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主义”“肮脏现实主义”是评论家给他的定义，反过来，他一点不喜欢这样的标签。但是他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在美国的出现。正是这种语调与文学质地，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中国的作家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

《请你安静些，好吗？》（1976）；

《愤怒的季节》（1977）；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

《大教堂》（1983）；

《何方来电》（1988）；

《大象》（1988）。

《离克拉马斯河很近》（1968）；

《冬季失眠症》（1970）；

《鲑鱼夜溯》（1976）；

《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

《海青色》（1986）；

《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

1、欣悦

时间尚早，屋外的天色仍然晦暗不明。

我手捧一杯咖啡，依窗而坐，

清晨习常的事物

成了此刻我关心的对象。

我看到一个男孩和他的同伴，

正沿路而行，

将报纸递送。

他们帽子罩头，毛衣裹身，

－－其中一个肩挎背包，

这两个男孩，他们默默无言，

却欣悦异常。

我想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

携手共进、互相扶持。

现在是清晨时分，

他们正合力将此事完成。

慢慢地，他们向我靠近了。

虽然黯淡的月亮仍在临水照人，

天空披上了阵阵曙光。

这瞬间的美，

死亡、壮志雄心，乃至爱

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欣悦之情。它总是在不经意中

降临尘世。毫无疑问，它又超出了

任何一个谈论它的早晨。

2、迟来的断片

即便如此，你从这人生中

得到了你所追求的吗？

我得到了。

那你追求的为何？

去召唤那爱你之人，去感受到

自己在大地上为人所爱吧。

3、最美好的时光

凉爽的夏日夜晚，

窗户洞开，

灯火通明，

水果躺在碗中，你的头靠着我的肩膀，

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瞬间。

在清晨时分之后来临的

当然，是午餐

即将到来的那一刻，

是午后

和傍晚的时光。

但我真正爱的

却是这些夏日的夜晚。

我想，甚至要超过

其它的时间段。

工作为它而告一段落；

此刻，任何人都不能影响我们，

永远不能。

4、鱼漂

冬季，我们－－我的父亲、瑞典人

林格伦先生和我－－在靠近华盛顿市

凡特基镇的哥伦比亚河上

钓过鲑鱼；他们用的是曲柄卷轴，

铅笔般长短的铅坠，红、黄或褐色

带幼虫的苍蝇诱饵。

他们想要去远方，去把那儿

湍流尽处的鱼儿一网打尽。

而我则在岸边，手持一根翮羽鱼漂和藤条制成的钓竿。

为了使幼虫保持鲜活和温暖，我的父亲

把它们放在下唇底下。林格伦先生不酗酒，

一度，我喜爱他甚于我的父亲。

他允许我开他的车，取笑

我的名字“朱利尔”，还说

有一天，我会长成一个帅小伙子，记得

这一切，和我自己的儿子一起去钓鱼。

但我的父亲的做法是对的。我的意思是

他保持缄默，观察着水面上的变化，

在诱饵的后面转动着他的舌头，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5、蛛网

几分钟之前，我走上房子的

露台。从那儿，我能看到和听到水的踪迹，

以及这些年来与我相遇的一切。

闷热而寂静。潮水退去，

听不到鸟儿歌唱的声音。我斜靠着栏杆，

一张蛛网被我的前额触到了，

它掉进了我的头发中。没有人能责备我

拐进了蜘蛛的地盘。没有风。大海

是死寂般的平静。我从灯罩上取下蛛网；

有时，当我呼吸的气息碰到了它，

我就会在那儿看到它瑟瑟发抖的

身子。一种精美的细线，错综复杂。

不久之后，在没有人理解之前，

我将从这儿搬离。

6、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非同寻常。些微的雪

在大地上尚未化去。太阳飘浮在

晴朗碧蓝的天空中。海面是眼睛所能看到的

极限的蓝色和蓝绿色。

几乎是波澜不惊。静谧。我穿上衣服，

外出散散步－－在我收到自然界必要

赐予我的礼物之前，我决定不再返回。

我在几棵身姿已不挺拔的老树旁走过，

穿越一片石头遍地的田野，

那儿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一直走，

直到悬崖尽头。

在那里，我凝视着大海、苍穹，以及

在极低处的白色沙滩上盘旋的

鸥鸟。全是这样迷人。全都沐浴在

寒冷的日光中。然而，一如往常，

我开始在思绪中倘佯。我必须控制住自己，

才能让我看到我想要观看的事物，

而不是其它的。我必须告诉我自己，

这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无关。（我仔细地观察它，总有一、两分钟之久！）在这一、两分钟中，

我抛弃了对那些纠缠着我的是是非非的追问－－责任、

脆弱的回忆、关于死亡的思索、我该如何处理

与前妻的关系。所有这一切，

我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环境，那些

我为了生活下去而粗暴地对待过的事物，

我希望都在今天早晨如烟般散去。

在那一、两分钟之内，我忘记了我自己，

以及其它的一切。我知道我做到了，

因为当我返回时，“我”不知道

我身在何处。直到几只鸟儿

从饱经风霜的树上升起，

向着我必须行进的方向飞去。

7、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

十月。在这间潮湿而陌生的厨房，

我研究我父亲那张拘束的年轻人脸庞。

他腼腆地咧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

多刺的黄鲈鱼，另一只手上

是瓶卡斯巴德啤酒。

他穿着牛仔裤、粗棉布衬衫，靠着

一辆一九三四年出厂的福特车前挡泥板。

他想为他的后代摆出虚张声势而开心的样子，

把旧帽子戴得翘到耳朵上。

我父亲这辈子都想显得大胆。

可是他的眼神暴露了他，还有那双手

无力地拎着那串死鲈鱼

和那瓶啤酒。父亲，我爱你，

可我又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无法饮酒有度，而且根本不知道去哪儿钓鱼。

“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卡佛这样写道，并且身体力行。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文学评论家）

卡佛重塑了中国作家的价值观

卡佛到底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影响？第一个或者是首要的影响，可能是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关于文学、小说的写作，什么值得我们作家提笔观察或者是表达，过去的中国作家受一种潜在的价值观影响，通常认为是要有希望的，要在他的生活和命运中表达了充分意义的，即使是个倒霉蛋，最后也一定表达了一种希望的姿态，总而言之一定是要有充分意义的东西才值得写。

但是到了卡佛这里，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或者是看世界的可能性。有些东西实际上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有些东西过去被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屏蔽掉了。而他提出的是，没希望的人生是不是就不值得写？卡佛笔下都是些倒霉的人、失意的人、潦倒的人、不成功的人或者是软弱的人，醉酒者，通过这些，卡佛为中国作家打开了眼前一座屏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看到了人，或者说我们看到了生活或者人另外一种希望。在这个意义来说，卡佛对中国文学的气质，或者是看人、看物的广度上特别的重要。特别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作家都有影响，像韩东、苏童、李洱。

有意思的是卡佛在美国也不被右翼、保守派喜欢，美国的右翼跟我们中国一些人的逻辑是一样的：难道我们美国人是这样的，我们美国人天天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大家都很昂扬向上，怎么像你卡佛写的这样的。但是正如卡佛所做的那样，也正如我们很多中国作家在卡佛的潜在影响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和中期做的那样，他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给定的意义之下，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的痛苦、人的绝望、人的那些在微笑尺度上的挣扎。说到卡佛的极简主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修辞手段的问题，事实上，卡佛说到的简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修辞上的简化。而是一种世界观，是一个表达对他自身和他所写那个世界的一些根本看法。意思是说，在人的生命中，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沉默的。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伤痛，只好放到沉默里。

（作家）

卡佛留下的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美国作家中我个人最倾心的是雷蒙德·卡佛，为此，评论家李陀还曾跟我急，他说，你的短篇不比他差啊。为什么崇拜他？其实我不是崇拜，而是从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它吸引我，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一个新的切入点。所有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你都觉得在记流水账。照理，记流水账，水是往低处流的，但他这样的小说笔法，水是往高处流。我觉得它非常好地解决了我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何把日常生活与我们所探讨的关于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好。流水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是我从他的小说中得到的启发。因为他切入得很成功。对于我，这等于打开一个新窗口。一开始我说很喜欢他时，还是犹豫的。是不是显得……后来我发现，有好多外国作家也喜欢他。喜欢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英语不好，但因为太喜欢雷蒙德·卡佛了，所以就找过他的原作小说来读，那才叫死磕。最初我是从《外国文艺》刊物上发现他的《大教堂》、《马辔头》。我以为他是个冷门作家，结果有一次在意大利，翻译我《妻妾成群》的译者，他家书架上就有《雷蒙德·卡佛小说全集》（英文版），他看我喜欢，就送给了我。而我真就啃了原作。雷蒙德·卡佛是喝酒喝死的，我对这种喝酒喝死的人，天生有一种爱。

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如果说他“杀人不见血”有点夸大他对读者的精神压迫的话，说他拿着刮胡子刀片专挑人们的痛处可能比较被人赞同。有批评家论及卡佛的世界观，说是黑色的。怎么会呢？那是把追求简单叙述的卡佛一起简单化了，我反而觉得卡佛是个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作家）

卡佛的小说为心想事不成的人而写

我是通过苏童的文章了解卡佛的。那一年暑假肖铁（即本书译者）回来探亲，带来卡佛的几本书，一个是《大教堂》，一个是《请你安静些好吗》。像我这样的英语水平借助字典完全可以看懂，我印象当中他写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表现方法不一样。

从小说而言，卡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心想事不成写的，哪怕事业成功了，内心也一定有这样的成分躁动。读卡佛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库佛，应该说库佛是卡佛的前辈。他们的小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库佛小说可能更多是写那些美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也写下层人士。比如说他的一篇小说《重逢》，而卡佛有一个《软座包厢》，写的是父子。而前者也是把这一对父子矛盾放在火车站重逢，只是重逢结果不一样。后来我想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并不在于他们写的对象不一样，也不在于他们的手法不一样。而在于一个作家艺术的积累和生活积累的背后，内心潜伏的对文学的认知、立场、情感以及最终抵达的地方差异很大。

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其实卡佛的诗特别好，我不懂诗也不看诗，但是看了他的诗后很被触动。他的诗不像诗，就是大白话，但是可以打动你。所以从本质而言，我觉得卡佛是一个诗人，否则不会这样对待生活。他的生活不如意，说老实话比我们的打工者混得还惨。但是他有这样文学的追求，这种反差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最早来自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作品的定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 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而颇具号召力的“加法者”约翰·巴斯，则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穷困

写作从来就没有带给他生活中的改变，这是卡佛成名后接受访谈时常常提到的。他多次宣告经济破产，曾经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

酒

父亲是酒鬼，卡佛也一喝就是十几年。但是，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最后却是死于吸烟。

职业

卡佛高中毕业后辍学，当过锯木厂工人、清洁工、在医院当过守门人兼擦地板，在好莱坞卖过电影票。

卡佛公认的成熟之作，曾被选入《198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

作品改编

《大教堂》小说集中的《好事一小件》与《维他命》曾一起被改编进了美国导演奥特曼的电影《浮世男女》（又名《银色性男女》）。《羽毛》也被改编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