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34，拘文牵俗35，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36！必将崇论闳议37，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鹜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38。且《诗》不云乎39，‘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40，八方之外41，浸浔衍溢42，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43，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接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44，外之则邪行横作45，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46，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47，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恩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48，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49。四面风德50，二方之君鳞集仰流51，愿得受号者以亿计52。故乃关沫若53，徼牂牁54，镂灵山55，梁孙原56。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57，使疏逖不闭58，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褆福59，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60，继周氏之绝业61，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62。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63，扬乐颂64，上咸五65，下登三66。观者未睹指67，闻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68，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其所怀来69，而失阙所以进70，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71，因迁延而辞避72。

汉朝建立七十八年了，已传六代帝后，都心存美德，十分威武，深恩广施，百姓受惠；恩泽还洋溢到境外。于是派遣使者西征，阻碍随流而退，声势影响到的地方，没有不服服贴贴归顺的。乘势使冉族、駹族服从，平定筰族，安抚邛族，攻克斯榆族，略取苞满族，然后车辆络绎返回，即将向东回朝廷报捷，到了成都。

蜀地有影响的老人和地方官员二十七人，郑重拜见使者，寒暄结束就进言说：“天子对于边境少数民族，按理说联络来往不断绝就行了。现在弄得蜀地的人疲惫不堪，去开通到夜郎国的道路，至今已经三年，却没能成功，不仅士兵劳苦疲倦，而且万民不安；现在又接着开辟西部边境，百姓人力、物力用尽，恐怕也不能完成这件事。这也是使者的忧患，我们私下为您担忧。况且邛、筰、西僰这些边境属国与中原内地并列，经历的年数已经多得记不清了。仁慈的帝王不能凭恩德感召来，强悍的帝王不能靠武力吞并掉，推想起来那大概是不能降服的吧！现在却损害平民去使边境少数民族归附，使朝廷依靠的国民疲困，去干没有效用的事。我们见识短浅，不知说的对不对。”

使者说：“怎么说出这种话呀！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就是巴蜀人不会改变从前的服装、习俗。我几乎讨厌听你们这样说。然而这事关系到大局，意义重大，确实不是旁观者能够洞察的，也不怪你们。我行程紧迫，那些详细情况不能说了。请为你们粗略陈述一下概要吧。

“世间一定要有不寻常的人，然后才有不寻常的事；干了不寻常的事，然后才有不寻常的功绩”。不寻常，本来就是常人感到奇怪诧异的。所以说不寻常的事刚开始，百姓就害怕它；而等到它获得成功，天下就安然无恙了。从前洪水涨溢，泛滥弥漫，人们就跋山涉水迁移，艰难奔走而不能安身。夏禹为此悲愁，赶紧堵塞洪水，开通疏浚江河，使深水分流，灾民安定；洪水东流归海，普天下永久安宁。承担这些辛勤劳苦的，难道仅仅是百姓吗？夏禹内心被忧虑烦恼，又亲身参加劳动，手脚磨起厚茧，皮肤不生汗毛。因此美好的功业永远昭彰，名声和颂扬流传到现在。

“而且贤能的皇帝登位，难道只抓琐事小节，缩手缩脚，拘泥陈规，被俗议牵制，顺从舆论，仿效流俗，迎合讨好世人算了吗？不！他一定会支持采纳远见卓识的议论，开创大业传给子孙，成为万代的典范。所以他能广泛涉猎，一并收集，在高阔如同天地的心胸中深刻思考。况且《诗经》中的《北山》诗不就说过吗：‘普天之下，无处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无人不是君王的百姓。’所以应使天地之内，八方之外，恩泽弥漫，一切生物如果有没得到恩泽浸润的，贤能的帝王就会为此感到耻辱。现在国境之内，穿汉人衣服的人，都获得了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满足。但是不同风俗的少数民族，遥远而和别的民族相接的地方，车船不通，人迹罕到，先进政治、良好教化还没施行到那里，美好的风俗还很少。吞并他们就在边境损害了礼仪，让他们独立就会歪风邪气横行：赶走、杀害他们的头领，君臣交换位置，上下秩序打乱，父兄无辜被害，小孩成为孤儿沦为奴仆，捆绑号哭，就向着中原内地埋怨说：‘听说中国有最好的仁政，德惠多，恩泽广，万物没有得不到相宜的处所的，现在为什么唯独遗弃了我们呢？’踮起脚跟盼望，象枯干的草木渴望下雨一样。凶狠的人也会替他落泪，更何况皇上圣明，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所以向北方出兵讨伐强悍的匈奴，向南方派使者谴责强劲的南越。四方都传扬恩德，南方和西方各属国的君长象鱼群仰头迎向流水一样，希望能被受号令的人需用亿计数。因此才在沫水、若水设关口，在牂牁划疆界，凿通灵关道，在孙源河架桥。开创远播道德的通路，让仁义的统治继续传下去。这将会大恩广施，长久安抚和驾驭远方，使边远地方不闭塞，阻隔严重昏暗蒙昧的地方也能照耀着阳光，从而消除我们这里的用兵之患，平息他们那里的争位攻杀，使远近同一体制，中外安宁幸福，不是更安乐吗？从深水淹没中拯救百姓，让他们奉享到皇帝的美德，挽回衰世的败落，延续中断了的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这才是皇上的当务之急。百姓虽然劳苦，又怎么可以停止呢？

“况且帝王的事业本来没有不从忧患开始，而到安乐结束的。既然这样，那么承天赐福的征兆就完全在我们这里了。正要达到成功，将在泰山、梁父山举行封禅大典，摇响和铃、鸾铃，高唱颂歌，与三皇五帝等同有加。可是旁观的人没看到趋向，旁听的人没听出意旨。这就犹如鹪明鸟已翱翔在辽阔的天空，而张网的人还盯着湖泊。可悲呀！”

于是各位地方官员茫然失去了他们来时的心情，也抛弃了进见的目的和主张，感叹称颂说：“汉皇的恩德，令人信服啊！这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百姓虽然懈怠，请让我们走在百姓前面。”怅惘退后，于是磨磨蹭蹭地告辞并溜走了。

“汉兴七十有八载”时（具体时间有争议，见词句注释），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他制定佑、邛、冉、吨，疏导交通，开拓疆土，为此遭到当地缙绅的反对，所以作者创作了此文来陈述开拓疆域、交好夷狄的必要，也告诫百姓不要目光短浅，畏苦畏劳。其间暗讽武帝要“博恩广施”、“拯民于沉溺”。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

南朝梁刘勰：相如之“难蜀志”，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

明代王维桢：先叙事起，而后诡为问答之词。其事虽非，而其文则腴。（《古文辞类纂评注》）

明代林云铭：是文谓宣其使指则可。若谓以风天子，其事已成，不便中绝；且词中劝百讽一。（《古文辞类纂评注》）

明代金圣叹：（“况乎上圣，又恶能已”句后）瞌折顿挫，极尽文态。（《陈去病诗文集》）

清代王文濡：表面虽是难蜀父老，说得堂皇正大，而其讽天子，好大喜功之意，却以隐约出之，此文之所以名贵也。（《古文辞类纂评注》）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以病免职，后曾与枚乘、邹阳同为梁孝王门客。因为善辞赋而受到汉武帝赏识，召为郎，升孝文园令。其赋作辞藻赡丽，气象宏大，想象丰富，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