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陈豹隐由北平赴南京，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1937年年底转赴徐州，到李宗仁部“教书两个月”。1938年至武汉，受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后又当选为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第四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之一，负责对抗战期间有关经济问题的提案进行审查。

1947年陈豹隐被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51年9月，正阳法商学院、中国公学、相辉文法学院合并组成重庆财经学院，陈豹隐任院长。1952年10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建四川财经学院。12月，四川财经学院成立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陈豹隐任委员兼教务组组长，后成立学术委员会，陈豹隐亦为委员。这两个委员会为学院的组建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工作。

1954年，陈豹隐因身体原因休养。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教授评级，陈豹隐被评为一级教授，与陈岱孙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1959年4月，他以特邀人士身份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60年9月9日，陈豹隐在前往四川省政协开会途中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4岁。2011年3月，西南财经大学正式启动《陈豹隐全集》编纂工作。

小林丑三郎.1914.财政学提要.陈启修译.上海科学会编译部.

陈启修.1924.财政学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罗江.1928.齐东恨,上海:乐群书店.

罗江.1928.恋爱舞台.上海:乐群书店.

嘉密.1929.白鼻福尔摩斯.罗江译.上海:乐群书店.

陈豹隐.1929.经济现象的体系.上海:乐群书店.

陈豹隐.1929.新政治学.上海:乐群书店.

陈勺水.1929.酱色的心.上海:乐群书店.

前田河广一郎.1929.新的历史戏曲集.陈勺水译.上海:乐群书店.

平林泰子等.1929.日本新写实派代表杰作集.陈勺水译.上海:乐群书店.

高尔基.1929.高尔基的回忆琐记.陈勺水译.上海:乐群书店.

河上肇.1929.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上海:乐群书店.

爱里渥德.1929.科学的宇宙观.陈豹隐译.上海:乐群书店.

马克思.1930.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陈启修译.上海:昆仑书店.

陈豹隐.1931.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北平:好望书店.

陈豹隐.1932.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北平:好望书店.

陈豹隐.1933.经济学讲话.北平:好望书店.

陈豹隐.1935.现代国际政治讲话.北平:好望书店.

陈豹隐等著.1941.战时财政新论.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

陈豹隐.1959.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财经科学,(4)：36-38.

陈豹隐兼具多重身份，他的一生可谓浓缩了一个时代。他是各种思潮的预流者和引领者，他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

作为经济学家的陈豹隐，1914年即以翻译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1924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1929-1930年，他进一步翻译出版了《经济学大纲》（河上肇）和《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其后，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抗战期间，他积极关注战时经济问题，主编和合著了《经济恐慌下的日本》、《抗战建国纲领浅说》、《战时财政新论》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坚持计划生育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

作为政治学家的陈豹隐，早在留日时即热心国内政治事务，发表了《欧洲大国联邦论》、《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抱影庐陈言》等文。五四运动前后，更是他的政论活跃期，如《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庶民主义之研究》、《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文化运动底新生命》、《国家之本质及其存在之理由》、《国民权之种类其存在理由及其等次》等即撰于此时。1925年他挑起了著名的“联俄与仇俄”之争，张奚若、徐志摩、巴金等名流纷纷卷入。1925-1927年，他主持《国民新报副刊》、《广州民国日报》、武汉《中央日报》，刊发了大量社论。专著《新政治学》和《现代国际政治讲话》则是他政治学思想的集大成。

作为法学家的陈豹隐，早年热心宪政，先后发表了《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护法与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何为法？》、《法律与民意及政治》、《我理想中之中国国宪及省宪》等文，并起草了《四川省自治组织法草案》，提出了“八权宪法论”。他乐于提携后学，为《宪法学原理》、《比较劳动法学大纲》、《比较宪法》等多书撰序。

作为文学家的陈豹隐，柳亚子在《新文坛杂咏》十首中将其誉为新文坛十大将之一，他以乐群书店和《乐群月刊》为主要平台，在1928-1929年短短两年间刊发了大量作品，先后创作了戏剧集《齐东恨》、《恋爱舞台》和小说集《酱色的心》，翻译出版了《新的历史戏曲集》、《白鼻福尔摩斯》、《日本新写实派代表杰作集》、《高尔基的回忆琐记》及大量单篇小说、诗歌和文论。期间，他还引发了著名的“有律现代诗”和“新写实主义”之争。他兼作文言诗和白话诗，诗歌创作贯穿于他的一生。

作为哲学家的陈豹隐，热衷方法论之学。1919年他即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1928年翻译出版了爱里渥德的《科学的宇宙观》，1932年进一步出版专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并撰写了《马克司哲学的基础和在一般社会科学上的地位》等多篇论文。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陈豹隐，是各种组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1916年他领导成立的丙辰学社，后发展为近代三大民间科学机构之一。1917年他执教北大后，成为评议会、教职员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的活跃分子。1925-1926年他又成为了关税自主、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政府等运动和集会的中坚。北伐期间，他战斗在广州和武汉的各条战线。1930年他参与筹建“第三党”，并当选干事。“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并多次赴泰山为冯玉祥讲学。“七七”事变后，他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为抗战事业积极出谋划策。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民革，敢于建言。他交际圈广，与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茅盾、张资平、蔡元培、郭沫若、郁达夫、朱德、顾孟馀、邓演达、冯玉祥、黄炎培、顾颉刚、白鹏飞、王兆荣等都过从甚密，并留下了《我三次受到孙中山先生伟大人格的影响》等许多有价值的回忆文章。

陈启修在桂林读初中时，两广一带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断发生民主革命斗争，有志青年纷纷从广州出发，到明治维新后的近邻日本，学习发愤图强的本事。初中毕业后，他随当时的“东渡”潮流，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赴日留学。经过努力，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这个“一高”，在当时的日本牌子最硬，声望最高，非常难考，学习两年半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有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当时清政府规定，凡是考上日本的“一高”、高等师范、高等工业、千叶医专等五个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享受官费待遇。据说当时中国在日本常年有800多留学生，先于陈启修考上日本国立学校的只有两人，一为何 时(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工科学长)，一为张季鸾(回国后，任《大公报》总主笔)。陈启修就读“一高”，名声大噪，与当时在日学生交往密切，与鲁迅和“一高”的张季鸾交厚，导致陈启修在“五四”运动前后，主张文学走大众化道路，提倡白话文，反对用文言文写作，并以勺水、惺农、辛农……等笔名，翻译苏联的文学著作，出版发行，并于20世纪30年代，继鲁迅主办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文艺副刊，参与天津《大公报》的社论撰写。当时日本的“一高”学生，除必修英语之外，尚须选修一门第二外国语。陈启修在“一高”通晓了英语和德语，为他参照各种外语版本，翻译国外著作提供了条件。

“一高”毕业后，他于1913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在读法科一年级的时候，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上海科学会编译部(即商务印书馆的前身)于1914年出版发行，开始了他一生的学术著述活动。这本书，全部译文约20万字，主要内容是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欧洲资产阶级的租税论及资产阶级政府理财的办法。在我国刚刚推翻清王朝的民国4年，在废除了封建王朝的纳员办法后，如何建立民国财政，尚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办法。因此，这本书的出版，深受国民党革命派的欢迎，对于巩固我国旧民主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全部译文别开生面地使用白话，扫除了我国近代史上以文言译书的积习，开创了用白话文翻译经济著作的先例，反映出陈启修在文化方向上走的是大众化的道路。

1916年12月，陈启修和留日同学王兆荣、周昌寿正式发起，组织了有名的丙辰学社(即中华学艺社的前身)。丙辰学社最早是李大钊筹划的，后来，因李大钊于1916年4月回国，所以到这年年底才正式成立。通过丙辰学社的筹建，他和李大钊建立了亲密友谊，这个学社当时是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它团结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留日爱国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有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夏丏尊、郑贞文、周昌寿都是这个学社的成员)，陈启修被推举为学社的首届执行部理事。丙辰学社于1917年创办《学艺》杂志。这个杂志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发表了各种思潮的文章，参加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百家争鸣”。

1919年，陈启修受聘北大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担任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导师，与李大钊一起形成了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早期学术派别。

1923年12月，陈启修受北京大学派遣，前往欧洲及苏联进修，他在欧洲住了8个月，于1924年7月离开德国，前往苏联，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一面进修，一面为该校的中国学员授课，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青年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需要像陈启修那样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人，用中国话讲课。那时孙中山的同盟会因拥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自行取消南京临时政府，而濒临崩溃，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便在中国实行国民革命，故而帮助国民党发展，中共允许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陈启修在东方大学先后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25年，陈启修进修期满，回到北京大学。同年，应聘入北平法商学院，并在中共北方区党委主办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讲苏俄经济，在这期训练班上课的教师还有陈乔年、赵世炎、陈为人……等。

1926年4月，陈启修去了广州，任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并先后在中共主办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任教。

他在黄埔军校时，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他与恽代英、顾孟余、甘乃光、陈其瑗同为政治讲师，所任讲题为“最近世界经济状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启修遭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易名为陈豹隐，与党失掉联系。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他一生中许多著作如《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等著成此时。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首译了《资本论》，把它介绍给中国人。同时又翻译了日本河上肇所著《经济学大纲》，许多革命者正是从此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陈豹隐教授学识渊深，著述丰富。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因应时势,他便投身革命,成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他是《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译者，被誉为经济学界的“南陈北马（马寅初）”。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陈豹隐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再到武汉，由冯玉祥推荐，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受张治中邀请，担任军事委员会经济顾问，从1938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这段时期，他在《大公报》、《扫荡报》、重庆《中央日报》上写一些文章，时值国共合作抗日时期，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为“如何搞好战时经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豹隐在内战声中，拒绝了到南京的教学聘请，继续留在重庆，并于1946年初，与马哲民一起，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常年在西南学院讲授经济学。1947年初，他受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讲授经济学。这时候，重庆地区学生运动蓬勃发展，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曾延揽进步人士甘祠森、民主人士李紫翔到重庆商学院任课。

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豹隐随重庆大学商学院调入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任院务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学组长(即当时的教务长)，声望日隆，1956年评为“一级教授”，当时全国高教界的一级教授极少，“一级教授”标志其学术地位崇高。相继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西南财经大学任职至逝世。

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30年3月他第一个将《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

陈启修，又名陈豹隐、陈勺水、陈惺农，1886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其父陈品全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广西永淳县知县，中年后教书，为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志》总篡。

他幼年在中江读私塾，12岁随父亲去桂林。父亲不让他走科举之路，安排他进广州丕崇书院读书。这是法国人为他们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商人子弟开办的五年制初中，只收少数中国学生，并为中国学生开讲法文课。陈启修少年时就掌握了法语，但中国学生遭歧视，他幼小心灵深深地烙上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印记。

丕崇书院毕业后，陈启修怀着对孙中山的敬仰，1907年到日本自费考入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学校，名列“一高”新生榜首（该校毕业生不经考试即可直升东京帝国大学）。为鼓励学生奋发读书，清政府规定，凡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五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可享受官费待遇。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英语、德语。1913年，陈启修“一高”毕业，直升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

1914年，陈启修在帝国大学一年级读书期间，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国内的上海科学会编辑部出版发行。该书开创了完全使用白话翻译经济著作的先河，不少大学把这本书作为教材。

这时，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在日本流行。东京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一生的治学立言产生了重要影响。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陈启修是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李大钊热情指引下，陈启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16年12月，李大钊等人筹组“丙辰学社”，陈启修为该社首届执行部理事。丙辰学社1917年创办《学艺》杂志，陈启修在东京帝大的早期著作如“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法”、“文化运动底生命”、“欧洲大联邦国论”等，多发表在《学艺》上。他还在《学艺》上发表了“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1917年4月，陈启修从日本东京帝大毕业，1918年5月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国。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陈启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8年，经吴玉章推荐，陈启修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庆祝协约国胜利，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三天讲演大会，陈启修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发表了演讲。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经常与李大钊等作爱国报告，支持学生爱国行动。陈启修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1920年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并与李大钊等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讲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

当时，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公开了组织。陈启修在其中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该会每月举办两次演讲会。1922年5月5日，北大“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陈启修与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都发表了演讲。

按照当时北大惯例，凡在该校任教五年以上的教授，可公费出国考察一次。1922年12月陈启修被派遣到欧洲考察，其间与朱德相识并成为好友。他在欧洲调查研究8个月，后去苏联。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在苏联，他在熟稔四门外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掌握了俄语。1925年春，由朱德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他回国在北大执教，也在北京其他几所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

1926年，陈启修应邀赴广州，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讲课。被聘为政治讲师，名列政治教官之前，它还应邓演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邀，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讲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常识、苏俄状况等课程。

1926年5月，广州农会和工会联合举行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会，陈启修应邀出席，并与郭沫若等发表了演说。6月，与周恩来、恽代英一起，从黄埔受训学生中挑选为迎接北伐而进行一个月的短期教育的训练班学员讲课。

北伐时，陈启修在总政治部任宣传委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武汉担任《中央日报》主笔。1927年初，被聘请担任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朱德由德国归来后，说服四川军阀杨森参加北伐，杨森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任党代表，陈启修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张作霖处以绞刑。陈启修悲痛万分，在武汉《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北洋军阀，沉痛悲愤地悼念李大钊。其后，陈启修到上海，参加了组建“中华革命党”的组党活动。后来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流亡到日本，与中共失去联系，易名豹隐。

1930年3月，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本正式的《资本论》中文译本。他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翻译了日本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1930年送回国内出版。该书多次再版，解放后这本书都曾再版。

这一时期，陈启修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过从甚密，写过戏曲、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的文学作品。他发表出版过的著作约70种之多，1929年底，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著作。茅盾的回忆录“流亡生活”有较大篇幅讲到与陈启修的友谊。

1930年，邓演达从英国伦敦秘密回国。陈启修也由日本回到国内，受蔡元培的聘请，在北大讲经济学。1932年初，陈启修被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李达、许德珩、沈志远等合作，研究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1932年暑假，他受冯玉祥礼聘，隐赴山东泰山讲学。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提到：“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启修先生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当时的听课者，是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8月，许德珩邀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聚会玉泉山，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陈启修参加了聚会，事后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此后，陈启修更积极地从各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

卢沟桥事变后，陈启修来到南京。12月13日，南京不战而沦陷，陈启修在日军占领前两三小时离开南京。在武汉他应冯玉祥、张治中之邀，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名义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兼经济顾问，并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到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但不久，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大规模进攻。陈启修拒绝了南京聘请，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对陈启修威胁利诱，张群劝说他去台湾，杨森把他列入黑名单。他在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保护下，坚决留在祖国大陆，积极参与中共组织领导下的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陈启修当选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新成立的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主任。1956年，参加民革并被选为民革四川省委及中央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60年9月9日，陈启修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病逝于成都，终年74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追悼会上，周恩来、陈毅等送了花圈。人们缅怀着他对《资本论》的翻译，缅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960年9月9日。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一级教授陈豹隐先生，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逝世，终年74岁。

噩耗传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送来了花圈，陈毅副总理发来了唁电。陈毅、李井泉、徐冰、廖志高、邓锡侯、张秀熟、柯召、彭迪先等党和国家领导及四川省省委省政府领导、部分著名知识分子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中共四川省委专门为先生召开了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