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建筑规模宏大，规划严整，中国建筑群的整体规划在这一时期日趋成熟。唐都长安（今西安）和东都洛阳都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宫殿、苑囿、官署，且建筑布局也更加规范合理。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城市，其规划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长安城内的帝王宫殿大明宫极为雄伟，其遗址范围即相当于清明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3倍多。

隋唐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实现了艺术加工与结构造型的统一，屋顶曲线舒展开朗，出檐深远，线条流畅活泼的鸱吻和叠瓦脊形成了隋唐建筑最具魅力的冠冕，而木构部分的斗拱、柱子、房梁等在内的建筑构件均体现了力与美的结合。整体风格舒展朴实，庄重大方，色调简洁明快。山西省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是典型的唐代建筑，体现了上述特点。

此外，隋唐的砖石建筑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佛塔大多采用砖石建造。包括西安大雁塔、小雁塔和大理千寻塔在内的中国现存唐塔均为砖石塔。

木结构在南北朝基础上，经隋及唐前期发展，已进入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在宋人撰于公元1103年的《营造法式》中，记载有宋代木构架标准化、定型化的情况，木构架主要有殿堂、厅堂、余屋、斗尖亭榭四种，而其长、宽、高和构件尺寸均以材高为模数。以此来检验现存唐代建筑，发现这些技术不是宋代创的，是继承唐代的。唐代木构建筑只存四座，其中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为殿堂型，由柱网、铺作层、屋架三个水平层叠加而成。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平顺天台庵大殿和芮城五龙庙大殿为厅堂型，用若干道檩数相同的垂直屋架并列拼成。此外，在洛阳唐宫旧址内还发现有八角亭基址，外围用八柱，中心用四柱。参考日本建于八世纪下半叶的荣山寺八角堂，其构造应是在四内柱上架栏额形成方井，在其上放八个与檐柱相应的大斗，承来自八根檐柱的角梁，再从此向中心架斜梁，攒聚于短柱上，形成八角攒尖屋顶，即斗尖亭榭。这就证明殿堂、厅堂、斗尖亭榭三种唐代已有。余屋比这三种构架更简单，当也已有了。近几年发掘出的唐建筑遗址中，殿堂多而厅堂少。殿堂基址柱网有“日”字型(大明宫玄武门内重门)、“目”字形(大明宫含元殿)、“回”字形(大明宫麟德殿、青龙寺大殿)，说明《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各种殿堂柱网布置唐已有了。把建筑中常用构架类型归纳成四型，便于在设计中选择，表明构架在向定型化发展。

对现存唐代建筑的侧量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自南北朝以来以材高为模数的设计方法又有发展。这时都以材高的十五分之一为分模数，称为“份”。大至面阔、进深、柱高、脊高，小至柱、栏额、梁、斗拱的尺寸都可折成整数份数。佛光寺属最高等级的殿堂构架，构件较粗壮，故面阔和柱高都为二百五十份，进深为照顾椽跨，为二百二十份，椽跨为一百一十份，斗拱间距为一百二十五或一百一十份。南禅寺大殿为低一级的厅堂构架，构件可稍细，故明间面阔增至三百份，椽跨增至一百五十份。这说明此时对不同类型构架规定的份值也有所不同，区分颇为细致。

木构架设计中运用模数有几个优点：其一，由于造木构房屋视其类型和大小选用不同的材等(宋式有八等，可知唐代也还是分为几等的)，只要构件的跨度、断面的份值不变，在相同的单位面积荷重下，不论大材、中材，产生的应力相等，不需另做验算，即以份值来表达适用于各个材等。其二，如把份值折成真实尺寸，必有很多零星小数，不易准确，直接用份值表达则无此弊。其三，匠师按所用材等真长绘制以份值表示的丈杆交给工匠，因为工匠一般能背诵以口诀形式表达的各构件份值，即可直接据以进行预制，无需绘制图纸。以材份为模数的设计方法既简化设计，也便于施工，是古代中国独创的一种木构架设计方法，它和把建筑物简化成四种基本构架类型相结合，标志着中国木构建筑发展到成熟阶段。

隋唐砖石结构主要是地上的佛塔、桥梁和地下的墓室。桥梁和墓室前已述及。

佛塔以材料而言，有石塔、砖塔；以形式而言，有单层多层之别，多层中又分楼阁型和密檐型。

隋唐石塔有石块砌成和石板拼叠而成两种。石块砌成者最著名的是济南神通寺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为用矩形块石、条石砌成的单层攒尖顶方塔，面阔7.38米，高15.04米，外壁和塔心用块石砌成，中留宽7.7米的回廊。外檐用石块叠涩挑出，再用反叠涩上收形成攒尖顶，回廊上部用石板斜搭，下加三角形石梁构成双坡廊顶的形式。用石板拼叠成的塔多用石板平叠成塔下须弥座和塔檐、塔顶，中间用四块竖立石板拼成塔身，如房山云居寺石塔。另外，还有一类石塔，由多层块石叠合而成，表面雕成塔基、塔身、塔顶、塔刹，更近于石雕，如南京栖霞寺南唐所建的舍利塔。隋唐时期没有修建北朝时那种雕出柱梁斗拱的全仿木构石塔，其主要成就在于塔之造型比例和精美的装饰雕刻上。

隋唐多层砖塔有两种：一种是砌出各层柱、额、门窗、斗拱、屋檐的楼阁形塔，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和兴教 寺玄奘塔；另一种是只有一层塔身，其上重叠多层塔檐的密檐塔，如西安荐福寺小雁塔和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这两种都是方形、只有外壁的空腔型塔，内部架设木楼层，差别主要在外形。楼阁塔仿多层木塔的形式，体型端庄；密檐塔可能是对印度传来的形式经改造后形成的，呈梭形上收，曲线秀美流畅。到五代时，才在江南吴越国境内出现一种八角楼阁型塔。与上述二种不同之处，除平面八角形外，内部还砌有塔心柱，与外壁间形成回廊。它的外壁砌出逐层柱、栏额、斗拱、门窗、屋檐、平坐，内部在回廊两侧上部从塔壁和塔心柱相对砌出叠砌，相接之后，在上砌厚1米左右的砖形成上层楼面。各层塔心部份在四个正面相向开甬道，十字交叉处略为扩大，形成小的塔心室。始建于公元959年的苏州虎丘云岩寺塔是这类塔的代表作。

隋唐单层砖塔主要用为墓塔，有方、圆、八角等形式，一般下有较高基座，塔身或下面开一门通入塔心室，或无塔心室而只在下面开一龛。这类塔外观用预制型砖或磨砖砌出柱子、栏额、斗拱、门窗，塔檐、塔刹等，比例秀美，砖工精致，表现出较高的砖饰面技术，河南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墓塔、山西运城报国寺泛舟禅师墓塔可为代表作。隋唐砖石塔的成就主要在艺术方面，技术上创新不很突出。

隋唐时期在建筑艺术上也有重要发展，表现在：不仅单体建筑的艺术处理手法更为细腻而有特色，在建筑组合体、群组布局乃至城市规划上都更为成熟，形成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唐代风格。

在单体建筑方面，自南北朝中后期出现的使用侧脚、生起、翼角、凹曲屋面的手法更为成熟，做法开始规范化。风格由汉式直线形的端严雄强，变为由曲线和斜度微有变化的直线形的流丽遒劲与更富于韵律。这时的艺术处理多在结构构件上进行。如柱身做成梭形、八角形，梁做成中间微拱起、底背均是弧线的虹梁，挑檐和承室内顶棚的斗拱都做出内凹或外凸的弧面，使其组合协调而富韵律。屋顶做成凹曲屋面和起翘翼角后，成为最有特色的部份，庑殿、歇山、悬山、攒尖、圆锥等屋顶形式均已出现，宫殿屋顶使用经渗炭处理的黑瓦，用黄、绿色琉璃做屋脊和檐口，色彩鲜明，和屋身的朱柱、绿窗、白墙形成唐代建筑最典型的色调。为了使所用的曲线规格化，这时还出现了“卷杀”的手法，把曲线的两轴分别划分为三至五段，相应之点间连线，形成近似于所需曲线的折线。

隋唐时期在建筑组合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在主建筑的四面都可接建，在左右侧的称“挟屋”，在前后的称“对垒”，局部向前后突出的称“龟头屋”。不仅单层建筑，楼阁也可建成组合体。唐代建筑中最著名的组合体是大明宫麟德殿，在敦煌唐代壁画中也可以看到组合体的形象。组合体由若干辅翼的次要建筑簇拥主体，屋檐或曲折连延，或上下叠压，翼角错落，屋身有大有小，虚实结合，比单体建筑更富于艺术表现力。

院落式布局是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特色的最重要手段。在主体建筑前方建门，左右建附属建筑，用廊庑环绕形成封闭院落。大型建筑群由多个院落组成，且有一个主院落为主体。院落布局的优点是主建筑面向庭院，不直接对外；可按需要设计院落的形状、尺度，造成开敞、幽邃、严肃、活泼等不同环境效果，可通过门和道路组织最佳观赏路线，可通过重重廊庑增强纵深感。院落式布局的特点和优点在隋唐时期已完全形成，并沿用到明清，成为古建筑最具特色的部分。

隋唐时期在城市规划中已全面考虑城市的艺术风貌问题。这时城市都辟方格形街道网，网间之格建成里坊。在布局上的共同手法是以“丁”字街为纵横主轴，纵向的南北街为城市的最主要干道，若为都城，在主街北端布置皇城、宫城，若为州府城，则北端为子城，内建官衙，又称衙城。皇城、子城的正门和其后的殿宇、楼阁遂成为主街的对景。另在皇城、宫城、子城前多有条东西横街，与南北主街“丁”字相交。长安里坊长500米至1000米不等，每面只开一门，街景过于单调，故多把贵族、高官和大的寺观布置在坊内临街一面，并允许在坊墙上向街开门。这些巨刹贵邸占地甚广，故门的间距甚稀，而本身却高大壮丽，起到丰富街景作用。在长安主要街道上，坊门和贵邸巨刹的朱门相间，墙内楼阁玲珑，塔殿起伏相望，形成宽阔、整洁、高贵、豪华的特色。在主街两侧纵深处是整齐一律的里坊，恰可作为壮丽街景的反衬，这种规整有序的布局也是形成中国古代城市风貌和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规划中特别注意利用地形，唐长安主街朱雀街中段有高地，在此特建大兴善寺和玄都观两所全城最大的寺观；城西南角地势低，特建高三百余尺的木塔，起了城南的界标作用。这些高大建筑对城市主体轮廓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隋唐时江南水乡城市如苏州、越州(绍兴)等已出现河街，建有临河的第宅楼阁和码头，与高低错落、红栏映水的桥梁，形成水乡城市的特殊风貌。

隋唐时期的建筑艺术已发展到对城市规划、群组布局、建筑组合体、单体建筑统一考虑的水平，甚至当时通行的用模数控制设计的方法，也由单体建筑扩大到群组布局和整个城市的规划之中。

隋于公元582年在汉长安城的东南建新的都城宫殿，次年建成，其宫称大兴宫；公元605年，隋炀帝又在汉魏洛阳城之西建新都，次年建成，称东京或东都，其宫称紫微宫。这是隋在都城中所建的两所正式宫殿。

唐建国后，沿用隋代都城宫殿，改称大兴宫为太极宫，改紫微宫为洛阳宫或太初宫。公元662年，唐高宗在长安城东北角外附郭建新宫，称大明宫。五十二年后的公元714年，唐玄宗又在长安原兴庆坊建宫，称兴庆宫。这是唐在长安新建的两所宫殿。此外，隋唐两代还建了大量离宫，如隋之江都宫、仁寿宫、汾阳宫，唐之翠微宫、九成宫、上阳宫、合璧宫等。

隋大兴宫即唐改称的太极宫，在长安中轴线北端。近几年已经过勘探，其东西宽2820米，南北深1492米，分为中、东、西三部。中部为皇宫，即大内，东西宽1285米，面积1.92平方公里。东部为太子东宫，宽833米，西部为服务供应部分及作坊掖庭宫，宽703米。大内部分自南而北分朝区、寝区和苑囿三大部分。朝区为处理国政、举行大典的办公区，象征国家政权；寝区是皇帝的住宅，代表家族皇权。朝区正南为宫城正门承天门，是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等大典之处，比附周代宫殿之“大朝”或“外朝”，门外左右建高大的双阙，阙外为朝堂。门内正北为朝区主殿太极殿，是皇帝朔望（初一、十五两日）听政之处，比附周代宫殿之“中朝”或“日朝”。殿四周有廊庑围成巨大的宫院，四面开门，南门为太极门。太极殿一组宫院之东西侧建宫内官署，东侧为门下省、史馆、弘文馆等，西侧为中书省、舍人院等。太极殿后为宫内第一条东西横街，是朝区和寝区的分界线。

横街北即寝区，正中为两仪门，门内即寝区正殿两仪殿，也由廊庑围成矩形宫院。此殿是皇帝隔日见群臣听政之处，比附周代宫殿的“内朝”或“常朝”。两仪殿东有万春殿，西有千秋殿，三殿都各有殿门，由廊庑围成宫院，与两仪殿并列。两仪等殿之北为宫中第二条东西横街，街东端有日华门，街西端有月华门，横街北即后妃居住的寝宫，大臣等不能进入。此部分正中为正殿甘露殿，殿东有神龙殿，殿西有安仁殿，三殿并列，以甘露殿为主，各有殿门廊庑形成独立宫院。前后两列，每列之殿是寝殿的核心，有围墙封闭，其中两仪殿和甘露殿性质上近于一般邸宅的前厅和后堂。甘露殿之北即苑囿，有亭台池沼，其北即宫城北墙，有玄武门通向宫外。在朝区门下省、中书省和寝区日华门、月华门之东西外侧，还各有若干宫院，是宫中次要建筑。朝寝两区各主要门殿承天门、太极门、太极殿、两仪门、两仪殿、甘露门、甘露殿等南北相重，共同形成全宫的中轴线。太极宫各殿宇压在今西安市下，无法做进一步勘探，只能据文献做出平面关系示意图以知概况。

隋东都紫微宫，又称紫微城。唐改称洛阳宫，在东都洛阳城西北角。

宫城东西宽2080米，南北深1052米，主要分三部分。中部为大内，宽1030米，面积为1.08平方公里。东部为东宫，西部为西隔城，均宽340米。它们之外侧各有夹城，分别宽190米和180米。大内前为朝区，后为寝区。朝区最前为大内正门则天门，上建高两层的门楼，门外左右建阙，形制与太极宫承天门近似，而规模过之。朝区主殿为乾阳殿，是面阔十三间、高约50米的巨大殿宇，四周有廊庑，四面开门，形成全宫最大的宫院。南门乾阳门南对则天门。东西门外各有东西向街，东门街北为文成殿，西门街北为武安殿，二殿与乾阳殿东西并列，也各有门庑，形成独立宫院。东西门南侧为官署，东为门下省，西为中书省。在乾阳、文成、武安三殿之北是宫中第一横街，东西端分别通入东西隔城，街北即寝区，是朝寝两区分界线。寝区中为主殿大业殿，南有大业门，是皇帝隔日见群臣听政之处。大业殿左右各有若干殿与之并列，均为独立宫院。大业殿之北为宫中第二横街，街北即后妃居住的寝宫，外臣不得进入。寝宫中轴线上主殿名徽猷殿，它的左右和后方又有若干殿。大业、徽猷两组宫院前后相同，加上周围各殿，用围墙封闭，共同组成寝区。大内之西，在西隔墙内北部有九洲池，也是苑囿区。池北为皇子住所，池南有举行大宴会的五殿，是由五座殿聚合成的巨大楼阁。

综观隋所建大兴宫、东都宫的布局，和南北朝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一，宫墙由内外三环改为前后数重，自南而北分全宫为朝、寝、后苑三大部分；其二，朝区主殿只有太极殿一殿，取消了左右的东堂和西堂；其三，朝堂及尚书省由原在太极殿东南迁出宫外，自魏晋以来在朝区东侧由朝堂、尚书省、司马门形成的东侧次要轴线从此取消；其四，魏晋以来在太极殿举行的大典改在宫中正门承天门，在东堂和西堂举行的日朝、常朝和日常起居活动改在太极殿和其后的两仪殿，宫中象征三朝的建筑，由太极殿与东堂、西堂形成的东西三殿并列，改为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形成的一门二殿前后相重。这些不同表明中国宫殿布局在隋唐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唐大明宫在长安外郭东北角墙外，近几年已经勘探和局部发掘。其平面南宽北窄，近于梯形，南面宽1370米，北面宽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不甚规则，面积为3.11平方公里。宫南墙即利用长安外郭北墙东段，宫内布置自南而北大致分四区。最南为深500米左右的广场，其北地势高起15米左右，在高岗前沿建第一座殿含元殿，南临广场。殿东西有横亘全宫的第一道横墙。含元殿后300余米处有宣政殿，东西有横亘全宫的第二道横墙。宣政殿四周有廊庑围成宽约300余米的巨大殿庭。东廊之外为门下省、史馆等，西廊之外为中书省、殿中省，都是中央官署。含元殿是举行大朝会之殿，性质相当于太极宫的承天门。它左右的翔鸾、栖凤二阁实际是双阙，阙外有朝堂，也和承天门外的情况全同。

宣政殿是皇帝每月朔望见群臣之处，相当于太极宫之太极殿，殿左右建官署的情况也相同。自含元殿至宣政殿一段是宫中的朝区。宣政殿之后有紫宸门，门内有紫宸殿，是皇帝隔日见群臣之处，相当于太极宫之两仪殿，为寝区主殿。紫宸殿东有浴堂殿、温室殿，西有延英殿、含象殿，东西并列，是皇帝日常活动之所。紫宸殿北有横街，街北即后妃居住的寝殿区，主殿在紫宸殿北，为蓬莱殿，殿后又有含凉殿，北临太液池。蓬莱、含凉二殿之左右又有若干次要殿，与之东西并列，自成院落。南起紫宸门，北至含凉殿，包括东西次要殿宇，四周有宫墙围绕，形成宫中的寝区。寝区之北为宫中湖泊太液池，池中有岛。池东、西、北三面各建有若干殿宇。池西有麟德殿、大福殿，都是巨大的建筑群，麟德殿是非正式接见和宴会之处；池东有太和殿、清思殿等，是唐帝游乐之所；池北有大角观、玄元皇帝庙、三清殿等，都是道观，因唐崇道教，故宫中多建道教建筑。三清殿等之北即宫北墙，正中为北面正门玄武门。自寝区以北，包括太液池及其周围诸殿，是宫内苑囿区。 大明宫内的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玄武门等都已发掘并进行过复原研究，可以大体上知道它的面貌。

大明宫各殿都下用夯土台基，四周包砌砖石，绕以石栏杆。初期建的含元殿殿身东、北、西三面用夯土承重墙，麟德殿三面各宽一间处用夯土填充，表现出北朝和隋代惯用的土木混合结构建筑的残迹，以后所建各殿即为全木构架建筑，但房屋之墙仍为土筑，不用砖，表面粉刷红或白色。殿之地面铺砖或石，踏步或坡道铺模压花纹砖。建筑之木构部分以土红色为主，上部斗拱用暖色调彩画，门用朱红色，窗棂用绿色，屋顶用黑色渗炭灰瓦，脊及檐口有时用绿色琉璃。晚期建筑遗址曾出土黄、蓝、绿三色琉璃瓦，说明唐代中晚期建筑色彩由简朴凝重向绚丽方向发展。

上阳宫，唐朝皇宫，位于神都洛阳（今洛阳市）西北侧的洛水高岸。始建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南临洛水，北连禁苑，制度壮丽。地处宫城（紫微城）之西，故亦称“西宫”。

上阳宫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是大明宫的2.5倍，乃唐朝规模最大的宫殿群，是唐代重要的宫廷政治活动场所。上元年间，司农卿韦弘机造。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均曾于此设朝听政，唐代宗李豫出生于此；安史之乱时，上阳宫被严重破坏。此后大唐政治中心迁回长安，东都洛阳地位随之下降，上阳宫亦逐渐荒废，直至唐德宗时废弃。

上阳宫分为东西两宫，共有六大组团，依据地形地势分布，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六大组团分别为：观风殿人间仙境白居易亦发出“瞻上阳之宫阙兮，胜仙家之福庭。”的感慨。

隋唐佛寺大体可分两大类，第一类为经国家允许领有寺额的，第二类为坊市乡村私立的，又称村佛堂。国家许建领有寺额的至少有三种：第一种为皇帝、皇后自建的，属最高等级；第二种是国家下令各州建的，如武则天时所建大云经寺和玄宗时的开元寺，是按国家颁布的统一标准建的。这两种佛寺可以近于宫殿的规格。第三种是诸王、公主、贵族、贵官、富商出资建造并领有寺额的，视建造者之地位、财力，可建得近于宫殿，也可近于贵邸。地方乡里私建的村佛堂则至多可近于邸宅，不允许建为宫殿形式。

隋唐两代的佛寺已无完整保存至今者，只能从莫高窟的壁画中知其外形特征，或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近几年的发掘而略知其概貌。

大兴善寺在主街朱雀街东高地上，占靖善坊全坊之地，东西宽562米，南北长525米，面积29.5公顷。寺与都城、宫城都名“大兴”，是带有护国性质的最重要寺院。

禅定寺分东西二寺，是为隋文帝及皇后祈冥福而建，占大兴西南角永阳坊全坊及和平坊半坊之地，总面积约97.5公顷。东寺建有高330尺的木塔，为城内最高的木建筑。公元648年唐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为了给其母祈福而建慈恩寺，待李治做皇帝以后，该寺遂成为国家大寺。寺占进昌坊东半坊之地，面积约26公顷。房屋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分为十余院，其西院砖塔保存至今。

西明寺原为隋权臣杨素宅，占延康坊四分之一，面积12.2公顷。入唐以后为唐太宗爱子魏王李泰宅，公元658年唐高宗立为寺，有房屋四千余间，分十院。章敬寺在通化门外，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为其母吴皇后追福而立，有房屋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分四十八院，是记载中规模最大的寺院。隋唐长安城中还有很多太子、诸王、公主、贵官显宦所立之寺，或创建，或舍宅为寺，都很巨大。如太平公主于公元705年为武后追福立兴唐寺，城阳公主于公元662年立观音寺，章怀太子于公元674年立千福寺，都是占四分之一坊或十六分之一坊的大寺。其中观音寺即是著名的青龙寺的前身。隋唐长安诸大寺中，西明寺、青龙寺已局部发掘。西明寺最东侧发现一殿址，宽51.5米，深33米，为宽九间深六间的大殿。此殿并非主殿，已有如此规模，可推知主殿当更为壮丽。青龙寺占新昌坊的四分之一，面积13.3公顷，已发现西部塔院基址，院宽98米，长近140米，周以回廊，南北各开门。院中前部为塔基，方15米。后部相隔45米为大殿基，面阔十三间，深五间，宽52米、深20.5米，其规模竟和唐大明宫含元殿相近。

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是一座面阔、进深都是三间的小殿，宽11.75米，深10米，上覆单檐歇山屋项。建筑内部用两道通进深的梁架，无内柱，室内无天花吊顶，属于木构架中的厅堂型构架。南禅寺是村落中的小佛寺，相当于村佛堂，会昌灭法时所拆毁的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佛堂属于此类。它因是会昌灭法时幸存之建筑，尤为珍贵。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是一座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的大殿，宽34米，深17.66米。它属于木构架中的殿堂型构架，由柱网、铺作层、屋架三层上下叠架而成。柱网和铺作层共同构成屋身部分；铺作层同时还起保持构架稳定和向外挑出屋檐、向内承托室内天花的作用；屋架则构成庑殿形屋顶。佛光寺是北魏以来的名刹，属领有寺额的正式寺院，为会昌灭法时拆除的四千六百余寺之一，现存寺殿是灭法之后重建的。

中国古代建筑受等级约束，宫殿、邸宅与一般民居差别甚严，佛寺也同样有级差。佛光寺是正式寺宇，故其正殿可与宫殿相似，使用殿堂型构架，造庑殿顶。而南禅寺是非正式的村佛堂，故至多与贵邸的厅堂近似，使用厅堂 型构架，造低一个等级的歇山屋顶。

唐代仍盛行修建佛塔，除少数例外，一般已不建在佛寺的中心，而建在主院殿前的两侧或主院外的东南、西南方。此外，也大量建造墓塔。塔的形式有单层、多层，其平面有方、圆、六角、八角，构造有木、砖、石不等。隋唐木塔史籍所载颇多，仅隋大兴(唐长安)一地，除隋于公元611年所建、高97米的禅定寺七层木塔外，还有隋于公元590年建的延康坊静法寺高44米的木塔、隋文帝皇后建的丰乐坊法界尼寺中的高44米的双塔，和唐于公元629年在怀德坊慧日寺所建的高44米的九层塔。这些木塔虽都不存，但可说明隋唐时木塔仍在盛行。隋唐砖塔保存尚多。单层者有方、圆、八角等形，大多为墓塔。多层的有楼阁型与密檐型二种。楼阁型塔在唐代为方形，高三、五、七层不等，典型例子为八世纪初所建西安慈恩寺塔和公元669年所建兴教寺玄奘墓塔。到五代时出现八角形平面的多层楼阁型塔，以苏州虎丘云岩寺塔为代表。密檐塔只最下一层有较高的塔身，以上各层塔檐重叠密接，轮廓呈抛物线形，可以西安荐福寺小雁塔为代表。此塔系宫人为天子祈福“率钱而立”，虽曾历经地震和战火损坏，然屹立于今，挺拔依旧。石塔多为单座小塔，但轮廓秀美，雕刻精工，可以九世纪下半叶所建平顺唐明惠大师塔和十世纪上半叶所建南京栖霞寺塔为代表。

隋唐贵族不许因山造墓，均为平地深葬，上起坟丘。茔域四周可筑墙，但只南面开一门。太子及诸王、公主坟丘可筑为方锥形，大臣和庶民只能为圆锥形。造墓时一般先向下开挖斜坡墓道，下地四、五米后，在尽端开挖墓室。大贵族墓入地深达7～8米，墓道过长过深，其下半多用开竖井的方法做成隧道。墓主级别愈高，墓道愈长，竖井也愈多，最多有七个。习惯称竖井为“天井”，称被天井截断的隧道为“过洞”，而称露天坡道为“羡道”。隧道末端改为水平方向，通向墓室。墓室方形，四壁用砖衬砌，上为砖穹顶。大型墓有前后两个墓室，连以甬道。隋唐墓道、墓室多画壁画，表现墓主生前居室和侍从、侍女服侍情况。一般以过洞表示门，以天井表示院落，以墓室表示前厅、后堂，随该墓过洞、天井、墓室数量，表现不同等级的第宅。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可为这类墓的代表。

唐代因山为陵的十四陵中，以高宗乾陵保存较完整，选地也最为成功。乾陵在今陕西省乾县之北，因梁山主峰为陵，在山半开凿隧道及墓室。它的内重陵垣围在主峰的四面，东西宽1450米，南北长1538米。陵垣四面开门，门外各有双阙和一对石狮，陵垣四角建有曲尺形角阙。南面朱雀门内的献殿基址尚存。朱雀门南有一从主峰下南延的小山岭，神道就辟在岭脊上，相对设石柱、翼马、朱雀、马、人、碑等。岭之南端分为东西两支，各为一小山丘，丘顶上各建一阙，二阙间设门，即乾陵外重垣之南门，垣内即柏城。垣南门之南2850米又有一对土阙，是进入封域的标志。乾陵有陪葬墓十七座。乾陵主峰梁山高出周围诸山，轮廓浑厚对称，山南小岭及岭南端二小山丘恰可建双阙及神道。进入后，双阙前耸，神道步步高升，直指主峰，左右翠柏环拥，极大地衬托出主峰陵墓的气势，也就有力地表现出墓主的盛大功业，是中国古代陵墓选址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隋文帝在汉长安东南营建新都，定名大兴。大兴总面积达84.1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都城。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又下令在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东京面积45.3平方公里，是规模仅次于大兴的城市。公元618年，唐建国后，改大兴为长安，改东京为洛阳，又称东都。 长安平面呈横长矩形，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2米，大城称外郭。城内北部正中建内城，东西宽2820米，南北深3336米，面积9.4平方公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深1844米为皇城，城内集中建中央官署；北部深1492米为宫城，内为皇宫、太子东宫和供应服役部门的掖庭宫。宫城北倚外郭北墙，墙外为内苑和禁苑。外郭中，宫城、皇城以外部分全部建矩形的居住里坊。在皇城以南，与皇城同宽部分东西划分为四行，每行南北划分为九坊，共有三十六坊；在皇城、宫城东西侧各划分为东西三行，每行南北划分为十三坊，共七十八坊；东西各以二坊建东市、西市，实有一百一十坊。各坊或东西同宽，或南北同深，并与皇城、宫城之长和宽相对应。在坊间形成九条南北向街和十二条东西街，另外沿外郭城内四面还各有顺城街，共同组成全城以棋盘状的街道网，其规模程度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空前的。

长安主要城门都有三个门洞，中间是皇帝专用的，左右供臣民出入。相应的，干道上也是中间为御路，两侧是臣民用的上下行道路，两侧植槐为行道树，最外侧为排水明沟。长安官员乘马出行有很大的马队，因此道路都较宽，最宽的是宫城与皇城间的东西街，宽220米，中轴线上主街宽155米，其余主干道宽也在100米以上，坊间的街也宽40米至60米。城内各里坊，在皇城前的四行三十六坊较小，只开东西坊门，坊内有东西横街；在皇城左右各三行共七十四坊较大，四面各开一坊门，形成十字街，分全坊为四区，每区中又有小十字街，再分为四小区，全坊共分十六小区，每小区用三条横巷划分，内建住宅。但大贵族官员不受此限，有的王府、官邸可独占十六分之一坊、四分之一坊、半坊甚至全坊，极为巨大豪华。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面积都在一平方公里以上，每面开二门，道路网呈井字形，内开横巷，安排店铺。长安还建有大量寺观，八世纪初时有佛寺九十一座，道观十六座。国家及大贵族建的寺观规划可占半坊或全坊，如慈恩寺、兴善寺。长安有大量西域中亚商人，还为他们建有波斯寺、祆祠和基督教支派景教的寺院。

唐长安的皇城与宫城相连，实即内城。自曹魏洛阳只建一宫，宫前主街两侧建官署的布局形成后，都城已较两汉整齐壮观，但宫殿、官署、坊市共在一城仍难免干扰。隋规划大兴城时把宫城、皇城集中于内城，坊市全部建在外郭中，是一创举。但它的雏形已出现在北魏洛阳，隋唐长安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已。官署集中于皇城，外郭专建坊市，都可以有规则地排列，形成棋盘格状街道网。中国古代在城市施行封闭的里市制度至迟始于战国时期（公元前390年左右），由于在宫殿和官署之间布置，道路及街区都不甚规整，至隋唐长安把里坊布置在外郭后，才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巨大、规整、中轴对称的里坊制城市。

洛阳平面近于方形，南北最长处731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面积约45.3平方公里。洛水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分全城为洛北、洛南两部分。洛北区西宽东窄，故只能把占地大的皇城、宫城建在西端，恰好西部向南二十里左右可以遥望两山夹水的伊阙，可作对景。这样，只好把坊市建在洛南区和洛北区的东部，形成宫城位于全城西北角、东北角和全城的南半部为坊市的布局。和长安城相同，皇城在宫城之南，城内集中建中央官署。宫城核心部分“大内”为正方形，东、西、北三面，有东宫、西隔城和陶光园、耀仪城、圆壁城等重城环拥。洛阳城北为邙山，禁苑只能建在皇城、宫城之西，而不能如大兴那样建在城北。宫城的正门、正殿、寝殿等都南北相重，形成一条轴线，此轴线向南穿过皇城正门端门后，跨越洛水上的浮桥天津桥进入洛南区，直指南面外郭城门定鼎门，形成全城的主轴线。 洛南区在这条主轴线所在的定鼎门街左右划为坊市，街西四行，街东九行，每行由南而北各分六坊，另在沿洛水南岸又顺地势设若干小坊，通计洛南区有七十五坊，以三坊之地建二市。在洛北区，皇城宫城之东建有东城和含嘉仓，其东也布置里坊，东西六行，每行由南而北四坊，共二十四坊。这片里坊之南有运河称漕渠，自西面引洛水入渠东行，供自东方运物资入城之用。在漕渠与洛水之间又建五坊，通计洛北区共有二十九坊，以一坊为市。洛阳全城共有一百零三坊、三市，南北两区街道虽不全对位，但都是规整的方格网，洛阳之坊大小基本相同，街道网也比长安匀整。

隋唐建筑对东亚的影响最为突出。

隋唐是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历史时期之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科技在当时世界上都居前列，和四邻的交往也很频繁。对西面的中亚、南亚、中东诸国以商贸关系为主，使远方珍物的商品大量互相交流，以满足双方的猎奇爱好。在器物类型、装饰纹样乃至音乐、舞蹈诸方面，均对隋唐有某些影响，但在建筑方面，却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来。对东面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则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其建筑发展有很大而深远的影响。

隋和唐初对高丽虽曾有过短暂战争，但更长期的是和平交往。西元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与唐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在文化上受唐很大影响。新罗的都城庆州受唐长安影响，也采取方格网状街道布局。现存佛国寺等古建筑仍俨然唐风，其建筑为木构架，用斗拱，采取封闭式院落布局等，也属中国木构建筑体系。

日本在南北朝时主要以朝鲜半岛为中介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公元588年日本建法兴寺，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以后，随着日本佛寺的大量兴建，建筑体系也不断传入日本。日本于公元593年建的四天王寺，公元607年建的法隆寺，都是经朝鲜传入的中国南北朝末年式样。隋统一中国后，日本遣使至隋。唐建立后，自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与唐建立正式联系后，先后十八次派遣唐使赴唐，几乎和唐朝相始终。在这二百余年间，日本大量吸收借鉴中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都城宫室建设和建筑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其中更以建都奈良时期(公元710～784年)最突出。这时的都城平城京和宫殿、寺庙等都直接受中国盛唐影响。公元794年，日本迁都平安京后，唐文化虽仍继续传入，但日本文化(包括建筑)在融合唐文化后，已逐渐走上自已发展的道路，创出自己的风格。

日本东大寺是典型的仿隋唐建筑

由于中国唐代建筑只余四座孤例，现在大量日本奈良时期受唐影响最大的建筑遗物，以及平城京、平安京的规划与一些大寺院的布局，遂成为研究中国盛唐时期的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和建筑艺术、建筑构造的珍贵参考。

奈良时代的都城平城京受唐长安、洛阳影响最明显。它位于奈良盆地北部，东西4.2公里，南北4.8公里，面积20.2平方公里，约为唐长安的四分之一。自公元710年建都起，作为都城历时七十五年，是日本吸收唐长安、洛阳规划并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所建的都城。

平城京布置采用长安的模式，把宫城建在城区中轴线上的北端，宫南建主街朱雀大路，宽72公尺，南抵南面的城门罗城门。朱雀大路两侧对称地各辟三条南北小街，八条东西小街，各划分为三十六个小格，全城共七十二格。除北端的宫城占四格外，其余布置坊市。在大路以东的称左京，大路以西的称右京。建成以后，又在东侧北半部向东拓建十二格和三个半格，称为外京。这些由小街划分成的格都是正方形，边宽530公尺，格间小街宽约24公尺。每一格内由三横、三纵共六条宽约4公尺的小巷划分为十六小块，每块称“坪”。一般住宅只占十六分之一坪，而贵族巨邸有占至4坪的。平城京和唐长安相似，在左右京南部设东市、西市，但面积很小，只各占4坪。城内也建有大量寺院，如药师寺、元兴寺、大安寺，都是占地12～15坪的大寺。平城京只南面中间筑有一小段城墙，正中北对朱雀大路建城门，名罗城门。其余东、西、北三面均无城墙，只以方格外侧之街道为界。

综观平城京的规划，从在中轴线上辟主街，主街北端倚北城建宫城，全城用方格网街道划分为小格，每小格内用巷分为十六小块来看，明显是吸收了唐长安的特点的，它的小格作正方形而非横长矩形又和隋唐洛阳相似，因此可以说它是兼取唐长安、洛阳两京之长。但平城京为适应具体情况，又非全部仿唐长安、洛阳。如：因左右有山而轮廓作纵长矩形，不似唐长安之横长矩形，外面不筑城墙、不开墙濠等。

公元794年，日本又建平安京，轮廓与平城京相似，城内街道及方格和宫城在北的情况也与平城京近似。从日本古文献《延喜式》中可知，平安京的一些城市管理条例也是参考了唐长安制定的。可知隋唐都城对日本都城规划的影响。

现存日本古代佛寺中，凡属飞鸟时代建筑的，反映的是中国南北朝后期特点；凡属奈良时代建筑的，反映的是中国初唐、盛唐特点。各寺都有中院，由中门和回廊围成矩形院落。飞鸟时代佛寺中，大阪四天王寺中院内中轴线上，前为塔、后为金堂(佛殿)和讲堂，属塔为佛寺主体的早期布局。奈良法隆寺中院内金堂和五重塔东西并列，只中门在中轴线上。奈良时代佛寺中，中院内正中为佛殿(金堂)，塔不再布置在中轴线上。如药师寺，中院内金堂在中轴线上，其前方左右分别建东塔和西塔，塔明显退居次要地位；奈良东大寺则把塔迁出中院，布置在其前方两侧，各建东、西塔院，中院只建佛殿。这种以殿为主体的布局应是唐代佛塔布局的通式。

日本奈良东大寺约创建于公元745年，当在唐玄宗天宝四 年前后，寺东西宽0.8公里，南北长1公里，中院阔大，正殿大佛殿始建时面阔十一间，宽88米，竟和隋唐洛阳宫乾元殿体量相近。通过此寺，可以想像唐代长安、洛阳由国家所建巨刹的规模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