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02 18:46
陶浚宣系东晋陶渊明第45代孙，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副榜，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丁丑考取觉罗汉教习，以知县用。丙戌会试，挑取朕录方略馆，议叙同知，升用知府，递升道员，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后应聘赴广东广雅书院、湖北志书局任职，在福建漳州开过煤矿，在邑东白米堰设丝厂，皆丧其财。
陶浚宣工书法，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无所不学。每临一碑，辄至数千百遍。其临池之勤，从小起无一日间断，至暮年仍不辍寒暑。笔力雄劲，笔法壮丽，一时求其书者络绎不绝。翁同龢深服其书法，派人持手书相邀，信内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梁启超对其魏书大为推重。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碑刻为其手迹，至今仍为游人所欣赏。长江上游宜昌口崖壁上所书“柏弯”两字，每字大如桌面，笔势苍劲。沈阳故宫内所悬字画亦有其手书题词。清“光绪通宝”银元、角子、铜元的模字皆为其手笔。 在广东时接触不少华侨和革命志士，毕生同情革命。闻秋瑾被害，义愤填膺，写下万言奏折，力辩秋瑾无罪，手稿今存浙江图书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陶浚宣以其特有的眼光看中箬山半壁残山剩水，他拿出为官数年的薪俸和书法润笔所得，又从陶在宽、陶在铭等族人那人获得资助，共筹集银洋8000元，在箬山北麓，沿古运河筑堤二百余丈，并在堤之北侧砌以围墙，堤上杂种女贞、垂柳和干叶桃花等。在保留前人遗存的奇特的陶公洞、仙桃洞等胜景的基础上，他还利用采石形成的峭壁、水塘，构思巧妙地营建了稷寿楼、扬帆舫、听湫亭、饮渌亭、香积亭等楼台亭榭和霞川桥、秦桥、万柳桥等造型各异的津梁，恰到好处地垒叠假山等建筑小品，在摩崖和各种建筑镌有众多的石刻、楹联，……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将这一常人不屑一顾的废石宕建成美轮美奂的园林艺术精品——东湖。秦桥南堍有灵石亭，亭柱上镌有陶浚宣“集太白诗”的楹联：“江空欲听水仙掺，壁立直上蓬莱峰”。它与稷庐堂联“八州延世泽，五柳振家声”、东门门联“门前学种先生柳，岭上犹横隐士云”、陶园门联“崖壁千仞，此时大劈斧画法；渔舫一叶，如入小桃源图中”等东湖许多楹联、石刻一样，坦露了陶浚宣厌恶官宦生活和尘世俗器的心迹，刻意将东湖打造成世外桃源，赓续先世陶渊明的隐逸生活。
其实，他这一张之洞式的维新人物，并没有在东湖当隐士、寓公。他在营建东湖的同时，就筹办新式学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将其侄孙陶成章早年也任过教的东湖通艺义学改办东湖通艺学堂，，设置史、子、算、译四斋（系、专业），礼聘孙翼中、谢震、陈威、寿孝天、陈燮枢、周作人等两浙饱学之士到校教授国文、算学和英文等。竺可桢、刘大白、陈仪、陈彭年等早年均在此求学，后来都成了中国的杰出人士。
后又办东湖法政学堂及东湖医院，建陶成章纪念祠—陶社，以供后人瞻仰。
1933年秋，东湖通艺学堂学生陶缉民赴北京，拜访了他的老师周作人。席间，周氏即兴挥毫，书赠条幅一张，文曰：“绕门山在东郭门外十里，系石宕旧址，水石奇峭，与吼山仿佛。陶心云先生修治之，称曰东湖，设通艺学堂，民国前八年甲辰秋余承命教英文，寄居两阅月，得尽揽诸胜，曾作小诗数首记之，今稿悉不存，但记数语曰：‘岩鸽翻晚风，池鱼跃清响’，又曰：‘萧潇几日雨，开落白芙蓉’。忽忽三十年，怀念陈迹，有如梦寐，书此数行以赠缉民兄，想当同有今昔之感也。”
陶浚宣一生最大的亮点是他在1907年夏“秋案”发生后的所作所为。在清廷预备立宪的情势下，浙江巡抚张曾敫、绍兴知府贵福将尚未举事的女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激起江浙舆论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为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和绍兴官府处理“秋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以致贵福之流身败名裂。而它的发起者和有力推动者就是陶浚宣。“秋案”发生后不久，陶浚宣奋笔疾书，以“绍兴合郡绅、商、学界公启”的名义和方式，发表约5000余文的《驳浙抚致军机处电》。他根据浙江巡抚张曾敫致军机处奕电文的八个主要内容，即“金华府武义县土匪头目获到，供出系大通学堂学生勾结起事”；“据绍兴府贵守禀称，大通学通系逆匪徐锡麟所办，查阅江督、皖抚电抄徐匪供词，情节略同，当饬贵守星夜来杭，面商一切，并派常备军两队赴绍，会同贵守查办”；“又据绍郡绅士密禀：大通体育会女教员匪党秋瑾、吕鸿懋、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左右起事”；“竺实党首，闻已纠集嵊县万余人来郡，乘机起事”；“贵守于初四日傍晚率领军队，前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局搜查”；“该匪党胆敢开枪拒捕，兵队即开枪还击，毙匪数名，并获秋瑾及余匪十余人”；“起出后膛枪三十支、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俱胁从”等逐一严词驳斥，从而公开宣言：“无一证可以成立，即无一人可以成罪。夫大通学堂之枪，既奉官奏有案，即不得为私藏军火；学生并不开枪拒捕，即不得为匪党。而两生之枪毙者为冤死，十余人之受伤拘禁且受刑拷讯者为冤狱。秋瑾既不开枪，又无证据、无口供，以提倡女学之人，而死蒙恶名，身遭惨戮，冤莫大焉。”陶浚宣原为清政府同一营垒中人，在清廷大开杀戒的腹风血雨之中，敢于仗义执言，抨击张曾启、贵福的“草菅人命”、“破坏立宪”，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充分反映了他对秋瑾等革命党人乃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同情和支持（陶成章之长孙陶永铭先生说他亦系光复会会员），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量，充分表现了他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精神。同样，陶浚宣生前“甚义（陶成章）烈士之所为”，陶成章也十分感念他的“栽培惠顾之恩”，在写给他的信函中表示“当俟日后学生稍有进步，再为效力。”陶成章被暗杀后，绍兴人民认为他“为奔走革命而死”，“煌煌青史又足以垂其不朽”，遂在陶浚宣醵资所筑的东湖辟“陶公祠”（陶社）。从陶浚宣对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所持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中晚年已脱离清政府营垒，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乡贤。
陶浚宣所著大半未付印，著名者为《百首论书诗》和《稷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