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时，他和葛兰西等同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斗争中把社会党左派联合为“新秩序派”（以《新秩序》为机关刊物），从而为意大利共产党的诞生作了重要准备。1921年1月，社会党在里窝那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上，葛兰西、陶里亚蒂等左派同改良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斗争。由于党内“最高纲领派”领导人反对开除改良派分子，左派就与社会党公开决裂，宣布退出代表大会。

1月21日，波尔迪加、葛兰西、陶里亚蒂等共产主义者在里窝那举行新的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意大利共产党。 意共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陶里亚蒂主要从事党的报纸工作。1921年夏，开始在罗马负责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共产主义者》日报。1922年3月在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陶里亚蒂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战后意大利所发生的严重经济政治危机，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1919年3月，贝尼托·墨索里尼组织了第一批法西斯战斗队。他们利用当时意大利混乱的局势，猖狂地向工人阶级挑衅，到处殴打和残杀工人积极分子，并企图夺取政权。陶里亚蒂经常赶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了解情况，然后在《共产主义者》报上发表通讯和评论，揭露法西斯的暴行，以及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对法西斯分子的包庇和纵容，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击败法西斯的进攻。他坚决反对党的领导人波尔迪加所推行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认为武装的法西斯暴徒是工人和农民的主要敌人，“现在还看不清这些问题的人，是脱离实际的人”。他指出，工人阶级不能孤立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今天如果再错误地让工人们就地进行孤立的斗争，那就会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他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在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法西斯勾结的同时，陶里亚蒂又强调一心想夺取政权的法西斯与旧统治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当1922年10月社会党内部发生分裂时，他即在《共产主义者》报上提出了同其左翼“最高纲领派”实行团结的主张。

1922年10月28日，法西斯党徒举行了所谓的“进军罗马”。10月31日，墨索里尼夺取政权。之后，法西斯分子加紧对革命运动的镇压。《共产主义者》报被封，陶里亚蒂机智脱险，前往都灵。在都灵，他受到当局通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这时，意共领导波尔迪加继续“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妨碍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力量蒙受了严重损失。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意共解除了波尔迪加的领导职务，由葛兰西担任党的总书记。在意共面临严重危机的岁月里，陶里亚蒂作为葛兰西的战友，为克服波尔迪加的错误政策，确立党在新形势下的正确方针，做了许多工作，实现了意共与社会党左派“最高纲领派”的合并，使党重新获得了发展。

1925年4月2日，陶里亚蒂曾在罗马的练兵场大街被警察逮捕，“罪名”之一，是组织共产党以“唆使王国臣民武装颠覆国家”。当他正要受审的时候，巧逢7月29日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三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实行大赦而获释。

1926年1月29日，意共在法国里昂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葛兰西当选为总书记。陶里亚蒂出席了大会，作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群众在哪里，就在那里进行工作的新方针，得到了大会批准。

里昂代表大会后不久，基于意共在白色恐怖局面下日益困难的处境，陶里亚蒂被派往莫斯科，代表意共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1926年11月，葛兰西被意大利法西斯当局逮捕，判处长期徒刑，其他一些党的领导人也落入法西斯之手。这样，陶里亚蒂便于1927年担任意共总书记，成为意共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意大利毗邻的瑞士和法国，组织了意共“国外领导机构”，出版理论月刊《工人阶级》，领导转入地下的意大利共产党继续进行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由于陶里亚蒂领导正确，使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意大利共产党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建立并加强了与各反法西斯组织特别是与意大利社会党的联系。

从1924年起，陶里亚蒂开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1924年6月，他作为意共领导机构内多数派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了意共在法西斯统治下进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在没有达到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意共“应该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无条件地、认真地、灵活地利用敌人阵营任何一个最小的裂痕，利用各个可能争取即使是暂时的、不坚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同盟军”。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8年起，他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935年7月，在世界人民面临法西斯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为了重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重要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陶里亚蒂应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邀请，赴莫斯科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陶里亚蒂则作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为和平而斗争”的中心任务，为共产国际克服教条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实现策略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负责中欧各国共产党工作。

1937年年中，德、意法西斯的武装干涉使西班牙共和国在内战中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陶里亚蒂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委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西班牙。在西班牙期间，他一面协助患病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领导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作，同时又组织和领导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直到1939年3月25日，马德里沦陷前夕，他才同最后一批共产党领导人乘飞机撤离，经非洲到法国。同年9月，在巴黎被警察逮捕，关押了6个月。获释后，辗转到达苏联，一直居住到1944年3月。

意大利法西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陶里亚蒂起草了两个呼吁书，立场鲜明地谴责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要求废除意大利和德国的联盟条约，号召意大利各阶层群众奋起斗争，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他通过苏联提供的电台，以马里奥·艾克利的化名，每周三次“对意大利人讲话”，动员意大利人民开展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

1943年7月25日，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意大利法西斯军队迅速崩溃，人民群众和广大士兵反战情绪高涨。随之意大利发生宫廷政变，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迫下台，由意军总参谋长、保皇党人巴多格里奥上台组织政府。9月9日，巴多格里奥政府向英、美盟国投降。意大利投降后，德国出兵占领其北部、中部以及首都罗马，重新扶植墨索里尼建立了傀儡政权。这时，陶里亚蒂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阵线，反对外国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斗争口号。1944年3月，他回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直接领导意大利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

陶里亚蒂回到意大利时，国内政治局势极其错综复杂。在意大利领土上，除了英、美军队和德国法西斯占领军外，还存在着两个政权：北意的人民政权和南意的巴多格里奥君主政权。在南意，各个党派围绕着保持还是废除君主政体，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根据这种情况，陶里亚蒂在在3月29日召开的意共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应把政体问题放到能召开制宪会议时再行解决，要把团结一切政治派别并参加对德战争放在第一位，“马上要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会议通过了关于迅速建立新政府的决议。4月11日，陶里亚蒂在萨勒诺发表讲话，建议意大利各反法西斯党派联合起来，组成新的政府。并宣布意共准备参加政府。这一点建议得到了各反法西斯党派的赞同。4月21日，巴多格里奥政府改组，有各反法西斯党派参加的第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成立。陶里亚蒂出任不管部长。6月4日，首都罗马解放，巴多格里奥辞职，政府进行改组，由原改良主义派社会党领袖伊万诺·博诺米担任总理，陶里亚蒂仍留在政府中。他在党的那不勒斯省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共产党人有两个基本目标：打击德国侵略者争取解放；实行国家民主化。”慑于民主力量的日益壮大，11月底12月初，以天主教民主党为首的右翼势力借口共产党人“煽动暴动”、“独断专行”、“制造无政府状态”，制造了民族团结政府的危机。博诺米一度提出辞职。经过一番较量，不久又组成了第二届博诺米政府。根据陶里亚蒂提议，共产党仍参加博诺米的第二届政府，他担任了副总理的“荣誉”和“代表性”职务。1945年4月，在意共领导下，北意爆发人民总起义。游击队和起义工人解放了米兰、都灵等200多个大小城市，捕获和处死了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英、美盟军乘机进驻米兰。不久，意大利北部和全国获得解放。

陶里亚蒂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说，当时意大利“被英、美帝国主义的军队牢牢占领了”，“物质力量的绝对优势不在我们这一边”，“共产党人如果领导人民进行反英、美军队的武装斗争，那无论从意大利国内形势来看，还是从那些年月的国际形势来看，都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战后，陶里亚蒂在国内外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一系列重要的革命实践活动。他领导意共积极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早在返回意大利的第二天，陶里亚蒂就宣布：“在意大利，必须通过一些与苏联所走的道路不同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意大利解放后，意共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把建立共和国、议会政治制度，恢复一切民主自由，肃清法西斯主义，革新经济结构，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尔后他又一再阐述了这条意大利“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在政治方面，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新的阶级强行进入国家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则要通过“国有化”、“规划化”、“国家干预”等措施，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的目的。他说：“意大利道路就是预见到在民主基础上求发展以加强民主和产生真正向某些深刻社会改革的民主演变的一种道路。”为了实现这条道路，陶里亚蒂主张实行“民族团结”政策，赞同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工作。他本人积极参加了战后的议会活动。

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他是立宪议会议员。1948年4月以后，他一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担任意共议会党团主席。1948年7月14日，意大利一名暴徒谋杀陶里亚蒂，开枪将他打成重伤。这一事件发生后，在意大利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全国爆发了总罢工，显示了陶里亚蒂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陶里亚蒂对战后意共党的建设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使意共能适应“为争取民主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需要，陶里亚蒂于1944年回国后，及时提出了要把意共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党”的任务。他说:意共“将不仅仅满足于批评和宣传，而且要通过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参加到国家的生活中去”，“要和有影响的民主力量一道使自己担当起争取全国解放和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的斗争中的领导角色。”在他建议下，意共在意大利各阶层中吸收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在组织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壮大。1944年，意共有50多万名党员。到1954年，党员总数增加到200余万，还有接受其领导的43万余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员。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党员人数最多、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自1948年4月的众议院选举起，它一直是议院中仅次于天主教民主党的第二大党。为了加强意共的思想建设，根据陶里亚蒂的创议，1949年意共创建了葛兰西学院。

陶里亚蒂是继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之后，在欧洲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对苏共领导持公开批评态度的人。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他欢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同时又批判苏共领导没有从政治和历史上对斯大林作出全面评价。之后，在如何处理国际共运内部各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提出，各党应“在共同思想和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完全自主”，有权从本国的实践出发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党要在“差异中团结”，做到“既团结又形式多样”，坚决反对“苏共为首”论和把苏联所做的一切当作唯一的“模式”。1964年8月，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中，他再一次系统地、全面地阐述了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立场和主张，重申:“我们坚决主张各党独立自主，这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要条件。”陶里亚蒂的上述意见和主张，得到了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广泛响应。

陶里亚蒂在战后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战后推行分裂欧洲的战争政策，反对意大利受制于美国的外交政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他强烈谴责英法对埃及的侵略，呼吁在全世界各地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反对组织分裂世界和引向战争的军事集团，主张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争端。

1964年8月21日，陶里亚蒂因病逝世于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终年71岁。

陶里亚蒂一生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著作、报告和演说，其中如《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都是研究共产国际和意共历史的重要资料。1965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陶里亚蒂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