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26 08:07
《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填补了我国五代史研究的空白。另外，又有《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司马光史论探微》（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
陶懋炳先生从小就学习认真、刻苦，成绩相当不错。抗日战争中期，他随父南下，以优异成绩考进国立师范学院历史系，尚未毕业即被聘为该校附中教员，讲课生动风趣，颇受学生欢迎。湖南解放前夕，先生积极投身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成了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地下党人欣赏先生，国民党的特务则将先生列入要抓捕的黑名单，而且列为第一号对象。先生不得不东躲西藏。在地下党的精心掩护之下，才没被特务们抓走。1949年以后，先生受到人民政府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地区一级的督学、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先生到处作报告，宣讲共产党的政策。1956年他作为优秀中学教师，被湖南师范学院调来出任历史系讲师，而且马上被送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深造。
1957年大鸣大放时，先生正在北京进修，没有参加鸣放，所以躲过了一劫。先生回到湖南师院后，历史系的领导就发觉他立场不稳，为系里的“右派”鸣不平，于是急忙将他的材料上报，要划他为右派。历史系本来“右派”就划了不少，再多他一个，也没有什么不妥。但他又是一员“福将”，碰上了学院新来的一位好领导，说历史系“右派”划得太多了，古代史教研组原有九个老师，划了八个“右派”，不能再划了。所以系里报上去的材料，院里压住不批，于是陶先生得以置身“右派”之外，而左派积极分子们则说他是“漏网右派”。但打这以后，陶先生就再也没能“漏网”，每次运动都有他挨批挨斗的份。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先生就在批判吴晗等人的时候，受到“围剿”，等到“五·一六”通知一下来，他就被当成历史系批斗的“重点对象”。陶先生只是一般的历史教师，既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够不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的“嘴臭”，处处不饶人。平时挨过他骂的人不少。所以领导且不说，就是一般的教师，对他都不“感冒”。工作队一来，他就被揪了出来。先生挨打的次数之多，在湖南师院的“黑鬼”当中是名列前茅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此后，他的背开始驼了起来，而且越驼越厉害。
像陶先生那样的残疾人，照文件规定，本不应该下放到平江县学农基地里去劳动的。但上面的规定算规定，可以放在一边不管，陶先生还是同大家一样，去了平江农场。他在农场里似乎过得还算愉快。放假休息的时候，他还同大家一起去长乐镇喝甜酒、买农副产品。1970年春节前，还被允许我们回长沙过节。
文革之后，先生重返教坛，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凭一部《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填补了我国五代史研究的空白。
1992年元月，陶先生因病去世，追悼会的参加者不少，送挽联的也颇不乏人。他在国立师范学院的同学唐孔文、邹蕤宾赞扬他：
治史严谨，贬王道、斥霸道，自成一说；
为人正直，昌古风、歌新风，业在千秋！
吴容甫的挽辞是：
刚正不阿，直言无忌，
锋芒毕露，疾恶如仇！
湖南某史学家甚至哽咽着说：陶公一去，是我省史学界一大损失。足见陶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