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23 10:50
陈长蘅（1888—1987）字伯修，号建公。四川荣昌（今属重庆市）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宣统三年（1911年）赴美留学。初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学习，翌年转入哈佛大学，改修政治经济学。民国5年（1916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民国7年4月兼任北京盐务稽核总所翻译。之后，转任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民国13年任南京军需学校教官，两年以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民国17年参加中国经济学社，担任该社常务理事。
30年代参加中国统计学社，并先后担任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其间，于民国21年赴日本参加国际统计学社年会。民国36年初赴英国伦敦出席《非宗主国立法会议》；同年4月赴日内瓦出席由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国际贸易宪章起草会议和相互减低关税税则的多边会议》。1949年任浙江金华新成初级中学校长。1956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6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任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1987年在上海去世。
《中国人口论》 (1918)、《进化之真相》(1919)、《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
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陈长蘅认为，这是关系国家生计的根本问题，经济问题迟早都要演变成为人口问题。他提出缓解人口压力的根本途径在于：提倡比欧美各国更加健全和彻底的、以节育和优生为内容的“生育革命”。对于节制生育，陈长蘅主张采取由国家干预，并通过各个专门机构宣传优生知识，推广不悖人道，不伤身体，普遍使用的“自然节育法”，他不赞成“非自然节育法”，即所谓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节育法。在人口问题上，他提出了“适度人口”的观点，认为一国人口太疏或太密，生产率太高或太低，都不利于国家之富强，种族之昌大，个人之健康。陈长蘅提出的“适度人口论”，对中国人13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都产生过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