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可不得。纵时有耆寿耇老，此自特受一气，犹木之有松柏，非导养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为长短，则圣人穷理尽性，宜享遐期。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上获百年，下者七十，岂复疏于导养邪？顾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实不可冀也。纵令勤求，少有所获，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所谓不病而自灾、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未闻其宜。故相如曰：“必若欲长生而不死，虽济万世犹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邪？若有显验，且更论之。

难诘道:如果说节制哀乐、调和喜怒、适当饮食、调节寒暑还可说是人们需要修炼的，但不吃五谷、摈弃美味、寡淡情欲、抵弃富贵则不敢苟同，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作为大自然造化的产物，与世间万物并存，也是世间最有灵性的动物。人不同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无法躲避人类的砍伐；人不同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离罗网的捕捉，躲避寒暑的侵袭。而人能灵动地适应自然，用智慧来弥补不足，这正是人类心智的功劳。若封闭漠视这些，那就与没有这些心智一样，更何谈心智的优势！人有生命就有情感，衡量情感是当然的。如果绝弃情感，人就与没有生命一样，那人还有什么作为生灵的优势。

况且喜好荣誉厌恶耻辱，喜好安逸厌恶劳苦都是人与生俱来的，正向常言道“天地的大德是赋予万物生命，圣人的至宝是他的地位”、“ 崇高莫大于富贵”然而富贵是世间的情态，贵使人顺利并能对下面的人施行道义，富能使人按自己的意愿聚集人气，这些都是先王看重的，是理所当然不可违背的。也有人说：“富贵是人人希望得到的”但富贵的求取要符合道义。贵居上位能以不骄得以无患，富至盈满能知散财使不至溢出，如能做到这些，富贵又怎会损伤自己的德行呢？如果只看到富贵带来的的过失，因惧怕而放弃，那就如同因噎废食。

神农氏倡导食谷物，后稷教导播种养殖。至此鸟兽远离，百姓得以生息。周公、孔子为此穷尽毕生精力，颜回﹑冉耕由此树立德行。贤圣珍视神农、后稷的事业，历经百代也没有荒废。今天一旦说五谷不是养生所适宜的，佳肴美酒也不是悦人性情的，那么《诗经》所谓“亦有和羹”、“黄耇无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岂不都是无稽之谈！说博硕肥腯，表明六畜壮硕，借以祭祀上帝，说黍稷惟馨表明五谷丰登，以祈求神明的降临，神且重视更何况人呢？菜饭吃进肚中，不超过十天就要再次补充，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被验证的。

人事蕴含阴阳五行而生，口向往五味，眼向往五色，男女相悦则有帷幕之想，饥饿就会想吃东西，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是这些需求的取得要符合礼义。现在五色当前而不敢看，五味在眼前也不能吃，也许言语争辩可以获胜，可真把鲜花芍药给你换成杂草荼蓼，而美女西施换成丑女嫫母，会立马没情绪！如果你心里渴望这样，却不能这样，那么人的性气会因为人为的禁阻而困滞，人的情志因为性气的困滞不通而抑郁，还谈什么以养和气，简直闻所未闻。

《养生论》说“至于说能养生得法终其一生，最高活到千余岁，次之活到几百岁也是可以的”这话说得不对，如相信真能如此，应该有这样的人，可这人在哪儿呢？我们没有看到，这大概只是以讹传讹的事，只听其说未见其人。纵然也有高寿的老人，也只是特例，就像树木中也有长寿的松木，那不是调养的结果。若人的寿命取决于人的智慧或愚笨，那么那些圣贤的人穷尽世间的道理和天赋的个性，他们应该是最长寿的人，可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最高寿不过百岁，最低才七十岁，难道说他们也不会调养吗？上天给人的寿数是有限的，不是后天人力所能改变。

况且人生的快乐正在于人能有相互恩爱，天理人伦、美女娱心、荣华得志、美味悦口这一切让人的喜﹑怒﹑哀﹑乐﹑怨得以宣泄。接纳享受声色带给人的愉悦，顺应了人的性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天理。对人是有益的道理，也是历代君王不改的法则。如今要舍弃先贤制定常理而依靠旁门左道，离弃亲情欢乐，约束自己，劳苦心智，期望积攒尘土和露水而成为高山大海，恐怕只能是专志未酬身先死，实在是毫无指望的事。纵然苦苦追求稍有所获，也只能离群索居，与山林为伴。正可谓没病找病，庸人自扰，没有丧事却食而无味，没有犯罪却自我幽闭。追求虚妄和侥幸，得不偿失，以此去养生，没听说能有什么效果。所以司马相如说：“追求长生不老的人，虽活了一万年也不会使他快乐的。”说的是背离人情失去天性的想法是有悖天理的。想着长生不老却又不快乐，更何况不能长生不老还这么坚持？当然，要是真有长生不老的人显验了，就另当别论。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雅好读书，隐居不仕。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经常协助嵇康在其家锻铁。景元四（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与任恺等相善。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嵇康（224年-263年，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

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袁宏称其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嵇康亦善文，工于诗，风格清峻。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中散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