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在石门传播。陈振亚受到影响，到处寻找、阅读进步书刊，积极组织农友抗缴租税，反对剥削压迫。碰到地主、豪绅欺压农民的事，他总是愤愤不平，有时就挺身而出，帮助农友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这些行动引起了地主的仇视，终于在1922年将他辞退。

陈振亚被解雇后，到所市街上铁匠铺去找他的哥哥。经哥哥介绍，他到一家打铁制锅的小手工作坊里，当了学徒工。在这里，他又体验到工人的痛苦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陈振亚的思想不断受到新的启发。他积极寻找共产党，寻找革命出路。1923年，他离开家乡，到湘军第2师当了3年兵。

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后，陈振亚所在的湘军第2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他在1师当班长，参加攻打武汉的战斗。这时候，他认识了在1师3团任连长的黄公略。黄公略与士兵同甘共苦，待人态度和蔼可亲，作战又身先士卒，勇猛顽强，深为士兵爱戴。陈振亚与黄公略都是湖南人，经过多次接触和交谈，彼此感到志同道合，成为知心好友。此后，第1师又拨归第35军指挥。陈振亚调入黄公略连，担任了排长，随部队经孝感、花园，到宜昌一带驻防。在北伐军中，他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陈振亚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信念，仍然积极追求真理，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1928年春，由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1师改编成的湖南独立第5师，驻扎在湖南南县，部队中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该师第1团团长彭德怀就是在南县加入共产党的。黄公略一年前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军事科学习，在广州时参加共产党，此时毕业回队，任师随营学校校长。独立第5师的中共秘密组织，在部队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并领导外围组织秘密士兵会，利用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同5师中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陈振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各种斗争。

6月，独立第5师奉命由南县开往平江“剿共”。开拔前，陈振亚参加了由士兵会秘密发动的闹饷活动，迫使师长周磐同意发还了5个月的欠饷。独立第5师开抵平江不久，7月18日，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时在长沙的周磐密电副师长李慧根立即逮捕黄公略。彭德怀截获了周磐的电报，当即与1团的共产党员和恰在这时到达的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等商量，决定于7月22日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这一决定告知了驻在嘉义的3团3营营长黄公略。黄公略准备起义的活动，被反动团长刘济仁的侄子、3营一个连长察知。为防不测，黄公略率3营提前一天于7月21日起义，取道周方、恩溪、钟洞开往平江城，与彭德怀部汇合。途中，9连受反动连长欺骗，不少人脱离了起义部队，只留下一部分比较坚定的分子，陈振亚就是其中的一个。起义的第二天，黄公略介绍陈振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年来的追求和夙愿实现了。

7月24日，几万军民在乎江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彭德怀、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成立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13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下辖1、4、7三个团，黄公略任4团党代表，陈振亚任4团5连连长，8月间又任党支部副书记。

平江起义后，陈振亚随红5军在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与敌周旋。部队在纸坊休整时，将原来三个团整编为5个大队，陈振亚编入黄公略的第2大队。为了避开湘鄂赣三省敌人的“会剿”，第2大队奉命在平（江）浏（阳）万（载）边境活动。

9月上旬，红5军各部队在黄金洞、台庄一带集结休整。10月，红5军与地方工农游击队混编为5个纵队，黄公略被任命为第2纵队队长，陈振亚为2纵队第6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根据5军军委和湘鄂赣边特委的指示，陈振亚所部在黄公略指挥下，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掩护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5军主力向井冈山进军。

11月，红5军主力转往井冈山地区后，留在湘鄂赣边的红5军第1、2、3纵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这期间，陈振亚率领2纵队第6大队，按照黄公略化整为零的部署，在浏阳东乡地区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斗争，进行隐蔽的革命活动。时值隆冬严寒，陈振亚和战士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吃的是红薯丝，喝的是冰雪水，很多同志没有御寒的冬衣，仍然穿着短裤、草鞋，生活极为艰难。但大家不叫苦，没怨言，坚信严冬将会过去，春天必将来临。他们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和游击队，采取“旋磨打圈”的游击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坚持与敌人斗争。凶狠的敌军非但没有把这支工农武装“剿”光，反而被红军搞得胆战心惊。

1929年初，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驻湘鄂赣边的一部分敌军被调走，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变化。陈振亚根据黄公略将红军三个纵队迅速集零为整的命令，在浏阳狠狠打击地主豪绅的挨户团和反动军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为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4月中旬，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将湘鄂赣边特委改为湘鄂赣边境特委，王首道为书记。为统一边区赤色武装，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境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陈振亚任第3纵队第7大队大队长，兼铜（鼓）万（载）高（安）临时游击总指挥。支队交给第3纵队的任务是：以修（水）、铜（鼓）、平（江）边境地区为中心，相机深入修水，向武宁、通山游击，与鄂南革命武装取得联系。陈振亚率领7大队，与兄弟部队配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不久，大约在6、7月间，湘鄂赣三省敌军五个团，联合平、浏、修、铜、万、萍、醴七县反动武装，向革命根据地疯狂反扑，使刚刚复兴的苏区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面对险恶的形势，陈振亚领导的第7大队，遵照边境支队和黄公略的指示，再一次将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避实就虚”等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为保卫和恢复苏区积极战斗。

就在这时，彭德怀率领红5军主力由井冈山返回湘鄂赣边，参加了粉碎敌军“会剿”的作战，于8月底同湘鄂赣边支队会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两支部队合并，仍称红5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陈振亚也回到红5军任职，此后，他随5军军部直接指挥的第1、2、3纵队，在平浏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大大鼓舞了湘鄂赣边人民粉碎敌人“会剿”，恢复和巩固苏区的信心。

1929年底，陈振亚随军转战到湘赣边的永新、遂川一带。1930年1月18日，中共湘赣边特委、赣南特委同红5军军委，在遂川于田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两特委的要求，决定把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3、第4、第5团和赣南、赣西、湘赣苏区的部分赤卫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黄公略任军长，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兼任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从红5军中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加强红6军的领导。这批骨干中，就有陈振亚。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红6军的组成时写道：“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要求组织第6军，派黄公略任军长，另派一批干部。当时湘赣边特委书记是朱昌偕，王怀、周高潮等为常委。上述要求是他们亲自前来提出的。五军军委满足了他们这个要求，除派黄公略外，还派了一些高级干部如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

红6军成立之初，部队成分比较复杂，装备也很差，没有统一的服装，枪支弹药奇缺，战斗员缺乏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不少人农民意识、地方观念、游击主义习气相当严重。陈振亚在黄公略等的领导下，为训练这支队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呕尽了心血。他们一方面以红4军、红5军为榜样，严格要求部队；另一方面从红6军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例对广大指战员进行耐心细致地教育，引导大家树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由于红6军军委的坚强领导和包括陈振亚等人在内的广大干部的苦心教育，使这支部队很快成为一支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好部队。

1930年2月，红6军在攻占吉水之后，在吉安的富田、东固一带与再次进入江西的红4军会合。2月24日，陈振亚参加了红4军、红6军在水南、值夏一带全歼敌独立15旅的战斗。此后，他随军在赣西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6月，红6军改为红3军。此时，根据中央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关于“各地红军分别组成军团”的决定，红3军与红4军、红12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从此，陈振亚及其所在的红3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红1军团成立后，为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从闽西北上。7月下旬，部队抵达南昌近郊时，发现南昌城守备严密，不易攻取，毛泽东、朱德遂下令放弃攻打南昌计划，转进至高安、奉新、安义等地。此时，前委获悉，自长沙撤至浏阳、平江地区的红3军团遭敌何健部攻击。红1军团为支持红3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的局面，遂令部队向湖南方向挺进。在这次行动中，陈振亚的左腿负了重伤。

陈振亚在两年来的战斗岁月中，曾先后负伤三次。第一次是在1928年长寿街战役时，伤的是左手；第二次是在浏阳白沙战斗中，伤了右腰。但前两次受伤都较轻，很快就好了。这次是被弹片炸伤了左腿，筋断骨碎，以致他不得不离开部队，在湘鄂赣军区医院躺了将近三年。当伤口好转能够起床时，他便要求工作。领导上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任命他为湘鄂赣军区医院政委，让他一面治疗，一面工作。当时，苏区的粮食、药品和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医院里的伤病员一天只能喝两次少量的稀粥。陈振亚受命后，带着医护人员一面找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一面想方设法找药品，采中药，为伤病员进行治疗。由于过度劳累，他那并未痊愈的腿伤又加重了，不时发炎、溃烂，稍一活动，便钻心地痛。为了不使工作受影响，他向省委和总政治部请假。得到批准后，他又被组织上送到湘赣医院治疗。不久，医生们为了他的生命安全，将他的左腿截去了。

1934年2月，陈振亚截肢后的伤口已经愈合，湘赣军区政治部任命他担任湘赣医院政治处主任。当时的环境相当艰苦。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陈振亚也不忘记提高大家的政治文化水平，创办了医院职工政治训练班。他伏在床上写教材，架着双拐去上课，经常为同志们批改作业到深夜，深受职工们的爱戴。

同年秋，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时，敌军陶广部进攻湘赣苏区，包围了湘赣医院驻地江西莲花县牛田区。陈振亚组织医护人员带着伤病员突围，自己却因行动不便，被敌人俘去。

陈振亚被敌人俘后，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机智地保护了红军转移的去向和党的机密。他伪称自己是张辉瓒部队的士兵，在参加第一次“围剿”红军时负伤，被红军俘虏的。敌人找不到证据，对他的供词将信将疑，便将他押解到莲花县政府，后又由莲花县政府辗转押回他的原籍湖南石门，历时半年之久，到石门，他被县政府关进牢里。一个多月后，经亲友保释，方得以出狱。

陈振亚被释放后，在亲友家住了几天，暗中托人到处打听红军踪迹，一心想返回部队。当这个愿望一再落空后，他便请亲友介绍到一家平民工厂做缝纫工，暂且栖身。

继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后，原在湘鄂西活动的红3军和红6军团也转向贵州东北部，湘西北石门、大庸、桑植、澧县、沅陵等地的反革命势力和土豪劣绅卷土重来，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石门县黄龙乡的地主豪绅与国民党驻军勾结一起，残杀了大批红军家属，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光。这个乡曾经担任过土地委员的陈硕教，被地主捉住后捆在板凳上，用烧红了的铁棍，从肛门直刺入腹内数尺致死，还要其母出钱赎尸。其母因无钱，被逼得自缢而亡。陈振亚回到石门，听乡亲们讲起敌人这些惨绝人寰的暴行时，气愤得两眼冒火，决心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活动，替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他在平民工厂发展了杨锡成、覃事展、覃正果、林庆、陈典谟、徐林福6名党员，建立了秘密党支部，领导大家同敌人展开斗争。

10月24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的红3军与王震、肖克率领的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会师，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此后，红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从黔东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先后占领了永顺、大庸和桑植的大部，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绌等县之一部，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并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年的前8个月，红2、6军团与国民党纠集的湘鄂两省的11万“围剿”重兵进行了艰苦的征战，终于粉碎了敌军的进攻，并于8月下旬攻克了石门、澧州和津市等城。

急于找党的陈振亚，一直关心着红军在湘西的反“围剿”斗争。红军一攻占石门，他便找到了6军团司令部，会见了王震、夏曦、彭栋材等领导同志，向他们详细汇报了自己被俘的经过及在石门组织秘密党支部的经过。王震等领导同志对陈振亚在失掉党的联系，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况下仍忠于党的事业的作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还留给他三两黄金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陈振亚了解到任弼时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于是，他又给任弼时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汇报自己的情况。任弼时对他坚持革命的斗争精神给予赞扬，勉励他继续为革命作出贡献，并指示红2军团第6师派员去看望他，两次给他送来了35块大洋的活动经费。陈振亚为找到党、找到红军而高兴，更为党的关怀而激动。他决心按照任弼时和王震等的指示，为革命更加努力地工作。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失败后，于1935年9月，又调集130多个团的兵力，再次发动大规模“围剿”。红2、6军团在同强大敌人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后，按照省委和军分会的决定，主力于11月开始长征。部队出发时，陈振亚送了5名党员去参军，他自己也向军团领导人请求，要跟随部队西征。贺龙和关向应亲自同他谈话。因他左腿残废，不便跟随部队长途行军作战，又因为他在当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便于开展工作，都劝他暂时留下坚持地下斗争。贺龙和关向应还说，等部队和中央红军汇合后，再派人来接他。陈振亚接受了这一决定，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红军在石门时，平民工厂的老板就对陈振亚的行迹有所怀疑；红军西征后，他们怕陈振亚的活动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便把陈振亚开除了。陈振亚回到家乡龙岗村，一面养病，一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地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道理。直到1937年7月，他得知国共合作的消息，又接到了关向应的来信，才卖掉父亲的棺木作盘费，历尽艰辛，用一条腿千里迢迢地奔赴延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陈振亚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军委原想立即给他分配工作，但他自己迫切地要求去学习。组织上满足了他的愿望，让他到抗大第3期2大队4队学习。这是一个红军高干队，李先念、王树声、苏振华、王宏坤、谢良等都编在这个队。2大队大队长是方正平，4队队长是李寿轩。抗大的学习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睡的窑洞是学员们自己动手挖的，一个班12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挤得晚上翻身都很困难。没有饭堂，吃饭时炊事员把一桶饭、一桶菜送到窑洞门口，大家拿着碗自己去打。没有教室，就在窑洞门外的小坪上上课，每人一个小马扎，以膝盖当书桌做笔记。陈振亚因一条腿残废，坐下起立都很困难，但他以旺盛的求知欲和坚韧的毅力顽强地坚持着，从不误一堂课，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工工整整地记了好几大本。星期日，他常常架着双拐，跑十几里路去向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借书。有时书借得多，不好拿，就用绳子捆起来吊在脖子上拿回去读。他窑洞中的灯光，经常亮到天明。由于他在学习中肯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陈振亚在进抗大学习之前，经林伯渠介绍，认识了张文秋（时名张一平）。张文秋是湖北京山人，1919年在武昌女子师范学习时，便在董必武、陈潭秋的教导下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京山县中共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她的前夫刘谦初，曾先后任中共福建和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4月在济南英勇就义。此后，张文秋带着女儿思齐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也是1937年由中共中央调来延安的，在抗日军人家属学校任总务主任兼教员。在抗大学习期间，陈振亚和张文秋在交往中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8年，陈振亚被分配到115师后方留守处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最初设在陕西关中的云阳镇，下面有医院、残废院、疗养院、警卫连，中共陕西省委当时对外称留守处教育处，中央办的青训班也属留守处的编制，共有几千人。留守处后来迁到旬邑县看花宫，同已在那里的荣誉军人合编为八个大队，成立了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王群任校长，陈振亚任政治部主任。

陈振亚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陈振亚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常深入到基层去，一边帮助同志们解决思想问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一边积极为大家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白天，他给荣誉军人上政治课和文化课；晚上，他架着双拐去查夜，提醒同志们不能放松警惕。他还常常坐上牛车、马车，到较远的边缘地区视察工作。他左腿断肢中，有弹片没有取出，伤口经常红肿发炎。但他忍着伤痛，照常工作，整天总是乐呵呵的，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苦痛。陈振亚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英勇顽强的高尚品德和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博得了所有荣誉军人的尊敬。

旬邑在陕甘宁边区南缘，经常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进犯。每逢这种情况，陈振亚就带领同志们奋勇抵抗，反对国民党军对边区的蚕食和袭扰。1939年3月至12月，国民党军伙同地方武装，在边区周围制造了三次较大的摩擦事件，其中一次是“旬邑事件”。

1939年5月，国民党旬邑县保安队将八路军荣军学校一位采购员杀害，并劫去白洋千元。八路军派代表向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要求验尸还款，查究凶犯。旬邑县县长非但不理八路军的正当要求，还下令向八路军代表射击，当场打死9人。接着又率队向驻旬邑的八路军独立第一营（其中大多是荣残军人）进攻。陈振亚得知敌情后，架着双拐来到前沿阵地协助指挥，将敌军击退。事后，八路军方面向旬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和和平解决事件的三个条件：一，县长立即交出凶手；二，交出劫去之公款；三，公葬被害者，并由县长亲临致祭。国民党当局对三个条件置之不理，又暗中调兵千余，连夜赶修工事，再次向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进攻。八路军为避免事态扩大，最初只是自卫还击，据守阵地。但国民党军自恃兵多武器精良，竟向八路军阵地全力猛攻。独立第一营的战士忍无可忍，在陈振亚等的指挥下奋起还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毙伤敌军170余人，剩下的四散溃逃。这场战斗充分显示了八路军荣残军人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一些荣军高级干部，到苏联去治疗伤病，陈振亚是其中的一个。组织上要他到苏联去治伤并安装假肢，还派他的爱人张文秋，携带思齐和少华两个女儿一道同去。没想到陈振亚一行在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扣留下来，与陈潭秋、毛泽民、吉合等软禁在一起。

早在抗战初期，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做出“亲苏拥共”的姿态，在苏联及中共的影响下，制定了“反帝、联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曾一度表示愿意与中共合作抗日。中共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937年在新疆迪化市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苏联支援我国抗日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内地；国内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往返于苏联，也从这里路过。为了巩固抗战大后方，保证新疆作为中苏国际交通线的通畅，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里的工作，曾先后委派陈云、邓发在新疆领导党的工作。同时，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中共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盛世才疑忌越来越深，开始对中共限制、刁难。1939年秋开始，国际国内形势逆转。法西斯德国迅速占领欧洲大片领土，将战火引向苏联；我国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盛世才越来越背离其自己制定的六大政策，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排斥、打击和陷害。为了以后投蒋有资本，他以种种借口，把过往这里的共产党员羁留软禁起来。

陈振亚滞留新疆期间，在陈潭秋的领导下，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先后读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中国革命问题》和《资本论》等著作，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同志们推选为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对外称学委会）兼党小组长。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陈振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党支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时，还为大家辅导讲课。陈潭秋经常夸奖他，说他的笔记比大学生还写得好，一再赞扬他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日趋反动，暗中派人侦察监视八路军各驻地的活动，新疆的形势日益恶化。5月中旬的一天，在迪化的一部分共产党员，为了避开敌人耳目，研究对盛世才的斗争方法，以郊游为名，到野外商讨对策。陈振亚拄着双拐，在一座小木桥上刚刚坐下，这座年久失修的小桥就倒塌下去，将他砸伤在河水中。同志们急忙把他救起来，送进医院。在张文秋昼夜护理下，陈振亚很快恢复了健康。就在陈振亚准备出院的时候，盛世才密令白俄医生把陪护的张文秋赶出医院，于1941年6月13日，给陈振亚注射了毒药针，将他害死于医院中。

陈振亚在弥留之际，陈潭秋赶到医院去看望。他紧紧握住陈潭秋的手，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倾吐出对党、对革命的无限依恋。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被敌人阴谋害死了，再不能和你一道工作了。我这一辈子是忠于党的，可惜我不能再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我看不到革命的成功，真是终生遗憾。希望你照顾我的孩子们，教育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党、为革命出力！

陈振亚牺牲后，组织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陈潭秋代表党组织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悼词中说：“烈士的一生，是历尽了战场上的出生入死，刑庭上的严刑拷打，敌占区的白色恐怖和伤病中的流血折磨……烈士对敌斗争是百折不挠，上阵冲锋是英勇顽强。因此，烈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张文秋和陈振亚的交往，最初完全是她对红军战士的仰慕，对英雄的钦佩。然而，从全国各地来到七贤庄转程去延安的人，哪一个没有一部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呢？当陈振亚得知张文秋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后，也大受感动。尤其是思齐还这么小，就没有了爸爸，他就更加爱惜。

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很快就成为亲近的朋友。

过了两天，3辆大卡车送这一批同志去延安，林伯渠见张文秋和陈振亚已经很熟悉了，就安排他们乘同一辆车。陈振亚负过伤，被安排在驾驶室内。上车时，陈振亚对她说：

“你把思齐给我吧。外边风大，别吹坏了孩子！”

张文秋说：“驾驶室太挤，没坐位呢！”

“坐在我身上嘛！”

陈振亚一条腿，怎么能带一个孩子？陈振亚可能猜出了张文秋的意思，笑笑说：“我这条腿走过了千山万水，别说一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保证平安带到！”

时近中午，车抵黄陵县。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的陵墓，就在县城北面的山坡上。车上的人都没有瞻仰过黄帝陵，纷纷要求停车凭吊。这里离延安很近了，领队于是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人们纷纷向黄帝陵走去。

在黄帝陵前，陈振亚和张文秋站在一起。理想和抱负的一致，使他们的心贴得更近了。下山的时候，你扶我挈，惟恐对方有什么闪失。

离开黄陵，途中在一个小地方停留两天后，抵达延安城附近的一个小镇。这里已是陕甘宁边区管辖地，到处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里，发生了一幕喜剧。

办事处给每人发了一套八路军军装。张文秋从上海来，穿的是旗袍。现在有了渴望已久的军装，她立刻进屋换衣。待她从屋里出来，这一群人刚才还是长袍，短褂，西装，中山服……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是来了一群逃荒的难民。现在，全部换上了军装。男的虎虎有生气，女的英姿飒爽。大家笑呀跳呀，把办事处的院子里闹翻了天。然而，张文秋却不见陈振亚。她去寻找，只见他还在休息室里换衣服。他腿脚不便，行动慢一些。张文秋笑着跑过去，帮他抻衣袖，扣风纪扣。小思齐见妈妈这么高兴，指着陈振亚，机灵地说：

“妈妈，他就是我们的表叔吗？”

张文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什么表叔？”

思齐说：“离开上海的家时，你不是说，我们去看表叔吗？一位很好很好的表叔。昨天在车上，这位表叔怕我冻着，脱下自己的大衣盖着我，可好哩！”

张文秋心头一热，弯腰亲了亲思齐的脸颊，说：“傻孩子，这不是表叔，是伯伯！”

孩子添了一把催化剂，张文秋和陈振亚的关系于是急速发展。

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很快就分配了他们的工作。陈振亚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学习，同时兼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张文秋则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任机要秘书。

那时候，陈振亚每星期都要到法院去看张文秋和思齐，时间长，法院的雷经天院长和其他同志都看出了陈振亚是张文秋的男朋友，大家都很欢迎他。

随着时间的增多，张文秋与陈振亚的爱情更加深厚了。所以，当陈振亚再次向张文秋提出订婚的要求时，张文秋同意了。

1938年元旦过后，张文秋被调到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抗属学校设在延安北门外凤凰山的半山坡上。凤凰山的东边，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当时，抗属学校的校长是危拱芝，教务主任是焦赞。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林里夫的爱人陈碧玉，担任政治教员兼训育主任，张文秋担任文化教员兼总务主任。此外，还有赵兰英、刘玉珍等十几位教员。

抗属学校的学员，包括红四方面军的500多名女兵，是长征过雪山、草地来的，和陕北红军家属100多名一起，共有700多人参加了学习。

抗属学校是在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的，一无校舍，二无桌椅床铺，什么事都要自己动手，抗大校部派了一批战士来帮助建设，她们也组织学员自己挖窑洞。

张文秋请陈振亚帮忙，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带领2大队的同学们到这里参加劳动。陈振亚帮助她们搞规划设计，并指挥修建工程，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对他吃苦耐劳和严肃认真的精神都很佩服，说他是个好建筑工程师，是抗属学校的好参谋。

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各方面的帮助下，抗属学校的校舍很快就建成了。

不久，延安又办起一所鲁迅小学，组织上要张文秋兼任鲁小的文化教员。于是，张文秋每天上午在抗属学校教4小时语文课，下午到鲁小教2小时语文和历史课，下午6点回到抗属学校，还要做一些总务方面的行政工作。

在两所学校任教期间，陈振亚又一次向张文秋提出了结婚要求。张文秋不同意。张文秋说：“我们都要学习和工作，有了孩子会妨碍工作的。”

陈振亚忙说：“你现在带着思齐也没有妨碍工作，难道将来就会妨碍工作吗？”

“思齐一个孩子就把我累坏了，将来如果又多一个，我可受不了。”

“那时有我帮助你，怕什么？”

他左说右说，张文秋还是没有同意。她担心结婚后增加孩子，既影响工作，生活也难以维持。

不料有一个星期天，刚下过雨，路上很滑，陈振亚上山来看张文秋，一不小心跌倒了，滚到了山坡下的水沟里，残腿又受了伤，人也昏了过去，好半天没有醒过来。

同志们发现后，才把他抬到山上，放在张文秋的炕上躺着。这时，张文秋想：“他为了来看我，险些把命都送了，万一真摔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他呀。”

陈振亚醒过来后，大家弄来担架，把陈振亚抬到了抗大。陈振亚躺在床上，感谢大家的帮助，要大家回去休息。他对张文秋说：“你也回去休息吧，我不要紧，快回去照顾孩子。”但他又说：“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忘记伤疼了。”

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好笑。同志们理解陈振亚的心情，就都告辞而去，让张文秋留下来照顾他。但是，没过好一会，陈振亚又对张文秋说：“你对我太好了，你还是回去休息吧，要是你累坏了身体，就没有人照顾孩子了。”他怕思齐找妈妈，再三恳切地催张文秋回去。

陈振亚伤口痊愈后，第3次向张文秋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他说：“我对你一见钟情，知道你的经历后，我就更加敬佩。如果我们不结婚，就不像是一家人，这样常常来往，好像很不合理合法。我希望还是早点结婚，你同不同意。”

张文秋说：“从你跌伤以后，我就懊悔没有答应你结婚。你要是为我跌死了，我真要后悔无穷，幸喜伤好了，我们请组织批准后，就结婚吧！”

陈振亚见张文秋同意结婚，兴奋不已，连声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现在我可以无忧无虑了。”

于是，陈振亚给中央军委写了申请报告，张文秋也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只过了两天，两边的组织批示都下来了，同意他们结婚。

2022年12月，以石门籍革命烈士陈振亚英雄故事为题材创作的红色歌曲《光辉耀长河》全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