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15日，陈子博追悼会举行。毛泽东亲临致哀，以杜甫诗句为挽联悼念他，其联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19年底，陈子博加入新民学会，积极为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撰稿。当时，湖南军阀张敬尧憎恨革命，极力诬蔑十月革命，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称布尔什维克党为“过激党”。为了回击这些攻击，他满怀激情写了《哪一个是过激党》一文，说那些叫喊“湖南不得了，过激党来了”的人，并不能回答“什么叫做过激党？过激党的主义若何？过激党的人物怎样？”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倘然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并且警告那些跟着反动派瞎喊的盲人们：“要洗洗眼睛，缩缩脑袋。”

1921年新年前夕，新民学会开会三天，讨论学会的宗旨、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及如何着手等问题。当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时，毛泽东对当时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即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假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五种。继何叔衡、毛泽东发言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之后，陈子博坚定地说：“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采激进态度。”他提出“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主张“到劳动界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自己并打算到工人、士兵中去，“对兵与工，宣传我们的主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二人，即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陈昌、陶毅、陈书农、易礼容、易克獯、张泉山、钟楚生和贺延祜，都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当时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会员中最早一批赞同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代表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当时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除了毛泽东、何叔衡以外，还有彭璜、陈子博、肖铮等。在讨论建党问题时，陈子博明确提出：“组党（要）分都市、乡村两方面”进行。他认为改造中国的动力不仅要组织城市的工人阶级，而且必须组织乡村的广大农民，由党去领导他们奋斗。他的这些见解，很得毛泽东等的赞赏。

1922年1月17日，军阀赵恒惕惨杀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消息传出，引起湖南工人和各界的极大愤怒。陈子博更是义愤填膺。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因组织反赵恒惕运动而离湘，团的书记由陈子博代理。1922年3月8日，他给团中央的信中写到：“CY全国大会，此间须待泽东来信，方解决定进行办法，容后报告。”同年5月1日至6日，他和易礼容代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时，陈子博深入织造、缝纫、笔业工人中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先后担任这些工会的秘书。8月23日，长沙织造工人一千五百余人要求增加工资，在陈子博组织下，首先发动罢工。9月，他写了《对织造工罢工的杂感》一文，揭露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抨击长沙县知事放任资本家“陷一千五百工人于绝境”的行径。

1923年2月7日“二七”惨案发生后，赵恒惕加紧对湖南工人运动的镇压，陈子博嫉恶如仇，决心为民除害。1923年冬的一天，他侦知赵恒惕将坐包车经过坡子街，于是身藏两枚炸弹，在坡子街一处茶楼上等待。当赵恒惕的包车经过时，他将炸弹投向赵的包车，但仓促中没有击中。事后，赵恒惕立即命令全城戒严，四处搜捕。陈子博迅速藏于民家粪池内，机智地躲过了清查，但因大粪中毒，遂生大病，遍身发烂，加之时局吃紧，无法在长沙就医，只得回家调养。回乡后他病情加剧，不幸于1924年1月23日逝世。

毛泽东借用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表达人们对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深切哀悼。

《哪一个是过激》、《读女界联合会自治根本法意见的一点意见》、《对织造工罢工的杂感》

在湘乡市翻江镇陈氏宗祠内，二楼专门设立了一间15平方米的陈子博烈士纪念室。纪念室内墙上张贴着陈子博的生平以及他参加革命的故事等内容，纪念室很简陋，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学习烈士精神的热情。陈氏族长陈梅阳负责管理陈氏宗祠，他说：“经常有人来这里学习陈子博的事迹，大家都没有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