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07 13:44
陈炳富，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便倾向革命，参加进步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他主编的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曾经常发表进步言论，受到校内师生的注目。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业成绩优异，从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曾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就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陈炳富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方面，发表了十几篇研究文章。50年代初，他转入经济效果问题研究，他的《关于工业品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讨论。60年代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把用最小耗费取得最佳收益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进行阐述。他指出，“讲求经济效果不能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内，还应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文章后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选入《解放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选》和《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
进入80年代，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和国家对管理科学的需求，陈炳富的才华方得以充分施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1981年在瑞典参加“中国——欧洲技术与工业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被列在会议论文集的首篇。瑞典隆德(Lund)大学校阅曾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初，应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邀请，他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在古代和近代，中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值得探讨、研究、总结，要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必须结合命西，融汇古今。《了望》杂志以《从〈孙子兵法〉说到中国管理史》为题编发了他的报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87年他在加拿大、美国考察、讲学，光后做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学术演讲，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讲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欧洲国际市场学会，被推选为该学会的唯一的亚洲理事。
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富于创新，是陈炳富治学的特点。他说：“中国有悠久的管理史，但现代化管理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管理问题，新问题的解决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中的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在60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就思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70年代末，他重提旧论，并上书中国科学院，呼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最终促成“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诞生。1980年，南开大学授命陈炳富筹备建立企业管理系。陈炳富说：“不能叫企业管理系，应该叫管理学系！”此时，管理学在中国还很新鲜，还有人不承认有这么一门独立学科。他四处游说，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大学管理学系。他追求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把国外先进的、适合国情的经验学到手；通过古今结合，体现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特点，体现中国成功的管理实践，从而造就培养和指导中国自己的管理专家。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特邀参加大会的陈炳富称：“当代最新的管理思想，都能在《孙子》那里找到痕迹!”从此，在对中国文化重新估价和反思的历史背景下，在被人忽视的一隅，开始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陈炳富连续发表多篇有新意的著述：《〈孙子兵法〉及其管理中的—般应用》、《现代化与〈孙子兵法〉》、《从〈孙子兵法〉到中国管理史》、《〈孙子〉的全局系统观》……在中国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包括十四分册、数百万字的《孙子兵法大全》中，他承担了《经营管理》分册的编写。
1990年，与朱镕基同志开始联合培养战略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同年，他还招收了国内第一个美籍博士生。他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企业伦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等10多门课程。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著名管理学家和管理教育家，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炳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2月26日17时12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0岁。
陈炳富先生逝世后，朱镕基同志敬献花圈并向亲属表示慰问。
中组部副部长张纪南，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散襄军，副市长任学锋，市政协秘书长刘琨，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校长饶子和，党委副书记杨庆山，纪委书记张式琪，副校长佟家栋，校党委常委、校长助理、总会计师孙广平，原校长侯自新等前往家中吊唁或以不同方式向家属表示慰问。
陈炳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于2010年12月30日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举行。任学锋、杨庆山、佟家栋、侯自新等与商学院师生、陈炳富先生的家属、亲友、学生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陈炳富十分重视学科的协调性和知识的广博性。他认为，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也是一门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管理不仅与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有关，还和经济发展情况、文化科学水平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有很大关系。他招收的管理学研究生，有学经济的，也有学理工、技术的，还有学中文、历史的。他组织他们搞管理研究，发挥各学科特长，以多学科结合的优势，去解决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的问题。
他长期超负荷地承担教学任务，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了《管理学概论》、《比较管理学研究》等10多门课程。每学期都同时讲授2—3门课。1983年以来，以他为首招收了经济管理、技术经济等六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经他亲自指导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32名，博士学位的一名，在学博士生12名，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博士留学生。他热心帮助指导中、青年教师，带出了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教师。
陈炳富看到开放后的中国，在培养管理人才方面作了种种尝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于是，他不失时机地与来访的加拿大几所大学商定共同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此后又陆续与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高校建立关系。他讲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外国专家讲西方的管理思想，让莘莘学子吸吮着东西方文化撞击而酿成的琼浆。这种中外合作培养管理人才的作法，被称为“南开—约克模式”。
陈炳富是国内校早研究经济效益的学者之一。在他50年代的研究里，即已切入这一主题。1978年他曾建议国家组织领导全国经济效果研究。根据现代化管理的特点和要求，他倡导经济管理与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讨论教学与科研的实践。70年代末以来，他主持举办过多期“成本管理”、“技术经济”、“引进技术”等研究班，为全国各地培训了上千名高级技术经济人才和管理人才。
杨庆山：陈炳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是一笔宝贵财富。陈先生是一位教育家，他对中国管理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对重大问题总能有正确的认识。作为学生，能跟随先生学习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陈炳富先生是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4个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不同学科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催生了中国第一个称为“管理学”的大学管理科系，衍生了“南开—约克模式”这一崭新的办学模式。他是中国最早倡导MBA教育的学者之一，为中国MBA教育的发展做了大量富有开创性的工作。
陈炳富先生是中国管理学界的泰斗和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管理学科的重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陈炳富先生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勇于创新，治学严谨，善于合作，不惟名利，颇具大师风范，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重。1980年以来，他主持完成了16项国家和天津市重点研究项目，先后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特别是由他任总主编的“南开大学管理系列教材”和“南开大学现代管理译丛”，为国内管理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南开大学管理学科在国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