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端作为无党派人士，多次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面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曾被当时报纸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功臣”。

1949年后，陈端任华东财政干部学校（今上海商学院前身）教授。

晚年时，周恩来总理念及陈端是“西安事变”的历史功臣，请上海方面照顾他，派来一位60多岁的阿姨照顾他的起居生活，直至他终老。

1977年，陈端病逝于上海。

1923年8月13日至15日，第一届平民社年会在如召开，各地社员纷纷相聚如皋，吴亚鲁、魏建功、范用余等都出席大会。大会期间，即14日晚，平民社部分社员前往陈端家中交涉利民闸事件。当天晚上，又前往沙家，沙先生已经入眠。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前往沙家。无论是陈端，还是沙元炳，两位名流都肯定了平民社社员的想法，还详细介绍了南通、如皋双方处理方案的差异，表示会以如皋平民利益为重。15日下午，陈端先生又代替患病的沙元炳先生出席平民社的邀请大会。他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表达对平民社的支持。当时，刚刚从南京赶到的共产党员吴亚鲁也在会场。利民闸最终顺利修建。纵观此事，陈端携手沙元炳、张詧、魏建功、吴俊升，共同承担责任，确保通如两地平民共享新闸成果。

长女：陈澹筠（沙麟的母亲）

1936年12月12日，中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改变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大事——“西安事变”，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兵谏”，迫使时任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全国军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历经八年，最终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了中国。时至今日，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时粉墨登场的相关重要历史人物早已被永久地载入史册。时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的如皋人陈端，也以他在西安事变善后工作中不懈努力和出色表现，被当时的报纸和1995版的《如皋县志》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功臣”。

积极响应国内五四浪潮的留美学生会长

清朝末年，受制于人的清政府越来越感受到对西学人才需求的迫切性，再一次开放留学生的派遣，大批的中国学生开始去日本、欧美留学。本文的主人公陈端也就成为了“中国早期留学美国可伦比亚大学的学生”（1995年版《如皋县志》）。需要说明的是，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中陈端本人1961年9月撰写的《五四时期中国留美学生》一文显示，应为“加利福尼亚大学”。

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一册》陈端本人撰写的《五四时期中国留美学生》和如皋市档案馆馆藏资料1995年《如皋县志》记载，陈端（1893-1977），字心铭，如皋丁堰乡陈家楼人。1917年7月由上海复旦公学大学预科毕业后，受当时实业救国的影响，依然选择了自费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攻读经济学。如皋市档案馆馆藏资料1916年12月《如皋县教育状况》“旅外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姓氏名录”，也清楚地记录了当年复旦公学在校学生为陈端，这进一步验证了陈端本人的回忆。同一时期，南通的著名实业家张謇之子张孝若也来到美国哈佛商学院留学，这两位身在异乡的同乡后来能成为实业救国的拍当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期间，陈端加入了“知行社”——一个由中国留美学生自发组织以抵制外来歧视的团体。陈端担任干事之职，承担通知记录及主持开会等工作。由于他的出色表现，1918年底，陈端被推选为加利福尼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期间，他通过组织和推动留学生认捐和向爱国华侨、华商募捐等，筹得约20万元美金为留学生购得一处供国内来此的留学生数十人居住的永久性会所。

1919年，国内的“五四”爱国运动最终发展成为全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国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波及到海外各个角落的华侨和留学生，也震惊了世界。消息传来，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学们立即感到怒火中烧，坚决反对日本强盗的侵略企图。陈端与同学们星夜集会商讨对策，一面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务必依法据理力争收回我国领土主权，坚决反对日本强盗的侵占，一旦不成，应即拒绝签字退出和会；另一方面通电留美各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以及中国留美学生总会，一致去电各会中国代表，坚持抗议决不屈服。当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已成定局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陈端和旧金山中国国安会会长何卓金的联合致电很快传送到美参议院共和党负有声望的议员，请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对山东问题的有关条文予以保留，同时通电国内各界人民迅速分电致美参议院及共和党某些议员呼吁抗议，请其对和约中涉及山东问题的条文坚决保留不予认可。与此同时，中国留美学生总会也分别致函和上书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参议院，列举大量历史资料揭露日本实为东方之德国，人道之蠹害也，以及日本建造东亚大帝国的野心和危害性。

最终，在海内外中国人民一致坚决抗议和全世界人民正义呼声浪潮的冲击之下，美国参议院在批准和约条文时，除因美国内部政治传统否决了第十条，即有关国际联盟的一段外，还保留了关于我国山东问题的第156、157、158三条未予认可，这就为以后召集华盛顿会议重心讨论山东问题创造了条件。

踌躇满志投身于实业救国的海归

随着“五四”运动高潮的结束，已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陈端接到了一封来自祖国的信件，原来是清末状元、南通著名的实业家张謇盛邀他回国襄理淮海银行建设的邀请书。早在清末民初，张謇就创办了纺织、盐垦等实业，他深感金融掌握在他人之手的烦恼，于是决定在南通创立自己的金融机构。组建银行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支撑银行运转的相关人才和人员更是不可或缺。于是当年与其子张孝若一道在美留学而获经济硕士学位的陈端便成为淮海银行襄理的最佳人选。可以想见，陈端在收到来自南通的张謇和张孝若的盛邀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回国奉献于地方经济的振兴正合当初远涉重洋留学的愿望。1920年，在张謇的努力下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成立，董事长为张謇，总经理为张孝若，行长为徐庚起，而陈端则担任淮海实业银行的襄理。淮海实业银行开业后营运情况较好，1921年业务活动达到高潮。1922年，因全国工商业全面萧条，淮海实业银行的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此后淮海银行一直处于艰难维持和清理债务状态，直到1926年张謇去世时，该行支薪职员仅留9人，不久也全部离散。

回国后的陈端，一方面为张孝若打理着淮海实业银行的业务，一方面在家乡丁堰苦心集资创办如皋第一家机械化织布厂。要创办工业首先需要大量资金，因其父供奉陈端三兄弟读书，再无力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于是，陈端即说服族人陈伯遇、陈献卿，陈贡卿、陈仲学、陈云龙等投资，筹集到二十万元。限于当时的财力，决定先办织布厂。织布厂定名为阜昌染织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春动工兴建，1927年8月竣工投产，主要设备有300匹马力水汀引擎，贝卜管炉和发电机一台，机械织布机200台，另有纬纱机、整经机、络简机等配套设备，是当时较为先进的织布厂。工人多数从上海、南通等地聘来，挡车工则多为当地人，最多时全厂达400多人。主要产品为白坯布，日产8000多米，均称“洋布”。纱线等原材料主要来自南通大生纱厂。织布厂正常运转后由于所筹集的资金大都用于建造厂房和购置设备，流动资金匮乏，周转不灵，加之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于1930年停产关闭。

至此，当初那个踌躇满志、一心报国的留美学生陈端在投身金融、开创实业的救国之路上遭遇到“两连败”，不过，银行和织布厂的关闭，并没有动摇陈端一心报国的决心，这段经历为他以后进入政界打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竭力奔走调停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功臣”

一心实业救国的陈端，此后也逐渐走上政界，历任国民党政府中央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央银行、国库局副局长等职。1936年9月，陈端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之职。如皋市档案馆馆藏的1936年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四版就刊登了这一“国府命令”。此时，在全国一片“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呼声中，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仅派东北和西北军对红军进行围剿，还亲自飞抵西安督剿。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逼蒋抗日的爱国热诚，毅然扣留了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局面十分复杂。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意为炸死蒋介石窃权发起更大规模内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间阶层则大多谴责张、杨的行动，但赞成停战抗日的主张。国际社会亦十分关注事态发展，英、美则担心亲日派掌权会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因而反对讨伐；苏联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日，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中国共产党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主张释放蒋介石，迫使他下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22日宋氏兄妹亲飞西安，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经过双方多次商议协调，于24日达成由八项爱国主张归结而成的六项协议。不过，随着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张学良受到审判和免职，而东北军则陷于群龙无首，甘肃省府主席、东北军5 1军长于学忠部和杨虎成的西北军面临中央军的进逼和包围，内战烽火一触即发。鉴于孔祥熙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与陈是上下级关系，又有私交，陈端决心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西北与中央的调解，这一决策得到于学忠的大力支持。

如皋市档案馆藏资料《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中1937年1月9日陈端给孔祥熙的密电指出：“于公始终拥护中央，绝对遵照政府命令，似可作为调人。惟乞中央暂行停止军事行动，使于公有劝说转圜余地。千万望从缓处置陕省军事，深恐激成事变，于国家不利。”不久，即收到孔祥熙采纳的复电，并希望陈端能与于学忠共挽危机。之后，在孔祥熙的安排下，陈端代表于学忠去南京、上海、浙江等地面陈蒋介石，向蒋报告了西北的形势，陈述了大家深恐发生内战，希望和平局面早日实现的心愿。虽然争取释放张学良未果，但他把于学忠的亲笔信函和他先写好的书面报告呈给蒋。此时的西安，东北军王以哲将军被部下枪杀，内部形势比较混乱。蒋询问陈端是否愿意去西安协助于学忠进行调解工作，陈端当即表态，只要能达到和平统一抗日救国的目的，个人安危在所不计。

陈端返回西安后，首先去张学良公馆会见于学忠，并把蒋的亲笔复信交于，互相交流了别后与协谈的经过。随后，陈端又去西安行营拜见顾祝同，商讨保全和平的对策。并不顾个人安危找来东北的将领商量如何保全和局以挽救国家的危机。对于张学良遭受审判且迟迟不能复职的责问，陈端解释道，这有可能是亲日派为敌人利用，想借此破坏和局，如今大批中央军集中豫陕一带，万一不幸，和平破裂，不仅人民遭殃、国家危险，到那时副司令的安全更加危险了。在陈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中，东北军与中央军之间终于消除了对立，化解了矛盾，一场风波归于消失。

陈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参与调解。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善后的调停中，他还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杨虎城将军等接触频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作出不懈的努力。当时的报纸曾以首页头条大标题报道陈端进行的调解活动，赞誉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功臣”。

认真研读《资本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抗战期间，陈端在重庆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财政部总稽核等职。抗战结束后，他弃政从商，向银行贷款创办建成商行，自购一艘轮船航行于重庆至南京、汉口至武穴(在湖北与江西两省交界之间)，不久船触礁骤出事故，遂告停业。此后，陈端便定居上海，在大同大学银行系任系主任兼教授。经历过风云变幻的商场搏弈和变幻莫测的政界打拼的陈端开始认真地研读马克思著《资本论》，他认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必将是共产主义。因此，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曾派人送给陈端去台湾的飞机票．而他坚持留在上海，终于迎接到解放。

五十年代初，国家对大学院系实行调整。陈端改任上海华东财政干部学校教授。后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很是关心陈端的工作和生活，并鼓励陈端多翻译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培养经济人才提供必要的教学素材。其中，由陈端翻译、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资本实证论》成为他一生重要翻译成果。《资本与利息》出版于1889年，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庞巴维克的代表作，系统地阐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以此为基础的时差利息论，是科学发展史上最重要最有创造性的著作。

1977年陈端病世，虽经历过传奇曲折的人生，晚年仍一直保持书生本色，学者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