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见，而君人者莫肯为也60。臣愚窃以为过，故《诗》曰：“王国克生，惟周之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61。

非有先生任职于吴王幕下，上朝时不引用前朝的故事，为治国安邦出谋划策，退朝后又不颂扬君王，称赞他的治理国家功德。这样已经默默无言三年了。吴王因此感到奇怪而问他，说：“我继承了祖先的功业，暂时来说，地位高于众贤。我起早睡迟，从来没有懒散过，现在您怀抱大志，毅然从远方来到吴地，就是为了帮助我治理国家。我私下是十分赞许这个举动，同时我睡不安宁，饭食无味，不敢贪想美色，不敢听音乐，排除杂念，一心一意，想听到您的高见，为此我已经等了三年了。现在你在朝上没有发挥辅助治政的作用，朝下又不能颂扬君王的声誉，私下觉得您的这种行为不可取。具备才能而不显示，这是不忠，显示而不被应用，那是君主不贤明。想来恐怕要怪我不贤明了。”非有先生匍匐在地上，只是随声而应。

吴王说：“可以谈谈，我将怀着敬意来听。”先生说：“啊，那行吗？行吗？谈何容易。那议论有看着不顺，听着刺耳，心中以为谬误，然实际上对自身有便利的，也有的看着高兴，听着顺耳，合乎心意，但往往对行为有毁伤，所以不是有贤明的君王，有谁能听出其正谬？”吴王说：“怎么会这样呢？《论语·雍也》说：‘中品以上的人，就可以与他谈论高深的道理。’您不妨试着谈谈，我将听听。”先生说：“从前关龙逄的谏言切中夏王桀的要害，王叔比干对殷王纣直言不讳。这两个人，想的完全是如何尽忠，忧虑着君王的德泽不流布下方，而造成百姓骚动，所以直截了当地谈君王的过失，恳切的指出君王的错误，拿这一点想增添君王的荣誉，除去君王身边的祸害。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反而认为那是诽谤君王的言行，没有尽到做臣子的礼节。终于有许多人遭到迫害，遭到枉加的罪名，这种羞辱还牵累到祖先，被天下人讥笑。所以说谈何容易！因此，能辅助国政的大臣们都被分离，而阿谀奉承之辈则全被提拔，便有蜚廉、恶来革之流的人。蜚廉、恶来草二人都是狡诈虚伪，凭花言巧语能言善辩追求提升，私下靠送雕刻的金玉器物以表达其心意。而君王只是注重让听的看的适合自己的心愿，以无原则地附和作为处事的准则。不以过去的事物为戒，那么最终会落到自身被杀，王朝崩溃，国家沦为废墟，贤臣遭放逐杀戮。《诗经》上不是这样说么，‘小人是不讲原则，以谗言制造周边地区的矛盾’，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卑躬屈膝，面带笑容，说话婉转而巧妙，和言悦色，那终究对君王的治国没什么帮助，凡有志之士，有仁义之心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而是将很郑重地表现出一种端庄严肃的形象，坦率地进谏一些重大的本质问题，对皇上来说纠正君王的过错，对下而言要除去有害于百姓的东西。这样作就会违逆昏邪之主的心意，触犯末世时代的法网。所以那些希望保命的人，没有谁肯向前行一步，于是就隐居在深山中，筑土墙作为居室，编蓬草作门，在其中弹琴，并咏诵前朝的歌谣，这样也可以感到十分快乐而忘却死之将至。所以伯夷、叔齐为了避开周。宁可饿死于首阳山下，后代赞扬他们仁义。就是像这样，昏君的行为当然足以让人感到惊惧，所以说，谈何容易！”

这时吴王感受到触动，脸色也出现变化，撤掉垫座的席子和小几，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先生接着说：“接舆隐居不仕，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癫狂，这二人，都是为了逃避污浊的社会而保全自身。假如让他们遇贤明的君王，得到一个清静安逸的环境，在一种宽松平和的气氛中，那就会下定决心，专心致志，竭尽诚意，为国家出谋划策，估量得失，对上来说，可以使君王安定，对下而言，可以安抚百姓，那样五帝三王时期的好风尚习俗，将可以出现了。所以伊尹当蒙受耻辱时，靠厨艺，调和五味取得汤的重用，姜太公在渭水的南岸垂钓，以此而见到周文王。君臣心意相通，所谋划的事没有不成功的，所献的计策没有不听从的，真正是遇上了明君。深谋远虑，引用道义纠正君王自身过失，普施恩泽一直到黎民百姓，做事依仁义的原则而行，褒扬有德行者，任用贤明而有能力的人，诛杀有恶行、作乱的人，统领边远的地域，统一治理天下的纲纪法式，使一国的风尚习俗完善起来，这是一条帝王昌盛的道路。在上不改变上天的天性，在下不破坏人与人之间应遵守的行为准则，那样天地间阴阳调和，远方的人就会归附过来，因此被称做圣王。臣子的职位任命完毕，接着就划分区域。确定封地，设定公侯等爵位，可以把封地传给子孙，让声名流芳于后代，于是百姓一直至今仍称颂他们，因为他俩遇上了汤和文王。姜太公、伊尹的遭遇是这样，而龙逄、比干的经历偏偏是那样，那不是很悲哀的吗？所以说，谈何容易！”

这时吴王默然不语，低着头沉思，突然又仰起脸，泪水一直往下淌，说：“啊，我这个诸侯国能够不亡，能微弱地延续下来，真是很危险啊，后嗣不至于被灭绝了。”于是就整治例行的朝见，着手治理政务，整顿君臣的秩位，提拔贤明而有能力的人，普施恩泽，施行仁义，赏赐有功人员，亲自实行节俭，省减后官的费用，放弃使用车马，抛弃靡靡的乐声，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减少宴饮的费用，除去奢侈和浪费，不建筑高大的宫殿，毁弃皇家的苑圃。填平苑中的池塘和河流，把它们分给贫困没有产业的人。同时打开库内的贮藏，赈济贫苦的人，慰问年老的，周济孤儿和老而无子的人，减轻赋税和刑罚。这样实行三年，四海之内皆太平，全国秩序安定，阴阳协调，万物都获得了应处的良好环境，国家没有灾害出现，人民也没有饥饿的形象，家家富足，人人饱暖，积蓄有余，监狱空荡无人。有凤凰栖集于此，有麒麟出现在郊野，天降甘露，朱草萌芽，远方的不同风俗地区的人，都向往我风俗，仰慕我德义，各自以不同的职务身份前来朝贺。

所以说，关系着一国安定或是混乱的道理，是生存还是灭亡，就是这样很容易看到，只是作为君主的没有谁肯做，我私下以为那是君主的过失。所以《诗经》上说“周王朝能够生存，就依赖周王朝的支柱，而有这么多的贤士，文王就凭此而安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于汉武帝时入宫为常侍郎，以诙谐滑稽取乐武帝，以之为对专制帝王讽谏的手段，且赖以容身避害。由于汉武帝把他当作俳优，不予重用，他便作《答客难》和此赋来发泄牢骚。

此赋假托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三年“默默无言”，吴王问他，于是引出非有先生的一大篇议论。非有先生借历史上直言遇害的故事，阐述君臣遇合之难，也委婉地启发吴王，促使他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吴王接受了非有先生的意见，采取了许多项兴利除弊的举措，三年后终于“海内晏然，天下大治。”赋中，吴王倾听非有先生的谈话过程中态度多次转变，开始是“寡人竦意而听焉”；当非有先生列举大量史实，反复陈述利害关系后则“慢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由“竦意而听”到“危坐而听”，说明吴王已初步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非有先生又进一步陈述问题关乎到国运王祚，“吴王穆然，俯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颐”。由“危坐而听”到“泣下交颐”，说明吴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从表示愿意听到“惧然易容，捐荐去几，危坐而听”，最终“仰而泣下交颐”，说明非有先生陈述的问题确实关乎国运王祚的同时衬托出了非有先生雄辩滔滔的丰采。

全赋采取层层比较，步步深入的说理方法，辞气沛然，声情并茂，感染力强，迭宕有致，增强了说理文难得的感染力。而在用词上，一连串的几个“谈何容易”乃传神之笔，意味深长地引发出了作者的感慨万端，反映了作者直言切谏，终不见用的压抑与愤懑，表现出虽“避世于朝廷间”，然对政治终难忘怀的用世思想。

西汉刘向：朔之文辞，《客难》、《非有先生论》二篇最善。（《古文辞类纂评注》）

明代孙月峰：西京文人大都古淡，曼倩此篇亦然，第含雅润耳，然而有遗味矣。（《古文辞类纂评注》）

明代屠隆：此篇是寓言，从韩非《说难》变化来，以“谈何容易”一句为主，见君子忠言谠论惟明王圣主斯能听之。不然，而免放戮之祸者几希矣，后复千余言，俱不出此意。（《古文辞类纂评注》）

近代王文濡：味其语意，颇不甘于俳优之待遇，一腔牢骚，姑借此以发泄之。（《古文辞类纂评注》）

近代骆鸿凯：此篇假仕吴之事，明君臣之义，以讽武帝者也。“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薄赋税，省刑罚”，句句切指武帝时弊，讽刺之意至显。文纯乎讽刺。（《古文辞类纂评注》）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人。性诙谐幽默，善辞赋，被人们称为大隐。汉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也给汉武帝上书，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他在武帝朝中任太中大夫。武帝晚年爱好道家成仙之术，和他很亲近。著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其中《答客难》开创了一种文体，其形式是一问一答，被称为“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