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大出身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根正苗红，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仍受到了重视。“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他做不来。他能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自认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就直说了吧。这位常委只好点明：你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我们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在秘书的帮助下，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并于当天，该厂金工车间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王秀珍事先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使其顺利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

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在“四清运动”中，陈阿大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而且他本人也对厂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有些事情厂领导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了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这样那样的意见，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陈阿大知道厂领导的“问题”多，敢于揭发，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这样，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他便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

后来，由他倡议，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成为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并建立了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他本人就是被王洪文笼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做手下的一员“虎将”。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1966年11月上旬，王洪文制造了“安亭事件”，指挥造反派卧轨拦车，说是要去北京告状。在这一事件中，陈阿大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率领手下的几名造反骨干，爬上了他们拦住的第一趟列车，高呼口号，一路向北京进发，无论谁也劝阻不住。直到南京，列车不往前开了，他们才下车。

1966年11月底，王洪文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造反组织在解放日报社严重对立，一场大的武斗一触即发。这时陈阿大打了一个电话，一下子调来了几十辆大卡车，拉着几千名造反队员，把解放日报社中的“赤卫队”队员团团包围起来，并迫使解放日报社领导作出让步，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开列的条件，并在“声明”上签字。在这件事中，王洪文对陈阿大赞赏有加，多次说，陈阿大在“解放日报”这件事上有“大功”。

1966年12月底，王洪文指挥“工总司”10万多人，把“赤卫队”3万多人围在康平路。12月30日，“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总攻。陈阿大手拿木棍，高呼口号，带头冲向“赤卫队”，见人就打。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赤卫队”的主力全部“解决”。在这件事中，陈阿大冲锋在前，又一次为王洪文立了“大功”。

1967年8月初，王洪文指挥24万名“工总司”队员，把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包围起来，并于8月4日下令总攻。陈阿大率领手下的亲信骨干冲在前边，他亲自架云梯，向上海柴油机厂楼内的“联司”进攻，还第一个冲上楼顶，调动手下队员上下夹击。又是他，亲自把“联司”的头目杨仲池“活捉”。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

当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

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陈阿大参加中共九大后，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上海市工交组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要高多了。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邀请陈阿大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是有会，他必到，到会后必讲话。

陈阿大在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后来，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过去上海人都知道，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于是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坚定地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陈阿大跳得最欢，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

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艘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武装叛乱，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央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1982年8月23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判决：陈阿大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