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期，青铜器已从铸造简单的工具、兵器发展到比较复杂的爵和铃了。共铸件厚薄均匀，并且有简单的纹饰，青铜器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准。商周1500年的历史，是我国青铜器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时期。商代前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都有明显进步。这时，礼器种类增多了，器物花纹粗犷有力，同时出现了铭文，传世商代青铜器中曾出现“亘”字和“父甲”的铭文，这是我国青铜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铭文。

商代晚期是我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青铜铸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种类包括礼器、酒器、食器、水器、兵器、工具、乐器、杂器等。这时的铜器制作精良，胎壁厚实，给人以凝重、庄严的感觉。纹饰多彩，形制精美，显示出处于发展鼎盛阶段的富丽堂皇、雍容光焕发华美的气派。不仅纹饰上刻意追逐，并且广泛使用浮雕装饰，这就排队了平面纹饰的单调性，器物雕饰的立体感使铸品造形更加生动，韵味无穷。这时有铭文器物不多，有较长铭文的铸品也不过二三十件。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种类变化不大，纹饰风气更趋繁缛，精雕细刻，艺术上可谓精丽，而器物却多少缺乏一些生气。这时青铜器物铸铭成风，长篇巨制不断出现，有的青铜器物，铭文竟长达400字，字体刚劲有力，线条流畅，世界并不多见。周昭王、周穆王以后，青铜种类略有增加，如簠、 、匜、钅厂朔、编钟等青 铜器出现，铸造工艺水平不断成熟、提高。铭文水平大大提高，每篇铭文皆韵律清晰，笔疲乏工细典雅，笔锋劲拔而不失圆润，多为书法艺术杰作。图为东周早期的青铜鸮首提梁壶由终身独身日籍名医森承一郎传承人吕默斋（志强）持有，日本传奇古董商坂本五郎代为操作私家藏品。

春秋战国之际，青铜器在形制和纹饰上一改过去的风貌，大胆突破宗教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使中国青铜器进入了第二个高潮。这时的青铜器物在种类和造型上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如铜镜开始流行。纹饰也由过去的粗犷放达一改而为工细纤七追求华美的艺术效果。纹饰设计还出现了社会生活的新题材，如表现宴饮、渔猎等，浓厚的生活气息路然器物之上。

中国青铜器由夏而周未，发展井然有序。奇异的青铜世界不仅在中国古物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即使在全世界古铜器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之先进，形制之美观，纹饰之精丽，铭文之劲拔，是世界青铜族所难以企及的。这就是中国青铜器深深吸引着众多收藏家的魅力所在。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 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若有兴趣，鉴定者可以研究。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礼作乐均依周制，政府或私人为了举行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需要，不断仿照《三礼图》或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而铸作新的青铜礼器，这就是仿制品。它是对于古代文化的尊重与仿效。其特点是在器物上大多标明仿制的时间、用途及仿制者等。在进行鉴定工作时，首先要区分仿制品与伪品，不应将仿制品列为伪品。其次仿制品对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文化艺术也有着一定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给予适当的评价。宋代以前的仿制品已很少见。宋代由于金石学兴起，收集了大量的古代青铜器，并认识了《三礼图》的错误，遂改依古代青铜器仿制礼器，用来作为庙堂之祭器。宋代仿制情况见于宋翟汝文《忠惠集》及清孙诒让《政和礼器文字考》等。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仿春秋时期宋公戍钟而制作的大晟钟，尚有流传至今者。清代的青铜器图录书中也著录了一些宋仿铜器。元代官府出蜡局亦曾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了一批祭器。明代著名的宣德炉有许多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加以变化而制作的。

作伪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宋元明时期: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古代青铜器成为研究资料与艺术欣赏品，公私竞相收藏，遂使青铜器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从宋代起商人就开始作伪。宋代的伪品已见于宋代的青铜器著录书中。

清初至嘉庆时期: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统治者的提倡，金石学有了新的发展，作伪也兴盛起来。此时主要是仿照宋代青铜器图录作伪。特点是整器皆伪，即铭伪者器亦伪，作伪技术水平低，易于辨识。

道光时期至清末:一方面由于金石学者重视铭文，另一方面作伪器费力而易辨，因此，这时期商人大多转而在真器上摹刻伪铭以牟利。另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尤其是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大肆掠夺中国文物，刺激作伪有了很大发展，伪器大量出口。外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中就有不少伪品。第四阶段，中华民国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仅各地盗墓之风大盛，而且作伪之风更炽。上海、苏州、北京、西安、潍县等地是作伪的中心，有许多作伪的高手。这时由于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商人运用新技术作伪，使作伪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用真铭的拓本照相制版、然后用化学药品腐蚀的方法制作伪铭，比过去铸或刻的伪铭要逼真得多。用化学腐蚀法伪造的，与真铭颇为近似，非仔细辨识不能识其伪。同时由于外国人喜欢新奇的器形与花纹，也使伪作新奇器形与花纹兴盛起来。此时著录青铜器的书中每每混有大量的伪器。

从作伪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伪器的基本情况是：

①全器皆伪。例如晋侯平戎盘，约为乾隆年间伪作，原藏北京怡王府，1870年流入英国，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腹外上饰乳丁纹，下饰兽面纹，双耳不伦不类，圈足系焊接，伪作明显。盘内有铭文23行550字，是已知伪器中铭文最长的。内容仿《尚书》及《左传》，字体仿《散氏盘》及《石鼓文》，书法拙劣，一望而知其伪。

②器物的一部分为伪作。例如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商代兽面纹斝，器真，但在流的口部伪加一个流，画蛇添足。

③拼凑真器残片作成伪器。例如《西清古鉴》著录的蟠夔鼎11，系用鬲的上半部下加三足而成，似是而非。

④器真铭伪。这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铭文全伪。或用刀錾刻而成，或用化学药品腐蚀而成。内容或仿某一真器铭，或拼凑，乃至随意杜撰。二是在真铭之外，加刻伪铭 。例如现藏于镇江金山公园的“遂启鼎”曾著录于《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上32 ，原来仅有9个字，后来在其前后伪刻了124个字，使铭文增至133字。

⑤铭真器伪。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陈侯午敦，原器早年被火烧毁，仅余底部铭文残片，后经商人将残片嵌入伪器之中，制成一个铭真而器伪的陈侯午敦。

⑥器真而花纹伪。即在真的素面或花纹少的青铜器上伪刻花纹。例如上海博物馆藏的西周鸟纹尊，原仅肩部有一条鸟纹带，后在其上下伪刻蕉叶纹及鸟纹。还有的在原有的花纹上加嵌绿松石等。

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与综合分析法。

即将需要辨伪的器物，首先分别从铜质及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诸方面与真器逐一进行对比，并参考伪器的各种情况作为反面标准进行考察，从而对该器各个方面的真伪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综合该器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的分析。

真器的器形、纹饰与铭文等各方面是一致的，而伪器的各方面之间往往有矛盾。由于夏商周时期与后代的铸造工艺不同，留在器物上的铸造痕迹也不同，通过铸痕的观察可以判断真伪。

夏商周主要采用范铸法，器体上留有范线，有时夹有垫片，细部花纹棱角细腻圆滑。而现代或用翻砂法，则粒粗胎厚；或用失蜡法，则没有范线。从铜质上来分析，夏商周时期为青铜质，而后代的伪器有不少为黄铜质。又由于夏商周之青铜器入土已三四千年，经过长期腐蚀，已发生化学变化，铜质已糟朽，因此，真器比同样大小的新制的伪器重量要轻，有经验者用手一掂，即可知其真伪。例如上海博物馆藏的真的西周史颂簋重9350克，而其所藏之伪史颂簋却重12420克，比真器重3070克。

其次，真器的表面锈色是经长期腐蚀而自然形成的，致密而有金属光泽，与器体是连为一体的。尤其是铜锈已渗入器物内部，渗入花纹或铭文字口之内。而伪器的表面锈色一般是用快速腐蚀法作成，其特点是很薄且浮在表面。而厚的伪锈一般是用漆调颜色作成，灰暗，呆滞，既没有金属光泽，又没有层次，浮于器表，疏松，易脱落，而露出新铜地子。

第三，从器形上来说，中国古代各类青铜器的形制是有一定之规的。如被鉴定者器形不符合古代的规律，则有可能是伪作。

第四，真器的花纹及铭文自然而生动，风格古朴、生动。而伪器则呆板、软散，无生气。伪铭錾刻有刀凿之痕，往往又破坏了原来的表面，腐蚀者模糊而臃肿。伪铭大多书法拙劣，文义不通，与真铭拓本逐字逐笔对照，自可辨伪。

第五，伪器的器形、纹饰与铭文三者之间往往有矛盾，露出破绽。再者，铭文的性质与器物的类别不合者，或铭文所在的部位及行款不合于格式者，均有可能是伪作。需要指出的是，辨伪时详细了解该器的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是很有必要的，往往能为辨伪提供重要的线索。

从铸造技术进行辨伪的前提是十分了解青铜器各时代的冶铸工艺。

商周时期，极大部分青铜器是用陶范法铸成。也就是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都有数块陶范拼合浇铸后留下的范痕，即范线。随着时代进步，合范的方法有所变化，范痕会随着变化，但要想在合范地方不露痕迹，这即使是最熟练的工匠也难免做到。有的铸器表层纹饰不多，合铸面较大，合范痕迹容易忽饰，但在隐蔽处，如鼎的耳内和腹下部，还会遗留痕迹的。后代伪者不知道占人铸造的原理和方法，只讲究器物的外形，仍用蜡模（失蜡）的方法铸造。表面较精细，无需多作加工，但是用这种方法，却往往与原器物的时代特征相去甚远。新铸之器一般的重于原器。这是通常伪器或仿制品埋藏在地下的时间很短，非真器久埋深藏经2000多年矿化锈蚀而成，使表面略有膨胀，比重下降，而伪器没有这一过程，自然较重。用蜡模翻制的伪器也会略重于原器，仿伪者会连同锈迹、砂眼一同浇铸表现出来，加上前面一点伪器特征更加明显。占代块范铸造的青铜器，表面光洁度好，纹饰甚至纤毫可辨，表面很少有气孔，也没有铜液灌注不到而产：生缩孔的情况。而失蜡和翻砂铸造的伪器，经常在表面出现一些砂眼，有的甚至产生缩孔等铸造缺陷。如不了解这一点，很可能错误地以为砂眼和缩孔是旧铸的特点。

另外，陶范所铸铜器为控制器壁的厚度，往往会在内外范之间垫一垫片，因材质跟铜液有异，锈迹也就不同，而失腊法铸器却无需垫片，锈迹自然一致。

通过器物的型制进行辨伪，是对青铜器在各时代的型制特征熟悉程度的考验。

每一种青铜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形制、大小、高矮都会产生变化而形成规律。如青铜器中的大类鼎，自商代二里冈期到汉代，流行的时间最长，但每个时代鼎的形状都有不同的特点。全面掌时代各类器的形制特点，是青铜器鉴别知识的基础。通常伪器可以分为直接铸造和拼凑改造两类。直接铸造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依照真器或者依照相关资料铸造伪器，其器形、铭文、纹饰等都有来历和参照，有的是器型或铭文只有部分做r参照，部分有意改样。如参照铸造了器型，但却铸刻了杜撰的铭文，或将参照的锦义铸刻住毫不相十的铜器上。此类伪器尽管模仿得并不精准，但也有一一定水平。第二种则是毫无根据的拼凑，意在作奇，达到以稀为贵的目的。此类伪器对青铜器形制特征不甚熟悉的人很有挑战性，如果不仔细观察，就有上当的可能。

通过铭文辨伪，是检测对占代历史知识广袤、书法研究深浅和铸工艺水准高低与否的标尺。

青铜器的铭文是对历史的记录，是金石书法发展演变的例证，是铸工工艺高超的体现，宋、清两代是青铜器铭文作伪的主要时期。宋代以来，金石义字成为金石家的研究重点，作为有记载历史文献铭文的青铜器，往往受到广泛的重视，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故而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搜集，则侧重在铭文方面。

首先，铭文从单字族徽发展而来，形状奇特古老，难以辨识；发展到后来的成为简洁精炼的长篇铭文，更足提供断代依据的历史资料。如“利簋”铭文。第二，铭文从笔画简单的刻划到规范的书写锲刻，无论笔画、结构还是字形都有明显的时代变化。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是另做一块铭文范，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也有嵌得较低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的铭文即是。商周时代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铭文都横平竖直，比较规整，刻铭文技工的技术高超，书写也很流利。第三，随着时代的崇尚和锲刻新工具的出现，铸工锲刻水平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得到了体现。由于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因此铭文范上阳文在刻完后，乘湿嵌入丰体范中，字口厚度要避免与外范接触而需修正，可能要微作接捺，与主体范修正，这样阳文宁的上口就火，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人的感觉。这必须精细的观察才能发现。同时在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画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当然，这只是在一部分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是如此。而后刻的铭文，有的是有参照，字体比较拘谨、呆板，字口内有或隐或显的刀凿痕。而用翻砂法铸造的青铜器，泥料粜页粒比较粗，铭文笔画的表面与细腻的范土铸造不同。

青铜器铭文的作伪多有如下几种：添铭法。即在无铭文的真器卜錾刻伪铭，后錾的铭文大多字体呆板、松散、不自然，字口面宽底窄，同时有錾痕，伪工用铜丝刷刷去錾痕，却又留下刷痕，也影响了字的笔锋。铭文字体、内容虽能仿刻，但其韵味却是难神似。另外，真器伪铭者皆伤皮色，器表有锈而字口无锈，即使字口处作上假地子、假锈，也异于器表。增铭法。就是原有简单铭文的真器上增刻伪铭；或真器上本应对铭，因器缺失使铭文也缺，在进行修配时将铭文也一起补刻。增刻伪铭后，其字口、锈色、地子与真铭不同，再者，一器之上铭文非一人所出，其笔体、韵味自然不符，特别是铸铭与刻铭就截然不同。腐蚀法。将青铜器需要刻铭的部位涂上蜡，并在蜡上刻好字，再用三氯化铁在刻好字的蜡上进行腐蚀器身，将蜡去掉后，凹陷的铭文自然显现。这样腐蚀的铭文字不成体，字口深浅不一，笔画边缘十分粗糙。

纹饰是器型华丽的外衣，合体、适时的外衣是纹饰辨伪的重要依据。

不同年龄的人着装自然不同，青铜器亦是如此。拿到器物，首先看看器型和纹饰的时代风格是否一致，纹饰的作伪大致有如下几种：加花法。即在真器原有的简单纹饰上或光素无纹的部位刻上相宜的花纹。一般来说加刻的花纹与原器花纹是一致，但应注意走刀和崩茬的痕迹。掏花法。即在原本无花纹或有破损穿孔的器物镂刻、改刻花纹，使原器变成一件镂空之器。这种伪掏花的作法，如此做法刀痕非常明显，且不符合原器的特征。

辨别不同时期青铜的材质是对青铜器身份的考证。

战国以前的铜器，皆为铜锡铅合金的青铜器。锡的成份越大，铜质的灰色色泽越浅淡。商至战国的铜器铜质纯净，极少有沙粒。宋仿铜器，合金成分为铜、锡、铅和少量的锌，铜色为黄中泛红。明清伪器含锡成分很少，而铅锌成分增多，铜色皆发黄，但明代伪器色为黄中泛白，清代伪器色却是黄中透黄。因此，鉴定铜质的真伪，还要看、足、日沿、底部露铜的质色。

声音和气味是青铜器辨伪的必要辅助手段。

青铜器由于在土中埋了几千年，有一股土气味，新出土的铜器土气味更浓烈。而经过地下腐蚀较深的青铜器，铜质已属矿化，所以发音以浑浊者居多。当然埋藏在极其干燥而又纯粹的土层中的青铜器，敲击音也有甚佳的。而宋以后的伪器多为黄铜，未曾氧化或氧化时间较短，以手敲击，声音细长、清脆，也无土香，却有汗腥味，这是由于作伪者多用化学药品，如酸盐硇砂等作假地子或假锈，虽经多年埋藏，仍有一股酸气味。有的用石膏制作或修补的伪器，质地轻，颜色白，用手敲击，其声嘶哑。这些只是一般规律，因铜器的合金成分、埋藏时间长短、地区、土质等不同，轻重声音有所区别。

龟鱼纹方盘，通高22.5cm，长73.2cm，宽45.2cm，重23.5kg。

盘作长方体，口沿外翻，浅腹，平底，四兽首衔环，底部铸有四兽形足。口沿饰蟠螭纹，内底饰龟鱼戏水图案，内壁饰曲带纹，外壁饰云纹及浮雕怪兽。

龟鱼纹方盘原为清宫旧藏器，形体巨大，铸造精湛，以其瑰丽雄奇的纹饰与造型见称，其工细瑰丽的盘体龟鱼纹与蓄势待发的四立体兽形足相得益彰，是战国青铜盘中罕见的佳作。

夏季雨水较多，青铜器如果裸漏在空气下，容易被空气中水分子所腐蚀，从而变色，保留青铜器原有的物质成分变得十分重要。一般的青铜器外表层都会有覆盖物。如何去除这些覆盖层呢？

2.对粉状锈蚀区域采用Ag2O局部封护处理，操作是先用机械方法将产生粉状锈的病源——灰白色蜡状物的氯化亚铜剔除，直到看见金属铜为止。用丙酮将腐蚀区域擦洗干净，然后将氧化银用分析纯的乙醇调成糊状物填充于剔除了氯化亚铜的部位，使未剔除干净的氯化亚铜与氧化银接触并反应，形成角银膜从而阻止氯离子的腐蚀作用，使铜趋于稳定;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件青铜器最精美的部分，诸如纹饰、铭文所处区域不幸出现了粉状锈，绝对不能直接剔除，需加以变通。

3.用3%苯骈三氮唑(BTA)的乙醇溶液于60℃恒温槽中进行减压渗透处理，使BTA充分渗入青铜器的锈蚀层内。

4.最后用含有BTA的聚乙烯醇缩丁醛的乙醇溶液做表面封护。

经过这样处理后的商代青铜器样品，在相对湿度100%室温条件下，放置4年未发现粉状锈的再产生，又在相对湿度95%-100%，温度50℃条件下试验200小时以上仍未发现任何锈蚀物的生成。

由于这个方法对于多数人而言比较麻烦，故而不推荐私人在家使用，建议需要做保护处理最好还是借助专业的保护单位。而日常存放青铜器的时候，务必注意要防潮，特别要提醒一句，千万不要用自来水擦拭，因为自来水中加有次氯酸钙，次氯酸钙不稳定，很容易产生氯离子，一旦把氯离子带到青铜器上，后患无穷。

铜制品应该放在干燥的地方，不可接触的物品除了酸性物质之外，还有盐水等一类的杂质，铜受高温后暴露在空气中会变乌，这些都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