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扶园中学迁回吉安。吉安地方反动势力以陈启昌不仅思想赤化，甚至1940年竭立营救被军统逮捕之张世经使之脱险等情，百般排挤，启昌愤而辞去扶园代理校长职务，就聘于阳明中学，任教务主任。

陈启昌对学生一贯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常说：“你不来，我不怪；你要来，受我戒”，以此提醒学生遵守校规。有住宿生夜间看戏不归，次晨，启昌集合全校师生讲话，说明加强风纪既为了大家好好学习，又可消除不安全因素。高举竹鞭，似乎要施箠楚，以儆效尤。讲了一番道理后，泣不成声，学生也跟着掉泪。晚上与学生一道在教室里自修。学生就寝后，手提马灯查铺，为学生盖好被子。

当局不准至善中学立案，陈启昌决心以办学成绩表明这是一所合格的中学。学校经费拮据，他动员家属和亲友无偿兼课。千方百计聘请优秀教师。他教英语，采用加拿大人文幼章编《直接法英语教学课本》，每上课，师生全讲英语，气氛愉快，深受欢迎。

1949年5月，捐银元26元给中共闽浙赣区委江西工委作为活动经费，解放后，将至善中学全部捐献给国家，表示对新政权的竭诚支持。

建国初任吉安联中校长，当选为吉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入协商委员会，担任第一届主席，又由吉安市选为出席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代表。由于在省首届第一、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改革法》针对当时基层土改工作中某些过左行为所作的发言，于1951年冬，受到批判。知情者认为，“他的发言是根据中央文件的，此心无它。”后调至吉安师范任教。于1954年12月4日带学生在文山一小听课时因脑溢血逝世。

《至善老师》补记

作者：谭加庆

《至善老师》收入1992年版《永新县志》时，题为《陈启昌传》。付印前，曾将打字稿寄请传主家属审阅，家属无意见，但转告了一位亲戚的看法：作为教育界人士，还是应该着重写教书育人方面为是。我想，此言极是，譬如作战，按常规，仗应该这样打。但我想出奇兵，不落窠臼，使传主的形象能在读者心中留下较深的印象。我反复思忖：传主从事教育工作，的确有独到之处，但是，更可贵的是他的性格，热爱人民，耿介无私。一事当前，常人很少有不考虑利害得失的，而陈启昌却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个人成败利钝，与“识时务者为俊杰”者流背道而驰。这才是他最突出之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应该如实记述，使人物跃然纸上。《禾川人杰》出书后，陈启昌的生前友好蒋静娜同志等人看了《至善老师》一文，说：“这写的就是陈启昌。”我获悉此言，暗称惭愧！

最近接触到陈启昌生前一些私人信函等资料，我又一次为他的爱国敬业精神和博大胸怀、无私性格所感动，乃提笔作如下补记。

从抗日时期起，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何去何从，陈启昌早已了然于心，经十多年风云变幻，而后因直言得祸，仍然不改初衷。1954年12月1日给侄儿平之的信上，因为侄儿来信谈到他争取入党的问题，他说：“在1949年大约二三月间，我由刘嗣生介绍，曾参加解放前的地下党，当时我只因他的一句话：‘参加了组织，可以更好为人民服务’。我便决定了。（至于我素来根本赞成并拥护共产党，那就不用说了。）”“大约在49年底，原地委组织部吴部长曾找我谈过两回，也叫我填过一回党员表”。可惜的是，在吉安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后来党组织不予认可，所以他见了李立政委（永新人，时任吉安地委书记。解放初，县委以上党委书记都被称为政委），李立对他说：“很好。你将来可以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在这里工作。”以后有人提出想要他加入民盟，但答复是：“在吉安，民主人士也不可少。”于是，他既没能参加共产党，也未参加其他民主党派。虽然如此，但他在信上说：“即使形式上还未入党，在实质上难道不许‘言党员所欲言，行党员所欲行’么？……有一天，党认为我的实际行为合得一个党员的资格和品质而无愧，能批准我做一个党员，那当然是我所欣愿的。如果不然，我不会改变初衷，仍当忠诚为人民教育事业而尽瘁终身。”这是在公开场合哗众取宠吗？不，这是跟侄儿私下里谈心，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出自内心的誓言。

毋庸讳言，有不少人入党是为了做官。陈启昌可没有这种动机。1950年秋直言获咎之后，上级决定将他免去吉安联中校长之职，改任永新联中副校长或省文教厅工作。1951年2月底征求他的意见，或赴泰和任县中副校长或任赴省教厅。他却希望在吉安教书。张部长跟专署商量后，按他所愿，调他到联师任教。中学副校长或省厅干部，大小是个官，但他弃之若敝屣，宁愿过粉笔生涯。若不是真心热爱教育事业，谁会这样选择？

不求名利，一心只想为社会作贡献，这样伟大的胸怀按理应该被人理解而且受到尊重。事实却不然。他耿介直率的性格使他在解放前对旧政权无情抨击，大胆揭露，解放后他对新政权当然无比热爱，但为了求其“至善”，对某些不够完美的现象不免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个别工作或领导同志提意见不等于对党对人民政府有什么不满。可叹的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把给个别领导同志提意见说成是对党和政府不满。他后来的单位里有人甚至说：“组织上就是派一只狗来，我们也该服从它”，否则就是“打狗欺主”。陈启昌认为“讲这些话的同志表面上好像是对党很忠诚，实则在他们骨子里违反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说什么’的正确原则，他们的内心并非真正爱护党，了解党，而是有不纯的动机存在。我同这些同志对待领导的态度不同，而是见到有不对的事，有不合原则、不合政策的事，我一定要说。”说得多好啊！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他因此遭到了趋炎附势的一些人的批评，他“最初当之，确也有些不安于怀，但后来想多了，也就心怀坦然了。”多坦荡的胸襟！

对于师范教育，陈启昌主张应该改进，要革除“在教室学耕田，从书本学游泳之弊”，就要采用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1951年4月4日给王泗原的信中提出了具体的办法，请王补充并代为转达（王当时在教育部任职）。

陈启昌教学实践取得的成绩相当出色。2004年2月11日《人民网》载有王硕访问复旦大学首席教授、新闻学院院长丁淦林的谈话纪要。丁淦林谈到早年读至善中学时，“校长陈启昌教我们英语。他教学方法很到位，全用英语授课。我虽然只学了两年多时间，但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当时完全可以看懂一些英文版小说（爽朗地笑）。”对陈启昌教学工作的评价，这应该是有力的佐证。

陈启昌的夫人唐述华，乳名荫子，号梅君，祖籍安徽巢县。曾祖父离家到南京，进了金陵兵工厂，发奋努力，由工匠慢慢升到副厂长。祖父开五金店，父亲承办祖父开办的“同兴”号店。父亲有子女8人，述华为长，于1912年7月出生在南京。读高中时，正值国立中央高级助产学校开办，与同学4人前去投考，录取2人。这是首届，入学时32人，毕业时剩12人。述华分配到中央医院产科工作。日寇侵上海，中央医院迁湖南与湘雅医院合并。述华回家随祖母等人避难原籍。1938年4月，离安徽返中央医院，途经九江，当年中央助产学校教务主任管葆真女士介绍述华到江西省卫生处，分配到中国战时第二保育院任保育股股长。战事日紧，敌机轰炸南昌，保育院奉令迁永新，于1938年7月5日迁抵永新城东门外台上村。1939年，院名改为江西第一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来自赣、浙、苏、皖、豫、粤、桂、鄂、湘、滇、辽等省的难童，先后累计入院儿童1100余人，在院儿童最多时曾达800人，年龄3至13岁有差。

1941年春，述华经友人撮合跟近在咫尺的驻塔下村的扶园中学代校长陈启昌订秦晋之好，暑假中结婚。婚后述华离了保育院，来扶园任图书管理员、出纳保管。

1943年夏，扶园中学迁返吉安。次年启昌辞扶园职。夫妇俩一无所有，只好住进永新会馆。后启昌就聘于阳明中学。

1945年，启昌开办至善中学，初办时仅几个学生，生活不能维持，述华便重操旧业。尽管异常拮据，述华接生收费极低，对穷苦人家甚至免费（以后一贯如此）。是年夏，日军过境，夫妻俩带着小孩避到乡下，后从乡下回城，连买小菜的钱都没有，一家大小只靠园里的东瓜、南瓜果腹。8月，日本投降，他们便向朋友借点首饰，兑换现钱，添置校具，修理教室。

述华离家已8年，思亲心切，1946年10月勉力筹措30万元法币作路费，赴南京省亲。回到吉安之后，述华将父母给作陪嫁的首饰换钱修缮校舍。而物价飞涨，资金不足，校舍难以完工。百般无奈，述华又带着孩子赴南京向父母告贷。借到两千万元，总算房子得以竣工，但借款一直无力归还。不过，借来的钱并非生活开销而是为了办学校，所以述华的母亲和诸弟表示不必归还，这使述华安下了心来。

1954年底启昌因脑溢血逝世，留下6个孩子（4男2女）。尽管启昌的治丧费用是所在单位及文教科负担，述华还得到地委统战部发给抚恤金旧币一百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百元），她当时在医院里工作，工资有限，要养活九个人（自己和子女，还有她的母亲、弟弟），困难自不言而喻。但她终于挑起了这副重担，扶养子女成人。想大去之日她和启昌在灵山会上重逢，两人拈花相笑，启昌定当感激她抚孤成立之艰难与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