情况十分复杂，公安工作任务特别繁重。一是国民党潜伏了一批特务、谍报组织。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猖獗，不断制造破坏事件；二是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五台山道”、“后天道”等，利用封建迷信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动宣传；三是伪满时期的宪兵、特务、警察及国民党遗留的散兵游勇等相互勾结，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而进城后公安力量相比之下十分薄弱。在这样的形势下，经市委同意，市公安局在社会上招收了一批政治思想好的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政治业务培训后，分配到各个基层派出所工作。公安队伍由进城时的百余人，发展壮大到500人左右。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和辽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横扫残敌、清匪反霸、搜捕特务、取缔反动会道门和登记反动党团分子的群众运动。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破获国民党保密局系统、国防部二厅系统、绥靖纵队和中统系统布置的潜伏谋报组17个，逮捕首要分子57名，缴获电台8部。其中有谋划暗杀李兆麟将军的主犯阎慰民、绥靖二大队中校副大队长兼参谋室主任姜戴仁、国民党锦州市长韩德身、国民党锦州警备司令部少将督察处长杨兆民、绥靖二大队第四指挥室中校主任高文厚等。此后锦州的社会治安很快得到好转。

接管锦州之初，为了人民的安宁和新生政权的巩固，陈一光冒着还未散尽的战火硝烟，发扬战争年代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整顿社会治安。他身先土卒，深入基层，踏遍城乡治安重点区域，坚持每晚到公安分局、派出所、街道了解情况，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他们抓户口普查、抓治安管理、抓公安基础建设，抓对敌斗争，掌握了公安工作主动权。那时，从市公安局到派出所，全体公安干警几乎没有在夜间11点以前睡觉的。基层民警不仅熟知管内常住人口情况，而且对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及特种行业管理等情况也了如指掌，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类不良分子的动向。到1949年9月，锦州市公安局共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17个(包括国民党保密局系统，国防部二厅系统、东北华北2个“剿总”系统、中统局系统等)，国民党军队中的谍报组织10多个，共逮捕首要分子59名，缴获电台9部，枪数10支，使国民党潜伏之敌遭到毁灭性打击。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锦州的社会治安又趋于动荡。一些公开的、暗藏的地主、土匪、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以及反革命残渣余孽，以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蠢蠢欲动，一时间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有人造谣污蔑，蛊惑人心，煽动破坏，胡说“共产党长不了，国民党快要回来了”。国民党军中校团长、保密局锦州站特务刘亚洲，谩骂政府，造谣惑众，勾结建昌县i匪秘密组织“游击队”，伺机武装暴乱；原国民党锦州市长兼锦州炮兵司令韩德身，从北京被迫缉回来后判4年徒刑监外执行。当学生到他家宣传抗美援朝时，他公然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又拿出国民党的“市长委任状”，把宣传员轰了出来。还有一些国民党残余分子纠集在一起，组织所谓国民党“中央政府突击队东北支队”、“热辽剿共联军”、“反共义勇军”、“中国青年反共抗俄职合会热辽外围联络站”等名目繁多的反动组织。有的武装股匪乘机烧杀淫掠，抢劫偷盗，扰乱社会秩序。已被取缔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妄图死灰复燃，阴谋变天复辟。“一贯道”头子刘彬等多人合谋，成立“一贯道辽西办事处”。地主分子韩德昌和伪满汉奸肖寇英、杨云亭等相互勾结，大肆恢复“一贯道”活动，在市内三保街摆坛扶乩，吸收道徒，造谣惑众，扩大反动组织。那些被打倒的地主分子，有的暗藏杀机，叫嚷夺回失去的“天堂”，疯狂反把倒算。面对这严重的局面，陈一光决心带领全市公安干警再次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1950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不久，锦州市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并成立由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长、市法院院长、工商界代表、民主人士参加的“处理反革命分子审判委员会”，陈一光参加了审判委员会。市委还决定由市公安局承担镇反运动的具体工作，并由陈一光挂帅，成立镇反运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陈一光兼任办公室主任。市政府任命陈一光为锦州市军法处长。1951年4月，陈一光在市政府召开的扩大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镇压反革命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犯罪罪行》的报告，他着重阐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揭露了反革命分子的大量犯罪事实，并对今后进一步强化对敌斗争提出了具体意见。

开展大规模的镇反运动，是一项艰苦、细致、繁重的战斗任务。陈一光带领全体公安干警，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控告，并亲自深入调研，亲手掌握主要证据，精心组织实施抓捕方案，在掌握了全面情况、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仅用一个晚上，就将各类反革命地下组织主要成员一网打尽。1951年4月29日，全市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声讨、公判大会，一次集中枪决了48名首要分子，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巨大威力，有力地震慑了罪犯。一些尚未暴露的敌特和反动组织成员，纷纷主动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过镇反运动，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被镇压，锦州市社会治安状况有了很大改观，维护了新生革命政权。

1952年，陈一光任锦州市市长，兼任市公安局长，一直到1954年。

1956年夏季，陈一光被凋到葫芦岛筹备建市，任市委第一书记。陈一光为筹建葫芦岛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年后，葫芦岛市撤销，他又回到锦州市委任副书记，1958年兼任市长。在锦州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锦州的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各项建设提出过许多好的意见，纠正了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口号、高计划、高指标等。

1960年底，陈一光调到营口工作，先后任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务。在营口工作期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恢复农业生产、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成为市委的头等大事。陈一光刚一到任，便深入下去，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1961年初，陈一光在营口县一个公社主持召开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研究落实当年春耕生产问题。会议开了一天，生产计划无法落实。有的支部书记干脆挽起裤腿，用手指摁着浮肿的双腿，强调闹灾荒吃不饱肚子，没法种地。原来营口县西部地区，大部分土地是盐碱涝洼地，粮食产量本来就低，加之上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老百姓生活困难，已失去种粮的信心。基层干部的这种畏难情绪引起陈一光的重视，同时也给他以启发。于是，他当场把营口县委第一书记魏九成的裤腿捋上去，用指头在他的腿上摁出好几个深坑来，动情地对大家说：“你们不是比谁的坑深吗，看看他的腿，是不是比你们浮肿得都厉害?”这一比，大家都不作声了，没有一个人再讲困难，一致表示回去后千方百计把春耕生产组织好。经过深人细致的工作，营口市农业生产很快顺利地进行，并于当年获得好收成，干部群众增强了信心。这件事对陈一光触动很大，他下决心继续抓好粮食生产，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陈一光通过反复调研，确认今后营口市农业发展的出路是要改变种植观念，实行两条腿走路：西部平原要大面积推广水稻种植；东部山区实行开山造林、修梯田、引水上山。为把这一计划落到实处，他首先抓了营口县水源公社试点，之后在营口地区全面推广。种植水稻需兴修水利，没有资金，就多方筹集。各个公社、大队积极性很高，派青壮劳力突击挖渠。县里的机关干部也纷纷下去参加劳动。经过县委和群众的努力，西部平原排灌水渠很快连网成片，形成网络化。大面积水稻种上后，当年获得丰收。在东部山区，陈一光抓了吕王公社典型，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上山造林、种果树、修梯田、建水库引水上山，改善种植环境。此经验一经推广，得到山区干部群众的认可。到1966年夏季，这些工程已初具规模，提高了山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曾几次视察营口县西部和吕王公社，称赞这里是“小大寨”。实践证明，营口地区农业实行水稻种植和山养政策是正确的，它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惠，调动了人民群众致富的积极性。

陈一光抓思想政治工作也同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60年代初，中央提出各级党委要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先到营口县水源公社，凋查总结黑鹰台大队党支部书记培养接班人的经验。后来又到盖县太阳升公社，调查了解何屯大队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情况。这个支部在制定1964年到1974年生产远景规划时，制定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市委在营口地区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亲自到盖县听取了何屯支部书记的汇报，肯定了何屯党支部的经验。

陈一光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不仅度过了灾荒，初步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而且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为后来营口市经济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1966年，正当陈一光满怀信心，筹划进一步发展全市大好形势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下。由于锦州较早出现混乱局面，陈一光被调任锦州市委文革工作组组长，后为第一书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陈一光也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成为受冲击的对象，靠边站，接受审查，又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长达4年之久。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陈一光被解放出来，担任锦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职务。

1974年4月，陈一光任辽宁省高级法院院长。在省高法任职期间，正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活动猖獗时期，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原有的工作程序和制度不能执行，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司法活动没有法律约束。“四人帮”一伙控制的省高法，无视法律尊严，滥杀无辜，草营人命。陈一光上任后，按照党的一贯方针，以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顶着压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动摇。对各地报递省高法复核的死刑案件，特别是因政治原因被定罪的案件，陈一光发动全院进行讨论，而后量罪定刑。对上头交办，明显不够定罪，又无法直接顶回去，上边又催要结果的案件，找借口拖延。实在拖不了的，就据理力争，从而避免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初陈一光受命主持省委组织部工作，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辽宁是重灾区，党的组织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陈一光以共产党员的高度事业心、责任感走上了新的岗位。5年间，他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带领同志们圆满完成了清查“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同伙的工作，并扎扎实实地完成了三项重大任务：一是妥善地安置了文革中大批被下放干部的工作；二是按照中央精神，提出方案，为一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干部摘掉帽子，恢复工作，解决了这一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三是贯彻中央关于选拔培养青年干部的精神，按党的组织原则，严格把关，大胆选拔任用了一大批青年干部，把他们推上领导岗位，顺利完成省直机关和市、县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选拔接班人的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对选拔任用的干部进行全面跟踪考核。要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到各地县以上地区做这项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中，陈一光亲自找人谈话，了解和掌握第一手资料，严格考核，保证了选拔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