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反动军阀赵恒惕封闭。毛泽东带领同志们转移到长沙清水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党组织派陈佑魁去领导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和解决党内活动经费的困难，他考入长沙邮政总局当邮务员，借邮递机会向学生散发宣传品，并且领导各校党员、团员，深入开展学联活动。不久，他又转到教育会图书馆当管理员，以便于更加广泛地结识革命青年，和他们交朋友。为了更好地领导和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扩大党团基层组织，他放弃了图书馆每月30元至40元的优厚工薪，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去兑泽中学担任补习班教员（每月工薪15元），直接负责组织学生运动，成为兑泽中学的革命领导者。在陈佑魁等人的领导下，兑泽、长郡等校成为当时的学生运动中心。他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同时参与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湖南学联先后由夏曦、毛泽民、夏明翰、陈佑魁主持工作。湖南学生联合会不但在湖南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而且在全国学联中也起到了骨干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大发展。

陈佑魁除直接领导和组织学生工农革命运动，还写了不少进步文章，宣传革命真理，动员人民起来与敌人斗争。仅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他就在各类刊物发表了进步文章18篇。毛泽东当时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夸他“很有文才”。他在文章中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使青年们认清现实和应走的道路，积极投身革命。麻阳、芷江、常德的一大批青年在他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有的还参加了党组织。

1923年冬，为团结教育麻阳旅省青年学生，向麻阳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陈佑魁发起和倡导成立了“麻阳旅省学友会”，地点设长沙湘西会馆。1924年，为联合全省麻阳籍学子共同改造麻阳，唤起麻阳民众投身革命，陈佑魁、滕代远、滕代顺等又在“学友会”的基础上，联合旅京、旅津、旅沪、旅常、旅保（保靖）和在麻阳的青年学生，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成立了“麻阳新民社”，总社设在常德。该社的宗旨为“灌输现代的文化，改革麻阳的弊端，图谋桑梓的幸福为主”，社员达40多人。该社还创办了社刊《锦江潮》，宣传新民社的组织活动和新文化、新思想，反映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揭露和抨击封建军阀的罪行和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危害。陈佑魁向麻阳人民大声疾呼：“麻阳人，不但和其他中国各地一样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鱼肉，并且做了……凤凰丘八大人（指湘西土军阀陈渠珍）的殖民，做了土匪大王的采邑！可怜的麻阳人啊！现在是生死关头了，大家醒醒吧！”

1924年夏，陈佑魁调任中共湘区委宣传部长，化名文中生。同时，他还被推选为团湘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秘书、教育和宣传工作，并兼管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他往来于常德、衡阳、衡山、湘潭等地，亲自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衡阳和常德两个地方委员会。他还经常组织党的骨干深入到群众中去，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子女职业学校等。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之苦，受尽了军阀和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之苦。陈佑魁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有针对性的斗争。在陈佑魁的领导下，1925年10月，长沙人民从日本轮船公司手中收回了大金码头。同年12月17日，陈佑魁等领导长沙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举行了反“关税会议”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到金家码头焚烧了日本商船及警厅的护卫船，并启封了赵恒惕戒严司令部的封印，取得了反帝群众运动的重大胜利。

1926年初，我党为扫除障碍，迎接北伐军，在湖南发起驱逐湖南省长赵恒惕的革命运动。陈佑魁根据分工，召集长沙工人领导人张汉藩、袁福清等人开会布置，组织工人连夜印刷和散发传单，举行示威游行，驱赶赵恒惕出湘。他亲自登台演说，历数赵氏在湘6年的弊政和罪行。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同赵恒惕谈判，最终迫其下台。7月，为了适应北伐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组织把原定送去苏联学习的陈佑魁留下来，并安排他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他服从安排，继续领导工会、农会、学联等群众团体开展工作，为7月12日北伐军顺利进入长沙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926年8月，陈佑魁化名丁月生，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奉令调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兼衡阳地委书记，统一领导湘南24县的党团工作。到衡阳后，他首先抓党的建设和农民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30多个党团支部，发展党团员百余人，团结了一批革命群众，开展了各项活动。同时，他领导创办了《衡阳日报》，由罗芬任主编。陈佑魁白天教书，晚上则修改稿件，并亲自为《衡阳日报》撰写社论。他还经常抽出时间到水口山和衡山发动群众。

1926年下半年，湘南各县农运热情高涨。为培训骨干，适应农运发展的需要，陈佑魁与特委研究决定，开办了两所农运短期学校以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村师范讲习班。湘南各地农民纷纷起来斗争，迅速建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当时，湘南地区有农协会员150余万人，占全省农协会员总数三分之一。

1927年春，各地反革命气焰嚣张，湘南也多次发生捣毁进步团体和农民协会、枪杀工农运动干部事件，引起了特委和陈佑魁的高度警惕。他按照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布置各县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自己的武装。衡阳县农民协会没收了挨户团300多条枪，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其后，陈佑魁又和特委成员分别到各县帮助建立农民自卫队，指导他们制造鸟铳、竹削刀、梭标等武器。为了打击衡阳的反动气焰，他组织领导衡阳工农群众，在衡阳南门外雁塔寺召开了公审恶霸地主大会，全县6万多工农群众参加了大会，镇压了“地主党”（又称白化党）头子刘笠僧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沉重打击了土豪恶霸的反动气焰。此次大会以后，全县农会发展很快，会员达到50多万。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武装，开展军事训练，培养了许多坚强优秀的农民骨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佑魁加紧从事武装工农的准备工作，经常深入到衡阳东阳渡兵工厂和常宁水口山矿区，为成立工人武装做准备。4月底，陈佑魁与李维汉一起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支持毛泽东对时局的正确主张。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陈佑魁得悉后立即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暂时将革命力量隐蔽起来，待机行事。由于处置得当，衡阳虽然在5月27日发生了反革命的“沁日事变”，但当地党组织却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特委紧急会议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927年年底，省委奉命布置年关暴动。陈佑魁随即分别派特委成员屈渺澄赶赴衡山、派夏明震等9人去耒阳和郴州一带、派团特委书记周鲁（溆浦人）去耒阳和郴州开展和协助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各地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湘南各县农村不断举行暴动，武装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

同时，陈佑魁自己来到水口山矿区，依靠宋乔生等当地党团员骨干，组织上千工农群众解除了矿警队和矿务局的反动武装，缴枪360多支，组成工农武装。后来，这一工农武装发展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湘南。陈佑魁派夏明震等前往联系和参加会议，沟通朱德、陈毅与湘南特委及宜章县委的联系，共同研究在湘南和粤北举行年关暴动的问题。当时，郴州所属各县县委认真准备，革命形势很好，暴动一经爆发，很快在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等地引起响应，100多万农民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

湘南暴动后，1928年3月，湘南特委在永兴召开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并且制定和公布了政府政纲和宣言，陈佑魁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湘南群众欢欣鼓舞，庆祝活动持续了3天。

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领导了著名的湘南暴动，革命形势大好。但在党中央“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湘南特委开始推行某些盲动政策。尤其面对湘粤两省敌军的联合进攻，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影响下，湘南特委提出了“焦土战略”，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

指示下达后，朱德、陈毅和湘南的许多党员、干部，都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但是，陈佑魁领导的湘南特委有意避开朱德、陈毅，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在没有民主气氛的情况下召开，决定：一方面，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5里；另一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压力，强令执行，没有商量余地。这样，一些干部只得在大道旁烧毁了少数房屋。

不久，消息传到郴州，不想立即遭到大部分群众的强烈反对。人们对此不能接受，并感到困惑，开始议论纷纷。有的人公开埋怨，以示不满，还有的公开谩骂县委。所以，县委通知3月12日在县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拟由县委书记夏明震向群众做解释工作。但此时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以大土豪崔廷彦为首的反动势力在郴县城郊骆仙铺秘密召开会议，参加的还有崔廷弼、钟天球等人，密谋磋商反革命暴乱事宜。他们还开始满街散布谣言，为暴乱做准备。

开会那天到场的人很多，还夹杂些身份不明的人。会前，愤怒的人群中就有人喊道：“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于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对会场上出现的骚乱，县委负责人浑然不知。上午10时，夏明震一行来到会场，并没有觉察出潜在的隐患。大会开始，他上台发言，代表县委解释“坚壁清野”的理由。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引起一阵骚乱。紧接着妇女干部何善玉也上台讲话，阐明县委的苦衷。但群众表示不能接受，并表现出极度的愤怒。这时，台下有人叫喊：“烧房子就是不行！”“杀死他们！”钟天球领着几个暴徒手舞大刀蹿上台去，夏明震等人见状，赤手空拳与他们进行英勇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全场一片混乱。这时一些革命群众反应过来，也拿起大刀、梭镖、锄头等与之搏斗。顿时，会场变成战场，当场死伤200余人。暴徒行凶得逞后，又向县总工会、共青团训练班、少先队等机关团体冲去。一时间，整个郴州城内，一片狼藉。

就在当天下午，暴徒趁机四处散布谣言，许多受蒙蔽的群众信以为真。接着，在他们的煽动下，数千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了事先已搬到城外的县委机关，并洗劫一空。

而后，湖南省委及特委也及时认识到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很快调整了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工作。陈毅经过与特委研究，在县委会上统一了认识，在局面得到完全控制后，仍以县委的名义决定再次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这次大会又有数千人参加，陈毅首先代表县委作公开检讨，承认烧毁大路两侧房子的决定是错误的，指出所谓的“焦土战略”也是极其荒谬可笑的；同时宣布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不准乱造谣，不准乱起哄等；并提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妥善地厚葬死难烈士，对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等。

经过陈毅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较快地消除了“反白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郴州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人心又归向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

1928年4月7日，陈佑魁到长沙向省委汇报工作后，由于叛徒告密，陈佑魁于当晚10时被捕。被捕后，敌人给他送茶送水、酒肉“款待”，待他犹如“上宾”。诱降者来了一批又一批，都被陈佑魁骂走。特别是叛徒罗璋、胡光煊被骂得狗血淋头，抱头窜回。最后，敌人利用同宗关系，要陈嘉任、陈嘉勋两兄弟诱降陈佑魁。经反复“劝说”，陈佑魁将计就计，对他们说要写自传在报上逐日发表。敌人以为劝降成功，欣然答应。3天后，陈佑魁自传在《湖南国民日报》逐日发表，最后他以“甘愿砍头、流血、牺牲，此志坚决不渝，希望再不向我作任何妄想”的豪言，回答了痴心妄想的敌人，表白了自己坚贞不屈的决心。敌人老羞成怒，凶狠地质问陈佑魁为何最后要这么写？陈佑魁正色答道：“这是我的成功，我不徒今日成功，明日还要成仁。既成功，又成仁，这是人生最痛快的事。”他还说：“现在我的任务已告结束，什么顾虑也没有了，应做的事，应说的话，都已在我的自传中交待清楚，我这个陈佑魁没有了，后面还有千百个陈佑魁。前次要求你们给我几天写自传，现在要求你们尽快缩短时间，把我提前处决。言尽于斯，请你们商量快点执行。”敌人无可奈何，于1928年4月19日残忍地杀害了陈佑魁。

1928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陈佑魁烈士夫人龙淑与儿子陈仇白在衡阳被捕，后被同志们营救出狱。龙淑此后终身未嫁，含辛茹苦将儿子培养成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委托湖南省委找到陈佑魁烈士家属。1950年夏天，组织上将陈仇白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毕业后，陈仇白被分配在河南郑州牧专工作，任图书馆长。

1958年4月，陈佑魁烈士牺牲30年后，夫人龙淑怀着无限深情作了一诗纪念他：

百花争放竞春阳，

乌云蒙蒙风雨狂。

十字岭前洒碧血，

浏阳门外留清香。

湘江滚滚今尚在，

岳麓绵绵意更长。

毕竟天公情最切，

一轮红日挂东方。

后妻子龙淑，儿子陈仇白，儿媳朱佩绗移居河南省郑州市。与妻子龙淑，儿子陈仇白，儿媳朱佩绗葬于河南省烈士陵园。现后代都居住于河南省。

“英雄不用墓志铭，烈士何需记功碑。

生为真理而斗争，死为主义来牺牲！”

这首气壮山河的革命诗歌，是大革命时期陈佑魁为抒发革命情怀所写的。诗中体现出来的革命大无畏气概和高尚的情操，至今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1961年6月22日谢觉哉赋诗怀念他和罗学瓒烈士，其诗曰：

“浑身是劲陈佑魁，鞭辟入里罗学瓒。

远瞩高瞻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站。

忠义之血不白流，阶级之仇彻底算。

三十年前恶战场，巍然两个英雄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