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4 20:28
静嘉堂文库 （Seikado Bunko），是日本收藏日文古籍的专门图书馆。在东京都。创始人岩崎弥之助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其子岩崎小弥太扩充了藏书。中国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去世后，其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 43218册于1907年为岩崎所购，运往日本，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
大正十三年(1924)在现址建馆，并把藏书公开。1948～1970年间该文库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后复改为独立机构。 该文库将陆心源旧藏编成《静嘉堂秘籍志》(1917年)，另编有《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0)及其《续篇》(1951年)等。
约为20万册 (汉籍12万、日本古籍8万)，另有6000多件中国、日本的古代美术作品。其中珍藏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有元朝赵孟頫和中峰明本尺牍一帖等；被指定为重点保护文物的有宋版《周礼》残本(蜀大字本)2册、宋版《说文解字》8册、宋版《汉书》(湖北提拳茶盐司刊本)40册、宋版《唐书》90册、宋版《外台秘要方》42册、宋版《李太白文集》12册等。馆藏汉籍中还有元版《东京梦华录》、清抄《广雅疏义》等。
日本近代学者内藤湖南曾作四首七绝诗，分别记述了他三万余册古籍善本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四种宝籍：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日本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及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诗中有“奇篇只合属吾曹”、“书生此处足称豪”的句子，今天读来，那种坐拥千古孤本、堪抵南面君王的自得自负之情，仍然扑面而来。以上所咏及的四种珍本，都被日本文部省确认为“日本国宝”级重要文物。其中除了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外，其他三种均为在中国亦堪称稀世珍宝的中国古籍善本。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陆氏四兄弟分家。上海的丝厂归树藩，钱庄分给树屏，老家湖州的当铺留给树声，老四树彰年幼无法理财，暂不参与分家。父亲遗产中的古籍、书画和古董虽没有瓜分，但是诸子无心管理，且缺乏资金维护保养，故它开始陷于破落颓败的境地。20世纪中叶，日本人向中国倾销人造丝及各种廉价东洋货，民族资本家受到冲击，大批生丝商行和缫丝工厂纷纷关门，陆家的瑞纶缫丝厂亦在倒闭之列，而钱庄的资金又长期被丝厂占用。窘迫之下，打起了皕宋楼藏书的主意。1904年，陆树藩托自己在日本读书的堂弟寻找买家，希望一次出卖父亲的全部收藏，以避免零星分批转让造成日后无法挽回的损失。
皕宋楼在日本学术文化界赫赫有名，不少日人怀着觊觎之心。消息传到汉籍目录学者岛田翰耳中，他当时正在三菱财团所属的静嘉堂文库任库员，极力鼓动库主岩崎弥之助全数收购，并受命前往湖州考察。1906年3月初离开日本，4月18日到达湖州，在陆树藩的陪同下逐一查验了皕宋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同时记录了详细的种类与卷数，写成报告寄回国内。第二年春天，静嘉堂文库长重野成斋亲赴上海，与陆树藩讨论了价钱、交货、运输等问题，最后于3月28日秘密签约。1907年6月里的一天，一艘小火轮尾挂三条拖船开进湖州，悄悄地装上陆心源的全部遗书，连夜驶回上海，由日本邮船公司负责东载而去。就这样，皕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4172种共43996卷宋元明清稀世刻本归属了日本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岩崎弥之助以12万大洋轻松买走了中国文化遗藏中的一块无价瑰宝。
收购陆氏藏书之前，其库藏只有30000余卷，皕?宋楼宋元旧刻220多种的入库，使静嘉堂一夜崛起，成为举世皆知的大藏书楼。后来出版的日本《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载明，该楼收藏的宋元旧刻总量中，皕宋楼宋版占88%，元版占81%。1992年，静嘉堂正式公布库藏中文图书12万册，日文书八万册，其中陆心源遗书占其中汉刻本总量的36%，是其全部藏书量的20%。岛田翰回日本后，写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内中得意忘形之态，溢于言表，引起中国学者激愤。
陆心源在一部未刻印的名为《罪言》书中道“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皆当讲求当世利害，民生疾苦。出可安内攘外，处可守先待后，以无负天生先觉先知之意，声色狗马在所当远，即文房清玩亦不宜酷好深嗜。”他以文中守先待后之意给潜园中守先阁取名，表明自己终身立志建功立业的抱负，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不到13年，聚一生心血和财力构筑的皕宋楼书城烟消云散，落到了东洋人手里。
（1902—1980年），日本学术界称其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大致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总称为“文献学家”。他曾先后为静嘉堂文库等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搜集汉古籍，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国，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超越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杏雨书屋主人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人员，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不无收获：在苏州意外廉价地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6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主要从事编目工作。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来华访书购书，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