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他忽然派出人员给当地符㦸轩、刘兴元、丁东帆等几十个大小劣绅送去请帖，说有要事，请他们到镇上商量。

这些地主豪绅接到请帖，赶赴会场，只见雷玉书站在主席台上，大讲刘存厚这次筹款的意义，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说完这番话，马上叫人把事先拟就的各个土豪劣绅应缴的款项名单，张榜公布出来。土豪劣绅们一时摸不清头脑，纷纷凑近“天榜”观看。只见榜上有的名下50元，有的名下上百元。观者个个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历年来团总、闾长筹粮筹饷都是农民一起出，大家一摊，我们就少了，雷玉书这小子，竟敢一反常态，换了规矩。土豪刘兴元带头叫起来：“这样做不公平，我们坚决不缴”。雷玉书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也就不惊慌，当即大声命令：“保董、甲长、排头对刘存厚官长的命令要坚决执行，加紧按“天榜”上的数字催收，一文不少，过期不缴者加倍处罚”，说完，不等土豪劣绅发表意见，便立即宣布散会。

土豪劣绅们怎甘心就此罢休，他们有的一面假装答应缴款，一面向宣汉国民党驻军师长魏邦文密报，说“雷玉书贪赃枉法，袒护刁民”。雷玉书闻讯，也毫不畏惧，借到县上缴款之机，当面向县知事和军方呈述筹款情况。以后县知事虽派人到清溪查对，并未发现雷玉书有贪赃枉法之事，不得不称赞雷玉书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好。当地土豪劣绅虽然对雷玉书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

筹饷斗争之后，雷玉书引起土豪劣绅的注意。他们暗地派人侦察，发现雷玉书之所以敢于这么“胆大妄为”，是因为后面有王维舟等共产党人的支持，便星夜派人向刘存厚报告。刘存厚得知消息，立即下令密捕王维舟。1925年寒假前夕，一群便衣军警企图逮捕王维舟，但王维舟机警脱险。形势险恶，王维舟被迫离开宣汉，转入领导川东的地下斗争。

王维舟走后，敌人宣称“宏文学校是共产党办的”，“雷玉书是共产党的人”，驻军师长魏邦文急忙派驻一营人进行防范。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转向农村。

天长日久，雷玉书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反动派和军阀们的注意。1927年秋，雷玉书到宣汉解款，魏邦文以欠款不缴为名，将他逮捕，关押在宣汉城东门外李家祠监狱里。在狱中，雷玉书受尽酷刑，敌人要他说出共产党活动及王维舟下落。他坚贞不屈，未吐露一个字。继续关着准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再次审讯。雷玉书早有预料，便向看守们开导说：“你们都是穷家子弟，不要替军阀卖命，整自家穷人，应该回家和父母妻儿一起种田过日子”。他了解到看守们几月没发饷，生活困难，家里更困难，便把探视人给他的钱和香烟都分给他们，使看守同情他，放松看管。一天夜里他乘看守不备，翻墙越狱。看守们发觉惊惶失措，怕上司怪罪，一班人也于当夜携枪逃走。

雷玉书当晚逃回家，告别父母和弟弟雷仁杰，第二天奔赴开江王维舟处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任特务队队长。从此，他便成为王维舟开展武装斗争的得力助手。

1928年3月17日，万县军阀杨森在开江县普安场诱杀刚被范绍增委任的旅长王成之。雷玉书同王维舟商议，决定利用杨森与范绍增的矛盾掀起“反杨”、“倒杨”运动。随后雷玉书在王维舟的带领下与曾敬孙、何培等到犬竹、梁山、垫江分别策动师长范绍增、郭汝栋、吴行光等出师讨杨。在各部工作成熟的基础上，雷玉书与王维舟参加了范、郭、吴在垫江召开的“倒杨”会议，商讨“倒杨”计划。会后，雷玉书与王维舟回到开江，一面扩充特务队员，一面联合当地士绅钟与权、郑绍炎领导的团队，待军阀内部混战之机，互相配合，截击敌人，夺取武器。

不久，三路人马果然按原计划向杨森防区开江县城发起进攻。王维舟、雷玉书、曾敬孙分别率队赶赴任市场，埋伏敌人必经的隘口，在混战中伏击了杨森部陈兰亭师一个连，击毙连长冉清云以下数十人，其余大部投降，缴获全部武器；接着，又在甘棠乡消灭一个排，缴获长短枪30余支，为扩充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特务队扩大后，主要任务是在川东大地上抓土豪、袭团局、锄恶霸、惩叛徒，获取枪弹和钱财，发展农民武装。宣汉、开江、达县、万源等县是他们活动的中心。

宣汉县老君场地处高山，土瘦民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刘存厚专门派杨委员坐地搜刮，日夜催逼，人民不堪其苦。1928年秋的一天，雷玉书率王宗堂、何培、朱万年，李明宽等十余名特务队员侦知杨委员将送款到县城，便选中了杨必经之要隘堰圹沟下面的陡嘴，进行截击。这里山高、谷长、林密，离场20余里，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队员们隐藏在沟内的草深林密处，等待杨委员的到来。中午时分，六名团丁拥着两乘滑杆摇摇摆摆而来。谁知杨委员害怕出事，早已徒步先行，坐滑杆的却是土豪覃大烈、李银周。待敌刚进入伏击圈，雷玉书一声令下，队员们一跃而出，举枪对准滑杆射击，并高喊：“不许动，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团丁望着犹如从天而降的“神兵”，个个呆若木鸡，乖乖地举起双手缴械投降。滑杆内的覃大烈当场被击毙，杨委员漏网。这次战斗，虽没有击中杨委员，但也为人民除了一害，并获得武器和银两。

敌人并不就此罢休，覃大烈的父亲覃怀三收买外甥姚治平打入游击队，寻机对雷玉书进行报复。

以后，雷玉书又带领特务队在宣汉境内“清溪”、黄石、芭蕉、峡口、三河一带击毙团总、土豪劣绅覃大安、修本江、修本良等十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财物。雷玉书和他的特务队威名大震，团总、土豪劣绅和收款委员闻风丧胆，日不敢出门，夜不能安寝，纷纷要求辞职和逃避。

1929年3月中旬，王维舟遵照党中央和川东军委的指示，在开江县太和场凉水井秘密召集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等人商讨武装起义的计划。一致认为固军坝、白羊庙是宣汉、万源两县交界的结合部，离两县城均有100余里。山高路陡，森林茂密，沟壑纵横，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系刘存厚统治区域的边远地，反动统治势力较为薄弱；而吴会治、徐永士、胡洪疆等骨干既受过军事训练，又是本地人，且掌握了部分民团枪支，具有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是武装起义的好地方。同时决定了起义时间、组织机构、人员任职及打击目标。

会后，雷玉书在宣汉、开江组织农民武装40余人，按既定部署，悄悄前往指定地点集中。此时，刘存厚已闻到一点风声，密令各地加紧防范，各路口、要隘均有重兵把守。雷玉书带着农民武装从羊肠小道到达宣汉与万源交界的十字溪境。正要前进，忽被敌守兵拦住盘问：“你们是什么人”，雷玉书高声答道：“我们是宣汉的学生，因有考察任务，路过这里，请不必惊恐”。守卫一一看了他们的模样，确信无疑，说：“你们走吧”，雷玉书避开十字溪团局，从三汪坝过河，上金莲山、后坪，经白羊庙到达山深林茂的龙潭河。其他各路参加起义的队伍也先后到达指定地点。4月27日，起义部队举行誓师大会，李家俊庄严宣布“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正式成立，李家俊任总指挥，唐伯壮任党代表，雷玉书任副总指挥，周锟任参谋长，公开竖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

5月7日，李家俊派雷玉书率游击军到固军干坝子截击收款委员张全五，将其击毙，并将400个银元没收。军阀刘存厚闻讯，急令万源驻军前往“清剿”，5月11日，敌团长刘志超派二营六连连长卓群率部赶赴白羊庙，驻进街西头关帝庙。李家俊决定于12日午夜分三路向敌人发起进攻。雷玉书主动承担了攻占关帝庙敌主力驻地的任务。

半夜，突然枪声大作，雷玉书带领起义军直插敌人连部——关帝庙。待敌人从梦中惊醒时，雷玉书和战士们已站在他们面前。敌人丢失关帝庙后拼命反击。战斗紧张进行之际，雷玉书猛地一抖，身后的枪弹击中他的大腿。他回头一看没有发现敌人。待他继续指挥战斗时，身后又射来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腹腔。他用手一摸，鲜血直往外涌，连忙解下腰间的围帕紧紧将腹部裹住，继续带领部队向敌阵冲去。经过一小时激战，敌全部被歼，缴枪50余支，俘敌30余人。这时，雷玉书细想身后只有姚治平在打掩护，随即联想到姚的舅父覃大烈是打土豪时击毙的，莫非姚是内奸。

雷玉书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使干部、战士深受感到，立即将他送到牛头寨一个贫农家里养伤。因无医药条件，一周后雷玉书的伤未见好转，组织上决定送他回老家治疗。当上担架送往后河上船时，雷玉书握着李家俊、唐伯壮的手说：“我伤一好就会回来，和大家一起干到底。但你们要注意姚治平这个人，我的枪伤也可能与他有关……”后来姚治平闻讯，即叛逃投敌。

雷玉书回到清溪场拱桥河家中，因缺医少药、流血过多，于5月20日不幸牺牲，年仅2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群众和当年游击队员的检举下，揭开了姚治平的真面目，人民政府将其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