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澜晚年，将货栈、钱庄交由侄、孙辈经办。其间业务盛衰，变迁不断。1951年仅存的宝丰、五丰两空钱庄分别参加上海第一、第三联营集团，进入公私合营银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陈春澜年近花甲之时，除将钱庄、货栈交由兄之嗣子三人经营外，其他地方的营业机构一概撤去。他情系故土，早存回乡开发实业之心，遂于光绪二十年58岁之时返回上虞，随即奔走丰惠丰湖和章镇大浸畈等地。察看山川河流，查阅水利资料，见不少荒芜之地不耕，蔓芜之地不治，江湖之塞不浚，堤防之溃不修，深为惋惜。对他早年做过小生意的章家埠一带，常遭洪灾，尤戚忧虑。于是决定筹措资金，创办实业公司。乡贤王佐大加鼓励，复得举人朱鸿儒主持筹办。终获地方当局支持，于宣统三年二月七日获准成立上虞商办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

陈春澜创办春泽公司，旨在因地制宜，开辟富国之道，为民生利。因此公司对低瘠硗涸之田地山林，合理收购，公价买入；其他不论官荒民荒，有主无主，均按章清丈领照，所有土地，分别开垦，根据不同土质，种植不同作物；浚江掘河，筑堤开渠，各因地势，陆续开发。

陈春澜提倡选育良种，科学种植，为此在西溪湖建立了农事试验场，他还认为牧畜见效较快，于是引进和繁殖优良畜种，进行科学饲养，成效显著，设立营业部，销售牛羊皮毛等畜产品，盈利颇丰。

为管好公司资金陈春澜还设立了大同殖业银行，银行以公司为依托，服力于实业开发，荟萃收支，归其总核。公司资金有余，银行得以存储，公司经费不足，银行籍以注投。此外，银行还吸储社会闲散资金，放贷给农户和工商业者，以解决其种植或经营上之急需。

春泽公司与大同殖业银行作为上虞有史以来第一家垦牧实业公司和第一家银行，走出了一条立足于农、垦、牧并举、存货结合、城乡交流、振兴实业、富国利民之路，赢得桑梓父老齐声称道。

陈春澜经营钱庄，开发实业，终使鸿图大展，发迹致富。然有一事，始终耿耿于怀，难以忘却。他早年失学，切身体会到缺少文化之苦，亦深戚兴办教育、培养人材的重要。当囊有余钱，就亟思捐资兴学，以了心愿。清光绪二十四年，上虞开办算学堂，他即资助接济各项经费。二十六年，带头捐助上虞县校开办费用。次年，“府校谋新作，公又捐巨款以为倡。”

春晖中学

三十四年，陈春澜在故里小越横山村创办了春晖学堂，在报批立素地禀称：“职幼年失学，壮岁经商，勤苦所得，薄有余资，兹念桑梓之乡，尚未建立一校，心迄不安，爱自独捐已资资5万元，在县北40里横山之阳建造校舍一所，计上下楼房、平屋50余间，用银1.3万元有奇，除置办图书器具外，约余银3.6万元，置产生息，作为常年经费，定名曰春晖学堂，先办初等小学，以资递升，拟办至中学程度为止。将来逐渐推广。如经费不敷，再捐己资，以符素愿。职余年无几，以地方培养人才，亦国民应尽义务，不敢仰邀奖叙，惟教科既遵定章，将来毕业亦当与官立学堂一例办理。”据此，浙江巡抚增韫曾以他急公好义，捐助巨款，竭诚办学为其具奏请奖。

民国成立不久，浙江省教育会成立，经亨颐被选为会长，主持募建会社，陈春澜慷慨捐银1万元。1919年春，又与王佐共商在横山春晖学堂基础上续办中学。当时他已八十三岁，“甚思及身成功”，而教育界中“所信赖者唯经君子渊（即经亨颐）”，因与商量，共囊此举。同意经亨颐办私立春晖中学意向，并托经亨颐制定《春晖中学校计划书》。经亨颐当时提出需银10万而他则担心不够，愿加捐5万。这年12月2日成立春晖中学校董事会，以田祈原等热心教育者11人为董事，推王佐为董事长。1920年1月，董事会推经亨颐为首任校长，筹划办校具体事宜。

校址原拟设立在横山，以其偏僻，多数校董事主张白马湖。4月，经亨颐离杭返虞。随后，王佐与经亨颐等购地包工，布置一切。因欧战以后材料昂贵，包工溢出预算，于是再商之陈春澜，陈又将扩办高级小学资金5万元并入春晖校筹办经费，先后20万元，以其中10万元建造校舍、置办设备，10万元购置上海闸北水电公司等股票作为固定资金。

1922年春，学校规模初具。同年9月10日，春晖中学开学，第一批新生57名，多数来自宁绍两地，也有来自杭嘉湖、苏南地区的，更有几名来自江西、湖南、贵州等省。附设小学也同时招生。12月2日，春晖中学举行开学典礼，黄炎培等来宾数百人应邀莅临祝贺。嗣后，即以12月2日为建校纪念日。

当时春晖中学以其环境幽雅、校舍设备完备、教师学识渊博、教学质量优良，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人才而闻名遐迩。春晖中学为缅怀陈春澜办学义举，在校门左侧，建造“春社”，由蔡元培题写匾额。外植花木、内设牌位，以资纪念。1946年，他生前创办之春泽公司，继续捐助本县各级国民学校田产200亩，作为补充学校教育经费之需。

陈春澜捐资兴学，培植人才，至诚戚人，功垂后世。陈春澜除捐资兴学外，对社会其他公益事业亦多的捐输。光绪年间，曾多次出资为乡民兴修农田水利。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虞邑狂风扫地，屋瓦雀飞，合抱之木皆拔，潮水溢塘，农作无收，滨海居民，饥饿逃荒。陈春澜即捐资救助灾民。光绪十七年上虞县建立积善堂，陈亦欣予资助。二十五年夏，曹娥江堤塘溃决，西北乡沦为泽国，陈春澜亲临险处察看，捐银万两予以修复。民国36年，他创办之春泽公司为扩充县救济院基金，捐助田产50亩。他慨念时艰，举凡重大之地方公益事业，均慷慨解囊，脱手千金，惠及邑人，泽被桑梓。

陈春澜先生不愧是一位见识不凡的金融家、实业家，其急公好义之德行及捐资兴学之义举尤为难能可贵，知者莫不敬仰赞叹。

陈春澜故居，位于浙江省上虞市同兴里。

推开同兴里的门，木质结构的门发出咯咯的声响，象是一个老者剧烈的咳嗽。八十九年前这幢大院的主人陈春澜咳疾复发，躺在这扇木门旁的一把藤椅上，就曾发出过类似这样的咳嗽。那时候同兴里才建成不久。陈春澜也不过偶染风寒。同兴里已老态龙钟、日显破败，陈春澜也早已作古。真是光阴如箭，世事沧桑，令人感叹，令人唏嘘。

同兴里地处横山之南。横山是一座小山，一座矮山，看上去毫不起眼，它甚至有些懒散，就这样款款地躺在虞北平原，给人一种散淡无为的感觉。后来有一陈姓好事者不甘被人冷落，便编出一个故事，说横山是一条卧龙，如今不过睡着而已，日后一旦醒来，必将飞黄腾达。大家一看这山的形状，真的象一条卧龙，于是便信以为真，安心地在龙身旁定居下来。

同兴里就建在龙的身旁，如果说横山真是一条卧龙的话，它当属龙头的部位。这是当年陈春澜精心的选择，还是偶然的巧合，已经无从查考。况且，这传说也可能是现代人的杜撰而已，一百年前的陈春澜是否听说过这个传说，不得而知。

但同兴里还比较完整的保存着，这却是事实。从建成此屋到今天，已经一百余年。其间经历的战火、天灾、人祸不计其数，如今还能硬朗地挺立在横山脚山，实属不易。

同兴里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如果用脚丈量的话，四周走一圈，少说也得10分钟。10分钟什么概念，刘翔在瑞士洛桑跨栏一百一十米才用了不到十三秒，可见这屋子之大了。

因为大，同兴里建成后便常招来无端的麻烦，这大概就叫做树大招风吧。以前的不说，单说‘文革’吧，红卫兵就早已瞄上它。因为房子太大了，一下子无法拆毁它，况且拆它又麻烦，有人就提议先敲掉门楣上的大字再说吧，于是，便从农家找来梯子和铁锤，乒乓乒乓地砸起来。第一个被砸掉的是大墙门石门楣上的四个字“紫气东来。”字很大，又十分的遒劲，绝非常人之笔墨，“文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被砸掉的四个字的痕迹还能影影绰绰地看清楚。砸了正门砸内门，内门上也都有字，于是一扇一扇地砸过来，直至砸完了，红卫兵们才拍拍手上的尘土说：“走”。

让我们进入同兴里去看看吧。同兴里共三间，每进五间，两边厢房。进门便是一长形的天井，因为墙太高了，墙与头进之间的距离又相隔不远，因此便给人一种逼仄和悠深的感觉。

虽然经过了一百余年的风雨洗礼，人为损坏，但从总体来说，同兴里还算保存完好。某些局部墙面的塌圯，某些梁木的腐朽，某些瓦片的破碎，包括某些门窗的缺损，并不影响这幢百年老宅的整体结构。它还硬朗地挺立在横山脚下。似乎在为倔强而不屈的房主人陈春澜的一生作最后的注脚。

作为人生中最后一处归宿地，陈春澜是很看重这幢宅院的建造的，所有的选址、图纸和施工过程都由他亲自审定参与和打理，并由他的侄子、在永丰钱庄当副理的陈一斋作助手。整整三年间，老人柱着拐杖不停地在工地上走动，看着一块块的砖从地上垒起来，看着一根根的大梁凌空架起来，看着一幢幢的房子慢慢地立起来。老人那张似乎永远闭着的瘪瘪的嘴，才开始咧开来。

但是在这幢宅子造好后，陈春澜竟开始后悔了，这是为什么？说来很可笑，他觉得这房子造得太大了。甚至有点过分的奢华了。真的。他又不是当官的，官府宦居才需要高墙深院，以显示威风森严。他也不是文人墨客，要把房子弄得充满雅致之气。他只是一个商人，商人是最讲究实际的，尽管口袋里有点钱，但有必要建造这么威风森严的门楼、筑起这么坚固的高墙吗？当然，还有那幽深的花园和众多的假山等。

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秋天的某日，也就是同兴里建成后不久的一天早晨，习惯于早起的陈春澜头戴一顶爪皮小帽，身着竹布长衫，柱着拐杖，在大院中间的一个天井中散起步来，天井足有篮球场那么大，四周白墙灰瓦，地上一律大青石板，石板由绍兴东湖采石场经内河运来，然后再有人工一段段铺起滚木搬运上来，可谓费尽周折。

陈春澜在天井中间的踽踽行走间回忆起了自己一生的足迹。那是一条多么坎坷苦难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足迹啊。他脚下站着的地方，也就在同兴里大天井的中间，曾伫立过一间用泥坯打垒的茅草屋，那是他的出生之地。因为茅草的稀薄，有的地方可以望得见残缺的天穹。母亲告诉他，他出生那天正下着雨，那天的雨下得真大呀，要不是一位邻居脱下自己的裟衣盖在他身上，说不定他早就被雨淋死了。

陈春澜稍大一些时候便开始在村里拾狗屎。他有个绰号，叫做“狗屎阿渭”，就是那时候取的。当然，他也想去设在村庵堂的私塾里读书，可对于连肚皮也填不饱的陈春澜来说，这只能是梦想中的梦想了。

陈春澜19岁时开始闯荡上海滩，因为在家中实在再待不下去了，年年发大水，年年闹饥荒，再在这间破草房里待下去，不是被水淹死，就是被活活饿死。与其都是死，还不如到外面闯一闯，兴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描述得出陈春澜当时是如何在上海滩找到活路的。毕竟时间太久了,而坊间对这位传奇人物的传说版本又太多。以至于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但有一点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当离家已久的陈春澜有一天突然从上海回来，拆掉那间曾经生他养他的破茅草屋，在原址上建起这幢名震四方的大宅院时，大家才从惊异中缓过神来：哦，陈春澜，当年那个骨瘦如柴走村串巷拾狗屎的“小把戏”，如今真的发了。时有民谣为证：“山西康家，宁波方家，慈溪盛家，不及横山陈家。”这个陈家，自然当陈春澜莫属了。

陈春澜58岁时从上海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把所有的产业交由侄子们打理。自己则安居横山的同兴里，实施他的圆梦行动。

是啊，该是行动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老了。当年那个愣头愣脑步履铿锵的小伙子，眨眼已经变成步履蹒跚的老人了。虽然横山依旧，苍天不变，可是他变了。当他柱着拐杖站在同兴里大墙门前朝远山近水眺望的时候，那从横山上刮来的风，吹动的已是他稀疏而又灰白的胡须。还有那沉重的风箱般抽动的呼吸。

其实，在陈春澜从上海打道回府时，他已在实施他的圆梦行动了。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常说：如果当年不是因为路人的一块烂番薯，他早已在路边饿死了，如果不是邻人的那件破裟衣。他也早已在他出生时被那场寒雨冻死了。因此，他要报答，不仅是报答有恩于他的人，还要报答所有的人，只要他能做得到。

他做到了，那由他出资建造的许多许多的桥、许多许多的凉亭、许多许多用青石板铺就的路可以作证。横山也可以作证。因为山上有许多许多的新坟，这新坟中许多逝者的棺木，都是由他提供的。当然，同兴里更可以作证。因为它见证了这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在人生的黄昏时期，是如何柱着拐杖步履蹒跚地串行在乡里村间，广散家财，慰劳问苦。包括，在同兴里门侧那间永不关门的施粥摊前，为饥饿的路人端上一碗热粥的义举。

于是，陈春澜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慈善家。一个由腰缠万贯的大富商和实业家嬗变成的慈善家。看得出，陈春澜对此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不过如果有人认为陈春澜对此已经心满意足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陈春澜并不想就此罢手，他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没有圆，他要圆这个梦。一个困扰了他一生一世的梦。这个梦，就是办学校。

确切地说，陈春澜此前是办过学校的，校名叫春晖学堂，地址在横山，离他住的同兴里不远。遗憾的是它只是所小学，规模也不大。对此陈春澜是有过长远打算的，在他向上虞知县叶大琛的报批立案的文案中，他谈起过这件事：“职幼年失学，壮岁经商，勤苦所得，薄有余资，兹念桑梓之乡，尚未建立一校，心迄不安，爰自独捐已资5万元，在县北四十里横山之阳建造校舍一所……定名曰春晖学堂，先办初等小学，以次递升，拟办至中学程度为止，将来逐渐推广。如经费不敷，再捐已资，以符素愿。职余年无几，为地方培养人才，亦国民应尽义务……”

这就是陈春澜的办学梦。那个在浙江一师任校长的经亨颐和一个叫王佐的朋友开始要帮他圆这个梦。也可以这么说，是他们三个人共同圆了这个梦。

经亨颐是有名的教育家，上虞驿亭人，与陈春澜是同乡，1910年经亨颐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省城浙江一师任校长，但因为浙一师是一所受军阀控制的学校，经亨颐的许多教育主张和理念难以在学校里实施，因此便常与教育当局发生矛盾和冲突，最后导致“一师”的风潮。

经亨颐在“一师”风潮前后常回自己的老家，此时，他已心存去意，想回家乡办一所学校，一所能实现自己教育主张和“与时俱进”的学校。可是谁愿意办这样一所学校呢？经亨颐的挚友王佐告诉他，有一个人愿意办，而且他愿意当说客，这个人就是陈春澜。于是在1919年2月14日的上午，这个叫王佐的人便陪经亨颐来到横山同兴里，陈春澜那天正好在家里。三个人便在客堂里谈起来，谈得很投机。至经亨颐王佐登船离开同兴里的门前石埠时，一所在后来的教育界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颖学校——春晖中学的办学意向，已基本形成了。

陈春澜那天很兴奋，他甚至在晚餐时破例独自喝了一点酒。这在陈春澜的一生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不喝酒。不喝酒的人喝酒了，要么是喝闷酒，要么是喝喜酒，陈春澜喝的当然是喜酒。这个喜戴瓜皮小帽留着一撮标志性稀疏胡子的小老头，似乎在提前庆贺了，庆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梦想快要实现了。

没有人能够再现陈春澜当时创办春晖中学的情景了，幸亏爱好记日记的经亨颐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点线索，正是这一点点的线索，让我们窥见了一个八旬老人当时办学的心情，当然还有想象不到的困难。在1919年2月14日的日记中，经亨颐曾这样记着：“十四日，晴。早食后，即别出，至春泽公司访朱心栽，今午渠本邀宴，因欲与王寄师（即王佐，经亨颐对王佐的尊称——作者注）同赴横山。特道谢歉。即出城……到陈第已一时，商春晖中学事，春老已有允意，教育远动或可成事实，嘱余先制预计书，我虞英才之好音也……。”从陈宅回家后，经亨颐便着手草拟计划书,一遍一遍地写，一遍一遍地改，而且大多在晚上。在3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记着这样一段话：“灯下又着手春晖中学计划书，本近来动的教育之宗旨，希有以一洗从来之积弊”至3月22日“春晖计划书已脱稿。”

看来可以松一口气，但不然，事情又起了变化了，变化的起因是陈春澜又病了。陈春澜有咳疾,却犯起来很凶。冬天重一些，夏天好一些，可6月已是初夏的季节了，没料陈春澜的咳疾又犯了。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吧。那天经亨颐与王佐去同兴里看他，感觉情形有些不对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赴横山，晤陈春老，有病。春晖中学事尚有犹豫，以速使备案为要。在该处午餐后，即返驿，王寄师亦回城。”不知那天三人有没有喝酒，如果喝酒的话，可能也是喝闷酒。

不过事情并没有经亨颐王佐想的那么糟，躺在同兴里那间宽敞卧室中的陈春澜并非对办春晖中学之事心生悔意得，而是他确实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岁月不饶人，他有时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

一直奔波于丰惠、驿亭和横山同兴里之间的王佐似乎从这次陈春澜的突然犯病中悟出一个念头来：这件事情该抓紧办了，越快越好，久拖必生变。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经亨颐，经亨颐深表赞同，他在24日的日记中亦记下了自己的想法：午后，王寄师专差来驿，拟就春晖中学委托书稿，又嘱余续拟备案呈稿。因春老多病，先请备案以要求其决定也。

事后证明，经亨颐和王佐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陈春澜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这就为这所学校在日后创办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数，扫清了障碍，作好了预案。

此后一直缠绵于病榻的陈春澜于1920年2月14日在同兴里二楼那间宽敞的卧室中悄然西逝，终年83岁。这在当时，已是相当的高寿了。

陈春澜在去世前还做了一件令许多人想象不到的大事，他要求成立春晖中学校董会，并提议有王佐任董事长，经亨颐任校长，并且正式发文，予以公布。这就从程序上为这两个人日后的任职作好了准备。因为生病，陈春澜那天没有参加在同兴里客堂召开的校董会。但他却感觉得到这次校董会的气氛，那气氛必定是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因为不久之后，一所贯彻着全新教育理念的新学校，就要诞生了。

稍感遗憾的是，作为春晖中学的捐资人，陈春澜在春晖中学那所他梦牵魂绕的学校从提议到筹划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未去现场察看过。解释只有两个，一是他完全相信经亨颐和王佐，二是他的身体，他的病，实在再也迈不出同兴里那高高的门槛了。

不过经亨颐和王佐以及春晖中学的师生们并没有忘记他。在春晖中学开学的那天，学校的师生们在第一时间把他的遗像挂在了学校为他专建的春社的堂前。那个戴着瓜皮小帽、唇上留着那撮标志性稀疏胡子的老人就这样永远笑眯眯地望着离他不远处的春晖中学，永远望着每天从他面前走过的师生们。

此时此刻，这个当年目不识丁的“狗屎阿渭“，一定是感触良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