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能叙述韦昌辉会同秦日纲，奉天王密令回兵天京，准备袭杀杨秀清的情况说：

我们(肯能和另一个欧洲人)听说No．2(“第二位”，指东王杨秀清)，曾命令北王韦昌辉的部队从驻地(江西)调往他处，在丹阳的燕王秦日纲被调住安徽。他(秦日纲)在途中遇韦昌辉，韦昌辉问他到哪儿去?秦日纲回答说：遵东王之命去安徽(江西)。韦昌辉说：你得跟我一起回南京，因为我有天王信件，这是你所不知道的。在他们到达南京前，秦日纲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在城外停下，这时韦昌辉才告诉秦日纲，他得到天王命令，要杀掉东王。

肯能跟随燕王，证实天王有密令下达给北王韦昌辉，召他回来杀杨，燕王等事先全不知情。这就说明，所谓“逼封万岁引起北、翼两王不服，计杀东王”之说不确。当时东王杨秀清是全军的实际统帅，手握重权，天京城内兵力雄厚，全部受东王直接节制；如果秦日纲没有亲眼看过密令，他决不敢贸然跟着韦昌辉反对杨秀清的。又如果城里没有可靠的人接应，韦、秦三千人如何能深夜进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而无人觉察?但天王是被架空的领袖，深居宫中，寸步不出，不但与宫外的一般战士毫无接触，甚至高级将领也不能迳达，那么他这次发布杀杨的密令和接应韦氏夜袭又是通过谁为媒介，竟能完全瞒过杨秀清使他毫无知觉?研究这段历史就需要具体分析客观的实在性，找出这一关键中的人物。

关于石达开事前既没有参与密谋，事后也不曾赞成过屠杀东王和东王部属，甚至因此全家遭杀，肯能对此事作了明确的叙述：

东王被杀后六星期左右，翼王带一部分军队进天京，到了天王府，遇到北王和燕王。他们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翼王说：“你们杀了东王和他们的主要将领还不满足吗?为什么还要杀这么多为我们打仗的弟兄?”……此后，翼王说：“你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你们自己可以了结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当天晚上，他悄悄集合部队来到西门，但不经北王许可是不得出城的。他就杀死守门者，同他的大部分部众出了城。要是那天晚上他不出走，那就要被杀。

用上面这段肯能的叙述，来对照石达开自诉的《石达开自述》，完全吻合，互相印证，更觉可信。石达开说：“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因见事机不好，就到安徽，妻子都在南京城内，皆被韦昌辉所杀。”石达开确是这次内乱的受害者，而不是密谋首事者，这已是无庸置疑的。那么密谋首事者究竟是谁，原来当时还隐在幕后呢!

关于所谓“杨秀清逼封万岁”，当事者之一的肯能在叙述中只字未曾提及。这样的重大问题，如果真有其事，他是不可能不听说的；如果听说了，也是不可能不提及的。再对照《石达开自述》，无论是收录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中的《石达开自述》，还是新发现的《三略汇编·石达开自述》，均未提及杨秀清挟洪秀全去“逼封为万岁”的事，也未提到杨秀清有任何叛逆行为。杨秀清是无罪的。以致后来在事实面前，洪秀全不能不给杨秀清平反冤案。至于构成冤案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洪秀全讳莫如深，含糊其词。他只说：“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囗(合+共)世人转天堂。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他教导臣民千万不要推测构成冤案的原因，在他内心有着难言之恸；他指责的“叛爷”，主要的是三个，即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镕，他下诏公开处死了这三人，便是这里所说“叛爷”的具体的注脚。

既然杨秀清并未叛逆，洪秀全为什么竟然一时昏聩下密令给韦昌辉命他袭杀杨秀清呢?尽管他俩之间平时互相猜忌，但矛盾的激化总一定会有导火线吧?据肯能口述：“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这里具体说明了爆发内讧的导火线是“一心腹部将”告密。这个“心腹部将”是谁?肯能明确指明：“即他们教外国人称为‘第八位’者”。这个“第八位者”就是后来洪秀全下诏处死的三个“叛爷”之一的陈承镕。

按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原来共有七个人，即一是天王洪秀全、二是东王杨秀清、三是西王萧朝贵、四是南王冯云山、五是北王韦昌辉、六是翼王石达开、七是燕王秦日纲。这七人便是“起首共事之人”(据《李秀成自述》)。前期七王以外，本有胡以晃一度封过豫王，他在位仅只几个月，即因六安战败而被革除王位。此人在内讧前已病死。燕王秦日纲虽也曾一度被革除王位，仍保留顶天侯爵位，保持一方军政首长的职权，仍高出于所有朝官。除开上述七王以外，内讧时实在再没有任何人的权位能超过佐天侯陈承镕的，顶天侯秦日纲被称为第七位，佐天侯陈承镕被人私下称为“第八位”，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顶天侯奉命出镇一方；佐天侯陈承镕被任为朝内官的首长，曾官居天官正丞相；虽当时没有“第八位”的正式诏命，而佐天侯陈承镕的实际权位，不能不为人所公认。况且顶天侯和佐天侯两府关系特殊亲密，在顶天侯府里既可公然向外国人介绍称呼顶天侯为“第七位”，那么同时称呼佐天侯为“第八位”，难兄难弟，势所当然。

这位所谓“第八位”者的陈承镕究竟是何许人?据清方的《贼情汇纂·陈承镕传》记载：陈承镕是广西藤县人，短小精悍，有权谋。参加金田起义后，初任羽林侍卫。到长沙升伸后正侍卫。克武昌，擢殿右二检点。进南京，授地官副丞相；几个月后，即升任天官正丞相。第二年春封为兴国侯，数月后又改封为佐天侯，似有佐东王理朝政之意。自此凡天国军事政治事务，不论大小，都须由他传宣上达，成为朝内官的首领，显然是个实权人物。从陈承镕发迹的经历看，他一开头就当上洪秀全的亲身侍卫官，不久即经由杨秀清亲手提拔，节节高升，成为天朝朝政的总管，承上可面见东王、乃至天王，启下可传令天京内外各部属。特别是天京附近，朝堂上下，他有权实际行施号令。真的如《贼情汇纂》所说的“宠任”莫过于佐天侯天官正丞相陈承镕了。

不幸的是在太平天国内部权力的派性斗争中，陈承镕倒向韦昌辉、秦日纲一边，尤其与秦日纲情如手足，誓同进退，这就不会不对东王杨秀清离心离德。由于东王在作风上过于“威风张扬”，对人“威逼太过”，以致朝内不少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据《李秀成自述》)，陈承镕大概也是“口顺而心怒”的一个。

有一次，陈承镕为了袒护秦日纲，竟与东王杨秀清之间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著名的“燕王秦日纲牧马人事件”。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

燕贼牧马某甲坐门前，见东贼同庚叔未起立。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未及问。又送付玉昆，意欲玉昆加杖。玉昆谓既鞭可勿杖，转相劝慰。东贼叔愈怒，推倒玉昆案，诉于东贼。东贼怒，使翼贼拘玉昆。玉昆闻而辞职。伪佐天侯陈承镕、伪燕王泰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东贼大怒，锁发北贼杖日纲一百，杖承镕二百，杖玉昆三百，某甲五马分尸。

这件事说明东王杨秀清张扬跋扈，作风粗暴，同时也证明陈承镕与秦日纲的关系十分亲密。秦日纲牧马人受罚，本与陈承镕并无直接关系，连北王、翼王尚且不敢出面劝阻，陈承镕却伙同秦日纲等一起辞职表示抗议，结果一块儿挨了打，真是生死之交。但他俩对牧马人被处“五马分尸”，仍然无力援救。位居全国全军“第七位”和“第八位”的重要人物，竟然当众挨打，而且确是在不该受罚的情况下遭受屈打，岂能不心怀怨恨?可是在五马分尸、点天灯的淫威面前，谁也不能继续作公开的反抗，只能忍住眼泪吞下达口怨气，也就是“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这件事发生在甲寅(1854)年四月，距后来袭杀杨秀清事件虽有两年余，但两事之间恐非丝毫没有联系吧?

杨秀清相当麻痹，把别人的敢怒不敢言当作老实听话，自以为“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李秀成语)，不知自忌。他对待最高领导层中的韦昌辉也一再威逼，杀了韦昌辉之兄，又曾“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又诈称天父附体，时挫折之。”这样，势必把韦、秦、陈推向一边，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又不及时防备他们，或解除他们的权力。既挫折他们，又信用他们，如同养疖成痈，养虎成患。

陈承镕当然了解洪杨之间的互相猜忌已非一日，而且十分了解洪秀全多疑而暴烈的性格，借刀杀人是有机会的。他利用职权收集杨秀清张扬跋扈的材料是极为方便的；他利用进宫的机会面奏天王也比任何人方便。他看准机会进行告密，当然会使洪杨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陈承镕原是洪秀全的侍卫官子弟兵出身的亲信，加以长期在杨秀清身边任要职，他的告密又似乎有根有据，而且听来危险已迫于眉睫，这是洪秀全所不能不信的。当洪秀全正苦于大权全落在杨秀清手中而惊惶无措的时候，陈承镕又提出了周密的计划，包括如何瞒过杨秀清秘密调动韦昌辉回兵“靖难”，如何瞒过杨秀清乘夜开门接应韦昌辉部队进城，和如何解除杨秀清的近卫部队等等，这一切只有陈承镕这个拥有朝政日常事务总管职权的人，才能办到。试想，当时满朝上下，都是东王杨秀清的亲信，一般部将谁敢告发杨秀清半个不字?如果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材料，又怎能取信于洪秀全?而且光是告密也解决不了问题，汉献帝的衣带诏会带来灭族之祸，以卵击石会自取灭亡，这是洪秀全也深知的。所以陈承镕的告密和献计，以及此后的里应外合，成了这次内讧发难的关键人物。正如肯能所口述：“全军的实际元首(东王杨秀清)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瞢闭之中忽然醒悟，立传谕诏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

陈承镕是告密者，而且是“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的实际主持者。他的职位赋予他有这样的权力。事实证明，他把密诏及时送到了韦昌辉手里；韦、秦的部队来到天京城下的消息竟能瞒过了东王杨秀清。按制度没有东王命令任何部队不能随便调动，所谓“俱受东王节制”(天王诏旨)，更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出天京，而这支秘密地从外省来到的部队居然乘夜进入天京。当时天京内外处处把守、节节设防，校核口令，通宵不断，而韦昌辉、秦日纲能以两三千人横行无阻，没有一声枪响，没有一人号叫，没有碰到任何阻挡，就包围住东王府第。平时东王府戒备森严，却在出事这天竟解除了戒备，听任别人袭击而很少抵抗。……这一切，自然都是陈承镕利用权力、盗用东王名义，巧为安排所致。肯能叙述袭击的过程说：

到天京时已是深夜，其本人及随从均不被嫌疑，而得直入城内。在几点钟之内，他的队伍已照预定计划分布各要害地方，所有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都为进攻军所占据。举事之时，有如迅雷暴发。至翌晨天曙时，东王及其部下文武官吏，人民－－男女老幼－－都在自己的血中躺着。有些被长矛刺死；没有一人能逃命的。”

回顾清军曾以数万之众、亿万之饷、多年征战所无法达到的目的，陈承镕却在一夜间伙同韦昌辉、秦日纲实现了。岂能不为亲者痛、为仇者快啊I

陈承镕在内讧中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他除了告密和内应外，还需要进一步行动，即是他所谓的“扫除奸党”。陈承镕深知卫戍天京的部属极大部分都是杨秀清的亲信队伍，即使杨秀清已死，其对抗势力仍然不小，如果不是一不做二不休地加以横扫，一旦阴谋败露，自己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的。“乃定下一条阴谋，要尽捕东王余党而置之死地。“依那毒计，将北王及顶天侯假意开审及处罚，以正其处置东王谋叛事过分枉杀之罪”。诱使东王将士前来观刑，解除武装，乘机进行大规模屠杀。肯能原话是这样叙述的：

天王的一个女宣诏使带出一块两码半长、半码宽的大黄绸，上面写满了红字，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看着，东王的一些官员也挤上来看，看完之后就交出去贴在天王府对面的墙上……北王和燕王就退到一间小屋子里共同商量。最后两个女宣诏使就宣布，北王和燕王每人受鞭五百。……很多东王官兵也在场，但他们已成羁押犯，脖子上带着沉重铁链和绳子。六千左右东王将士毫无猜疑地被押在天王府旁两间大房子里……当天夜里，我们(肯能等)跟随北王和燕王去查看扣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们在窗外，偷听并谋划如何消灭这批人，第二天黎明，他们把关押室门窗打开，坚守出口，把若干炸药包扔到被押的人群中。他们的士兵进入其中的一个房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就将被押者全部杀死。但是在另一个房间，被押者用墙上的砖拼死抵抗了六个小时才被消灭。屠杀者除了用枪以外，还用装葡萄弹的炮。这些可怜鬼脱光了衣服，其中不少精疲力竭地倒下。最后北王、燕王为了让他们的人与东王的人区别开来，就命令他们的部众将右臂从袖中抽出，然后冲进去将剩下的全部杀光。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去，我的天啊!这样的场面：有的地方尸体堆积了五六层，有的自己吊死，有的在炸药包爆炸时受了严重的烧伤。尸体都被运到一片草地上，没有遮盖。”

东王的主力被消灭以后，接着搜杀老弱妇幼，名为斩草除根，“日复一日，许多人被捕被杀，甚至小孩婴儿也不能免。尸骸堆积。屠杀之事，三个月不绝。”主持这次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显然是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镕。

大屠杀总刽子手是韦昌辉和秦日纲，几乎尽人皆知，而陈承镕的幕后策划却易为人忽视，这里特提出几条根据来证明陈承镕属于这次大屠杀三人帮帮派头子之一。

(一)陈承镕原是东王的左右手，许多重要事务东王都交他主办；事变中凡东王部属连妇女小孩都遭屠杀，独陈承镕一帮安然无恙；而且在杀死杨秀清前，肯能亲见陈承镕来往于秦日纲内室参与活动。据肯能叙述亲眼所见情况说：“有一位首领，即他们教外国人称为‘第八位’者，亦即后来人所认为倒戈卖主者，由内室带了两个美丽的小孩出来。”这两个小孩是东王的世子，可是后来东王世子的命并没有保住(后来袭爵的幼东王实是洪秀全第五子洪天佑，过继到杨秀清名下的，杨秀清是断子绝嗣了)。于此可见陈承镕表面对东王世子很亲热，在大屠杀中两只手却并不是干干净净的。

(二)当时八位最高领导人中，三人已死，天王闭门不出，翼王远在前线，天京城内主持大事的只有韦、秦、陈三人。韦、秦已杀红了眼，有谁稍稍表示不赞同的，即予攻杀，石达开全家被杀一事可资证明。陈承镕如果不是大屠杀的同伙，而仍然能与韦、秦一同掌握朝政控制天京实权，那是不可能想象的。

(三)陈承镕向来为朝官之首，平时负责传宣上达，这次传宣“北王燕王受鞭沼令”，自必仍应由陈承镑主持；也只有由这个没有公开露面的陈承镕唱这出假戏，才容易骗取东王旧部的信任而毫不戒备。事实上这次假意“开审处罚”的诏令，在传宣过程中，布置得活龙活现，黄绸、红字、女使等一切都使人深信不疑，这一切正是陈承镕惯唱的拿手好戏。

(四)肯能的口述资料和清方当时收得的情报，都证实陈承镕后来与秦日纲一同被天王处以死刑，以平众愤。如果陈承镕不参与天京的大屠杀，为什么要用他的头来平众愤，又为什么要与大刽子手秦日纲一同处死?天王的诏令和群众的公愤，是证实陈承镕参与大屠杀重要犯罪行为的最明确的结论。肯能说：“除韦昌辉外，尚有其他多人伏诛——尤其有两个高级首领排班第七、第八者。”现存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中有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折，向清廷报告太平天国在诛韦昌辉之后，并将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镕于十一月初一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诛死。这具体说明，那时人们已对幕后策划者陈承镕的真面目认识清楚了。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肯能所说：“两个高级首领排班第七、第八者”同时伏诛，和德兴阿奏折所说“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镕”同时诛死，两相对照，可证实“第八位者”即佐天侯陈承镕，已毫无疑义了。同时证实陈承镕确是内讧中的重要人物，韦昌辉、秦日纲自外来，陈承镕自内应，里应外合，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主谋、告密、内应、策划大屠杀的陈承镕，其破坏性大于秦日纲，甚至不亚于韦昌辉。

过去史学界论事偏重于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把罪责全归于韦昌辉，恐不够实事求是吧？其中洪秀全的猜忌、多疑、暴烈、偏信，杨秀清的跋扈、粗暴、骄傲、麻痹，韦昌辉的阴险、毒辣、残暴、野心，秦日纲的盲从、愚蠢、逞性、派性，陈承镕的奸巧、伪善、阴险、狠毒，善于玩弄两面手法行借刀杀人之计，都是构成这场悲剧的因素。除了上层的错误外，中下层的盲目服从和宗派情绪，容易受入愚弄，也是原因。在他们身上不但有明显的农民小生产者烙印，还受到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但问题不仅如此，综观现代化了的国际政治舞台，这类类似的事例依然很多，政变活动，层出不穷，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陈承镕这类一向不为人注意的人物，事实上是内讧的罪魁祸首，这是东王及其部属们死于梦中时所意想不到的，也是天京广大军民在大祸临头时还认识不清的。这样的危险人物，埋藏在领导层中，与最高领导人物朝夕相处，洪、杨双方都极“宠任”他，对他丝毫不予戒备，轻易地把重要权力交托给他，听信他设谋划策，以致造成严重的恶果。这样的历史课题是永远值得后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