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14 15:32
陈宇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电脑电机系，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学位。毕业后的陈宇廷更是在麦肯锡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1996年开始，陈宇廷对公益事业产生兴趣,于是他离开麦肯锡回到台湾担任陈诚文教基金会和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陈宇廷对公益事业算得上是“狂热”：他把自己和父亲的家产都拿出来捐了，加起来有上千万美金。
在实践中陈宇廷发现，国内的公益事业存在3个瓶颈：中国人民对于公益组织的信心不足；公益组织缺乏专业技能；整个中国的公益产业非常缺乏资金。
认识到这些情况以后，陈宇廷在2006年10月30日正式成立了公益事业伙伴基金会并担任执行董事。
陈宇廷说，“做公益，除了慈悲，还要有智慧。我们就是想把二者结合起来，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陈宇廷关爱他人的方式在于授人与“渔” ，而不是“鱼”。他希望培养 NGO自己的能力，包括培训专业人才，设计募款策略甚至帮它开发一些自给自足的经营项目。NPP对公益组织除了资金援助之外，还有财政、法律、IT等领域的专业支持。
1996－2003年，担任陈诚文教基金会和化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通过基金会资助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尼泊尔与印度各地数百项社会公益事业。
在此期间，募款数100万美元，赞助/主持50多项项目，制作总发行量超过100万的纪录片数张，主持电台节目、接 受近100电视媒体访谈，于大中华区演讲100余场，并出版发行量达10万份的科学与佛学书籍与月刊。
1992－1995年，出家为僧，云游中国西藏地区、印度、尼泊尔，向汉、藏大师请益，学习修心的方法。并曾主 办数场规模1万到5万人不等的大型法会。
1992年和1995年担任麦肯锡顾问，主要负责协助跨国企业拟定亚洲策略。之前曾于美国Tullis-Dickerson医疗私 募股权基金担任财务分析师。
营运管理支持中心的理念也就是企业管理的理念，NPP虽然是一个公益组织，但是它严格按照企业管理的形式来运营，比如，它有自己的LOGO，有自己的口号，有自己的管理团队，一切都是以企业管理的方式来运营NPP的。 NPP的理事成员机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吗？似乎很注重各个行业的比重搭配？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吗？
公益事业伙伴基金会NPP是由麦肯锡、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奥美整合传播集团、诺华公司、君合律师事务所、摩托罗拉，以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6年10月1日联合成立的。德勤华永的专业是会计，奥美就是广告公关，君合就是法律，它们这几家企业在所属行业里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其实没有一个筛选条件，只要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他真的有善心，愿意投入，认为建立这个公益产业，能够使其规范化、专业化就可以。做公益跟做企业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一切并不只是从利益出发，他一定要认为这是他想做的事情
我们也注意到，参加NPP的这些集团和企业，大多有国际背景，中国大陆的企业好像很少？
陈宇廷：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正在逐渐形成，尤其这次两会之后。以前企业总是先把生产资本累积起来，因为没有很多的精力来做这些事情。这也是大环境。跨国企业成立的时间很长，做社会公益事业对它们来讲已经形成传统，因此显得很自然，不仅是老板或高层想做，一般的员工也想做，不一定只是捐钱，也会奉献出自己的智力和时间。另外，对大陆的很多企业，我不是很熟悉。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马上去接触到它们，但已经和几家大陆企业在接洽，相信它们会参加的。
我们花了半年时间接触中国的社会公益，有许多方面的结论，我想最大的一个结论是，中国还没有真正形成系统的公益产业。
我们希望能把公益也看成一个产业和一个行业。慈善业在美国可以说是第六大行业，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社会公益在中国刚起步，主要是以政府为主，这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制度、政策才能够解决，而这也导致企业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贡献。其实，有很多社会公益是需要量身定制的，这一类的事情还是民间公益组织做比较好。
我们也看到在和谐社会的旗帜下，有些事情都已经开始发展。这个大环境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走得很慢，中国捐的钱，跟全世界比起来是个很小的数字，以百分比来讲，比巴西都少，比印度都少。
在中国，实际投入中国公益的捐赠仅占GDP的0.05%，但是印度这个数字是0.09%，而且还不包含宗教捐款；在美国大概是4%。我们看到有几个很关键的原因，其中一个问题是公益没有具有公信力的衡量和评估标准，咨询机构不发达，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家公益做得比较好，或是有什么问题？大家甚至都怕被骗了。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很多专业技术支援，帮助这些小的公益组织逐渐做大，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有公信力。
您觉得做慈善活动，可以为企业品牌加分吗？对于塑造企业的外在形象帮助有多大？
会的，要是真心去做的话一定会的。根据性质目的的不同，企业做慈善也不一样。比如麦肯锡，如果去宣传它的慈善，可能不会请它做顾问，你请麦肯锡做顾问，跟你做不做慈善没有关系，它不需要天天上报纸。还有摩托罗拉，它的员工对于慈善活动非常热心，但是他们并不宣传，所以这些企业做公益，是为了价值观，为了企业的凝聚力。
有人说不做慈善公益事业的企业，根本就不配称国际化的品牌。你对此有何看法？
陈宇廷：那得看这个企业的标准。很多国际品牌，并不是每个都在做公益，不是说做公益的人、有善心的人才能赚到钱，所以不能说得这么绝对。
然而如果你要建立起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让你跟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有成就感，我认为能够做公益就很好了。其实一个国际化品牌，不用拿钱也可以做公益的，加入公益事业有很多方法。我想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的责任和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确以后，会有一些缓慢的变化。可能最早的时候，企业回馈社会的方法就是上税，但是慢慢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有污染的企业，它要承担环保的责任。如果社会再发展一步，经济更完善了，也许又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比如说公益，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和所承担的义务，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发展的。
在人生陷入低谷的时期，陈宇廷邂逅了太太央金拉姆。
邂逅前的央金，成长在与陈宇廷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她的父母曾经是藏族的贵族，但在央金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过着艰辛的牧民生活。在央金的记忆中，小时候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每天的口粮只有一点糌粑，喝山泉水，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穿过。暑假里，孩子们要去挖药材、捡松果换学费，还要帮家里种地、赶羊。假如羊丢了，不管是否天黑，都要上山去把它们找回来，否则会被狼吃掉。妈妈每次就会把剪刀的头用绳子绑起来放到大门顶上，说把狼的嘴巴绑起来了，之后教她念绿度母的咒语，说这样就不会有狼吃你了，咒语是央金度过恐惧唯一的保护伞。
后来，央金走出山里，考上了民族音乐学院，又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放弃学业和朋友一起去西藏创业，创办了奇正藏药，一干就是8 年，同时学习佛法，做善事。2002 年，央金带几个人去广东中山参观学习一间慈善福利学校，第一次遇到陈宇廷。当时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大龄民工，带着很多民工子弟读书，把他们当作弟弟妹妹。善良和赤子之心，给央金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然而来去匆匆，并没有给两人留下进一步交流的机会。第二次在西藏重逢，央金临时又要赶到北京去。临去机场前，忽然接到陈宇廷的电话，说有急事要面谈。见面以后，陈宇廷东拉西扯谈了10 分钟，忽然话题一转，问央金：你能不能嫁给我？
这样唐突的求婚，恐怕不是冒失鬼的恶作剧，就是一见钟情的超浪漫桥段。可他俩都不是。
原来，早在第一次见面前，就曾有位高僧告诉陈宇廷：两个星期后你会遇到一个人，你会和她结婚。当时陈宇廷还不解地问高僧：我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怎么知道你说的那个人是谁。高僧并不解释，只说：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果然，两个星期后，他的慈善学校来了一批访客，其中有三五个女人，基本上都是年过半百的阿姨，只有一个30 岁上下的女子。第一眼，感觉就是她了。
而央金也曾在西藏大昭寺最尊贵的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自己应该找个伴侣共同做善事，还是应该出家修行更有意义？当天晚上，她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梦，梦见一座古代官邸的房子，沿着院子的红地毯走进去，有个声音告诉她这是一个高官家里。走出屋外，门口桌上摆着一个红色包袱，她想打开看。又有个声音告诉她，包袱里是你的汉族嫁妆。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她见到自己的佛法上师，上师也特别预言说：再过一个星期，你会遇到一个人，你和他有很特别的缘分，你会在婚姻方面有个决定。 7 天后，他们相遇。
陈宇廷出身名门，祖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曾任台湾“行政院长”。父亲陈履安是台湾第一个文人式的“国防部长”和“监察院长”。按照一般的逻辑，他应该会和许多名门之后一样，上最好的大学，享受最好的教育，最后找一份最好的工作，娶一个漂亮的妻子，其他时间都用来享受生活。在90 年代之前，他确实如此，在一条已然安排好的人生道路上自在滑行。他曾热衷于滑雪、风浪板、网球、高尔夫、并获得跆拳道黑带，还喜欢开飞机，直到有一天，他被一个测试改变了人生。
在1990到1991年期间，陈宇廷在哈佛读MBA，这期间他接触到一些心理学著作，书中提到了很多人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生”。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德州老太太，经常梦到自己是古罗马时代的士兵，帮忙建立一座古墓，建好之后就葬在那里。这个只念过高中的老太太，从来没有离开美国，但她却可以说出许多细节。一位教授觉得很奇怪，借开会的机会专门去老太太说的地方做了考察，结果，真有一座还没有开挖的古墓。过了几年，教授再去打听古墓的情况，古墓已经挖开，里面的细节和老太太说的一模一样。关于这样的事件，书中收集了很多。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陈宇廷，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中还有很多空白：“如果书中所说的是迷信妄言，倒也罢了，如果是真的，那可太严重了，于是我就去研究佛法，希望从中寻找答案”。陈宇廷并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他总是喜欢用实证的方式去解决，“相信是没有用的，要感觉到，要知道，要自己体验体过，那才是真的”。
他曾遇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告诫他不要去信仰什么，而要用自己的身心去做实验，去验证那些说法对不对。“做实验之前先要把自己清理干净，清净内心，当时我拿出一个空白笔记本，在左边写国家社会为我做了什么，在右边写我为国家社会做了什么，之后发现，左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右边却是一片空白。”此时陈宇廷才发现，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照顾自己，为自己服务，而自己什么却什么也没做，那一刻他汗流浃背。
麦肯锡公司大中华区资深顾问
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电机计算机学士。
2005年再次加入麦肯锡公司担任资深顾问，负责拟订与执行大中华区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策略。
1996－2003年，担任陈诚文教基金会和化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通过基金会资助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尼泊尔与印度各地数百项社会公益事业。
在此期间，募款数百万美元，赞助/主持50多项项目，制作总发行量超过百万的纪录片数张，主持电台节目、接受近百电视媒体访谈，于大中华区演讲百余场，并出版发行量达10万份的科学与佛学书籍与月刊。
1992－1995年，出家为僧，云游中国西藏地区、印度、尼泊尔，向汉、藏大师请益，学习修心的方法。并曾主办数场规模1万到5万人不等的大型法会。
1992年和1995年担任麦肯锡顾问，主要负责协助跨国企业拟定亚洲策略。之前曾于美国Tullis-Dickerson医疗私募股权基金担任财务分析师。
通过其企业经历、社会工作以及与农民、工人、学生、教授、公司主管、企业家、政府官员的友谊与个人关系，对大中华区的见识颇为广博。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家族的繁华并未幻灭，但无论是充满光环的人生，还是各类浪掷的青春，他都开始心生厌倦。“大部分人的生命都是如此，无所谓对错，但似乎有超越这些的事情”。当然，你可以将之看作叛逆的另一种表征，他试图成为真正的自己。
他开始更多地接触身心灵方面的书籍，通过心理学了解轮回、因果，从一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转变为孤独宁静的皈依者。“到了1992年，我感觉如若不全心投入一段时间，不能了解真相，下一次再回头可能就要五六十岁，来不及了”。
他入了台湾的万里灵泉寺。“念完哈佛，念阿弥陀佛”，嗅觉灵敏的媒体们蜂拥而至。在当时的台湾，出家并不是件光彩的事，多半都认为因工作失意、情感受挫才走上此路。“公子哥”陈宇廷的出家，还在台湾掀起了一股“知识界”的出家热潮。在他皈依的寺庙中，8成以上都是大学生，他到来时只有40几人，离开时却达800之众。“很多当年入寺的人，如今都成了有名的大和尚”。
寺庙中3年的生活，虽然并非人们想象中的“苦行僧”，但除了打坐、抄经的功课，有时也要“领执事”，为几万人朝山做准备——“山上很简陋，为了准备大的法会，需要忙上几个月，每天只睡几个钟头，扫地、开推土机这类事都要自己做”。
但他又在开始自我追问。“寺庙中遇到的最坏的人可能已经是社会上最好的人了。如果回到社会上，能否保持同样的心念？”在世修为才是真正的高人。下得山来，他回到了老本行，继续担任麦肯锡的顾问。“出家之后，再看企业中的很多问题，反而更清晰，有点看戏和游戏的味道，帮企业做策略时更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