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江陈氏宗祠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店前村，始建于明嘉靖后期，早先是由陈氏家族六世祖创建的家庙，至清康熙十六年（677年）方扩建为家祠。在封建科举时期，螺江陈氏有过许多的进士和举人，在民主共和的年代仍然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2006年9月23日，记者来到了螺江陈氏宗祠。该祠坐北朝南，依中轴线渐次排列有照璧、牌楼、天井、大殿、花园及大戏台等建筑，大殿前有回廊，两侧有厢房。其整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具有浓郁的福州地方特色。“宗祠”的大门上许多“南元”、“馆元”、“进士”的横匾。其中”螺江陈氏宗祠”是由清代封疆大吏左宗棠亲题匾额，更由李鸿章亲自撰门联曰：“冠带今螺渚，诗书古颍川。”

宗祠第二进有一座”横墙”，隶书横匾：“百代羹墙”。这“羹”字的重点在于教育。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仅从明朝至清末，陈氏家族就出了二十一名进士，一百零八名举人。值得一提的是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为陈若霖的曾孙，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顾大臣，并为毓庆宫皇帝授读，恩赐紫禁城骑马。早年他入翰林，直言敢谏，同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被誉为“枢廷四谏官”，甚得当局宠信。曾有“庚辰午门案”冒犯”天颜”，但终促使慈禧太后修改“上谕”，获信于民。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崇厚贪生怕死，擅自签订不平等条约。陈宝琛失声痛哭，指出国家不能失去主权，坚决主张“诛崇厚，毁俄约”。以后他又提出东三省官员应满汉兼用、福建巡抚应移驻台湾等无疑都是很有远见的建议。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越南战争，陈宝琛因推荐唐炯、徐延旭“堪往军事”，唐、徐战败，遂以“荐人失察”之过，降5级调用，“闲居”福州。但他在福州期间不甘寂寞，任鳌峰书院山长，又创办东文学堂，亲自任学堂监督，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之后陈宝琛还作为福建铁路公司总理，亲自到南洋各埠募股，建设“漳厦”铁路，开福建建设铁路之先河。溥仪登基后，陈宝琛被起用，为皇帝授读三年三升，恩宠极隆。但民国时，陈宝琛仍留恋于“故宫”的小皇廷，这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但他爱国，极力反对引渡溥仪到东北去建立伪满洲国。他劝说：“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不要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溥仪则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擅自出走。陈宝琛“风烛残年”，冒死赴东北劝谏，差点被日本关东军囚禁在东北，“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

他的胞弟陈宝瑨和陈宝璐都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并称“兄弟三进士”，与“同榜双夺魁”一样都是“螺江陈氏”家族的殊荣。陈宝琛的3个胞弟陈宝琦、陈宝璜、陈宝瑄等也皆举人出身，时称”六子科甲”，显耀榕垣不仅如此。陈宝琛的父亲陈承裘为清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祖父陈景亮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曾祖父陈若霖为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

此外，在陈宝琛堂兄弟诸侄辈中还有许多“进士”和“举人”，最有趣的是光绪十六年除了宝瑨、宝璐“双进士”外，还有堂侄陈懋鼎也是“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有陈琇莹、陈翥、陈懋侯等3人同榜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陈瑜、陈希贤等2人同榜进士。最后一个进士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科的陈柏侯。

最为福州人有口皆碑的是陈若霖。陈若霖累官至刑部尚书，尤以执法严明、刚正不阿为人所称道。据说他在任内曾判一个“贝勒”死刑，令人感佩之极。后人据此编演《陈若霖斩皇子》剧目，虽然与史实有所出入，但弘扬正气、反腐倡廉确是陈若霖的一大“官德”。当年的林则徐特别崇敬陈若霖，自称是陈若霖的”门下士”。

陈宝琛之后的“螺江陈氏”族人，有的参加革命，成为革命先驱；有的研究学问，成为专家学者。记者在“螺江陈氏宗祠”里看到许多当代陈氏著名人物的巨幅照片，其中有陆军中将陈长捷、海军中将陈庆甲、交通建设学家陈体诚、福建师大教授陈矩孙、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科学院院士陈彪、物理专家陈萀、作家诗人陈运和……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在95寿辰庆祝会上自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他70年如一日矢志于教育事业，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笔写信祝贺说：“先生年高德勋，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我于一九四七年入清华，吴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最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之后，始得求教于先生之机缘，得益良多。”足可见陈氏宗祠真可谓人才济济、星月交辉。

螺江陈氏之所以历百年而不衰，人才辈出，都源于“教育”二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家族、一民族如此，一泱泱大国更亦然。相信这些孩子在这些文化底蕴的熏陶下，也有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