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陈汝惠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淡水》，写男女大学生为了探索人生，因志趣多异而发生悲欢离合的故事。这篇作品比《女难》更含蓄，男主人公的名字换成尤明，却又点明是《女难》的作者、似乎就是陈汝惠自己。这不是对读者故弄玄虚，而是作者借小说人物对自己灵魂展开了剖析，点出了“孤岛”的青年何去何从。结尾处暗示了方向：“因为他们忘记了希望，忘记了年青，而且有太多的幻想，太多的回忆，太多的虚无的叹息……”他们只焦急水箱里没有了“淡水”，没有发现自己正在“淡水”中行进。“淡水是要发现的，甚至制造的。”寓意为在任何地方都能实现伟大的理想。

1941年6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国抗战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上海人民在黑暗中企盼光明，在深渊里冀求希望。陈汝惠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在《淡水》中安生，也不愿成为《女难》里彷徨的男主人公。他要冲破“孤岛”沉闷的气氛，他要向读者呐喊，吹响抗战的号角。他将朋友们从内地传来的中国空军抗日的英雄事迹构思成小说《死的胜利》，并在中国空军节完成。

小说描写内地空军基地的三名空军飞行员奉命去轰炸日军，遇到敌机，一场激战后，有人牺牲了，但战斗胜利了。这是用生命夺取的胜利。主人公在临死时想起朋友的话：“我们去杀人是要叫此后没有人再会被杀……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作者已经将《女难》中纠缠的“小爱”变成了伟大的人类之爱。这是“孤岛”时期少有的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也是陈汝惠创作生涯中新的飞跃。

之后，他又发表了《小雨》、《捕珠手》、《斗牛士》以及《共死生之》等作品，充分反映了他抗日爱国的热情。

陈汝惠除了教书、写作外，还秘密地参加抗日爱国活动。他是一位有才气、有学问又带有些神秘色彩的作家。

抗战胜利后，陈汝惠由地下而公开活动，从一个作家变成爱国组织负责宣传的领导人。他起草并组织印发了《告上海市民书》，当时百万上海市民争相传阅。

陈汝惠为了抗日，曾在1941年初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陈汝惠从“孤岛”时期起，就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胜利后他一度担任了三青团的要职。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专制，使他很快地就退出了三青团，并公开登报声明。

之后，他担任上海《正言报》教育版编辑、主笔，发表大量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时事随笔、杂文。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派特务干涉，宣称“在报社内隐藏共产党”，下令接管，陈汝惠与钱今昔等人被迫离开。

至此，陈妆惠决心摒弃名利，仍回到教育圣地。为了祖国的未来，他在僻静的江湾镇边创办江湾中学。初创时，四周农田，鸡啼蛙鸣，校舍数幢，设施简陋。但陈汝惠却遍聘名师来任教。孔另境、朱滋礼、钱今昔、汪刃锋、丰村等皆翩然而至。长兄陈伯吹又为其推荐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担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要职，教师中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当时的江湾中学，既是一所有教育质量的新型中学，同时又是一座隐伏的民主堡垒。

解放后，陈汝惠因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到厦门大学任教。他全身心投入教育工作，还担任厦大华侨函授部副主任等职务，编写教材，撰写文章。他教导三个儿子要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努力争取进步。他绝不在人前提自己在抗日时期的斗争经历。他心悦诚服地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然而，随着五十年代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不断升温，他在“三青团”的一段抗日经历，竟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被解除了职务，三个儿子的入团、升学、选专业等，都受到了影响。

在“文革”中，陈汝惠遭受到更加严酷的打击。直到“文革”结束，陈汝惠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澄清，并调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编《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大事记》全家人重见天日，喜极而泣。然而此刻他已近过六十，长时期的摧残，使他虽有伏枥之志，却已无力握笔，也不能重登讲台。他百感交集，徒叹奈何！

不久，陈汝惠患脑血栓病，离厦门住北京，后又转往杭州儿子家中养病，不幸于1998年9月4日病逝。

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蓬勃展开。战火内延后，留在“孤岛”的文化工作者继续焕发热和光，他们在敌伪势力的重重压制下，仍不断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编辑文学期刊和撰写文学作品、反映在强暴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描绘因战争造成生离死别的家庭、爱情故事。表达了遭受压迫的同胞的心声。在这人数虽不多而坚强的作家群中，有一位大力宣扬爱国主义的陈汝惠先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家灿若群星，他们以各自的光芒辉映着这一片饱经苦难的大地。不少作家同时还是学者，他们在学术研究的辉煌贡献，甚至掩盖了他们曾作为作家的身份。陈汝惠教授（1917-1998）即是如此。陈汝惠于上海孤岛时期崭露头角，颇享文名，他本在上海高校任教，建国后他转到厦门大学执教，并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但因受频繁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淡出文学界，留下令人嘘唏不已的遗憾。然而，历史是公正的，陈汝惠的文学创作成就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2002年，陈汝惠先生抗战时期创作的小说《沉船》，被收入《上海40年文学作品系列》短篇小说文集之二《一吻》。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陈汝惠文集》，全面展示了他的创作成就。 2008年10月25日，厦门大学举办了“陈汝惠教授创作及学术研究研讨会”，数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会，中新社、中央教育电视台、《炎黄纵横》等多家媒体作了详尽的报道，充分评价了陈汝惠在文学创作及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2009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陈汝惠》。在抗战胜利60多年后的今天，两家出版社再次结集出版以陈汝惠先生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文艺报》2012年1月16日纪念陈汝惠诞辰95周年专版，既是对陈汝惠先生在抗战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肯定，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孤岛”文学的历史提供了颇具价值的重要史料，这是对陈汝惠先生的最好纪念。

陈汝惠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上海孤岛时期至建国前夕，即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创作成就主要是小说、散文，其中以小说创作最为突出。无论是他孤岛时期还是延至抗战胜利后才发表的作品，其主旨均以展示孤岛人民生活为主。时至今日，令人感动的是其中所流露的爱国激情，犹如地下奔突的岩浆喷薄而出。作品烙着孤岛与沦陷区人民的血泪印记，是日寇铁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缩影，这类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虽已出现过，然而它仍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并深入研究的。

陈汝惠一生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年轻时曾在上海执教小学、中学。1950年，陈汝惠随校长王亚南赴厦门大学任教育系副教授，领衔编写《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为日后厦大高等教育学跻身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和中国唯一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1955年，陈汝惠被任命为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在这个职位上，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努力投入工作，取得了两大教育科研成果：一是主持建设了一个有朝气的年轻的教育科学研究实体；二是主持编撰了一部讲义，开拓出一门新学科“高等学校教育学”。

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产生的一两个教育科研机构之一，这个教育科学研究实体在80年代初期发展成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现已升格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的一座重镇。而陈汝惠的贡献在于，他主持了这个教育科研实体的早年的成型，并且率领这支科研队伍，在“国内外均尚未建立起这样的一门科学体系”的情况下，开拓出“高等学校教育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陈汝惠最为美好的年代，几乎每年都有重要的论文发表。特别是他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先后发表的长篇论文《实践论与教学原则》、《试论人底全面发展的统一性高度性和党性》、《实践论与教学过程》等三篇论文，被当今教育学研究专家誉为“以科学实践理论指导教育科研的先驱”。

妻子李荷珍，为厦门大学外语系退休教师。

长子陈佐洱，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是一位有家国情怀的作家和外交官，被誉为“香港回归第一谈判手”；次子陈佐沂，为浙江大学教授；三子陈佐湟，为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

陈汝惠，1917年1月17日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县。10岁丧父，家境贫寒，由其母及长兄陈伯吹抚养长大。

1932年在省立上海中学乡师毕业后，即任小学教师。同时插班就读于上海建国中学高等师范学校。

1934—1939年任上海立德中学初中语文教师，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并以半工半读方式及超等奖学金修完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前身）教育心理系课程；著作有《我们的新生活》等儿童文学作品，由中华书局、北新书局出版。

1939—1943年续任上海立德中学、育才中学高中语文教师。同时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女难》、《死的胜利》、《小雨》、《捕珠手》等大量中短篇小说。

1941年在上海沦陷区加入地下三青团组织，从事抗日活动；同时在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刊物《译报》上发表大量进步杂文，后多数收入《断章取义集》。

1945年1月28日，日本宪兵深夜来家搜捕，侥幸脱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起草并组织印发《告上海市民书》，百万市民争相传阅。

1946年创办以宗教色彩作掩护的进步杂志《启示》。1948年将《启示》无条件转让给中共地下党编辑发行，并按地下党指示继续承担法人责任，直到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1946—1949年任上海《正言报》教育版编辑、主笔，在“小言”专栏发表大量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时事随笔、杂文，后部分收入于1948年启示出版社编印出版的《长短集》。

1947年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党团合并前夕，拒绝高官厚禄利诱，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

1947—1949年创办上海市江湾中学并任校长。在校内推行进步措施，资助师生投奔解放区，积极迎接解放。

1948年因其发表教育学论著《父母与子女》（由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被大夏大学聘为教育系副教授。

195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随校长王亚南赴厦门大学任教育系副教授。

1951—1960年任厦门大学中苏友协副总干事，厦门大学海外华侨函授部副主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在《厦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人全面发展的党性原则》等10余篇学术论文。

1960年4月因被怀疑“隐瞒反动历史”而被免去厦门大学海外华侨函授部副主任等行政职务，调中文系执教写作课程。“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冲击。

1978年历史“疑点”得到澄清，厦门大学重新作出属“一般政历问题”的组织结论，调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编《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大事记》。

1981年退休。

1998年9月4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