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嫂在我这里帮忙，时间很长了。用人就要做人情。我说：“你妹妹结婚，我想送她一些礼物。请你把这点钱带给她，看她还缺什么，叫她自己去买吧！”

柳嫂客气了几句，接受了我的馈赠。过了一个月，妹妹的嫁妆操办好了，在回去的前一天，柳嫂把她带了来。

这女孩子身材长得很匀称，像农村的多数女孩子一样，她的额头上，过早地有了几条不太明显的皱纹。她脸面清秀，嘴唇稍厚一些，嘴角上总是带有一点微笑。她看人时，好斜视，却使人感到有一种深情。

我对她表示欢迎，并叫柳嫂去买一些菜，招待她吃饭，柳嫂又客气了几句，把稀饭煮上以后，还是提起篮子出去了。

小书绫坐在炉子旁边，平日她姐姐坐的那个位置上，看着煮稀饭的锅。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你给了我那么多钱。”她安定下来以后，慢慢地说，“我又帮不了你什么忙。”

“怎么帮不了？”我笑着说，“以后我走到那里，你能不给我做顿饭吃？”

“我给你做什么吃呀？”女孩子斜视了我一眼。

“你可以给我做一碗面条。”我说。

我看出，女孩子已经把她的一部分嫁妆穿在身上。她低头撩了撩衣襟说：

“我把你给的钱，买了一件这样的衣服。我也不会说，我怎么谢承你呢？”

我没有看准她究竟买了一件什么衣服，因为那是一件内衣。我忽然想起鞋的事，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便鞋呢？”

这时她姐姐买菜回来了。她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是很注意地看了看我伸出的脚。

我又把求她做鞋的话，对她姐姐说了一遍。柳嫂也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哩，你的钱可不能白花呀！”

告别的时候，她的姐姐帮她穿好大衣，箍好围巾，理好鬓发。在灯光之下，这女孩子显得非常漂亮，完全像一个新娘，给我留下了容光照人，不可逼视的印象。

这时女孩子突然问她姐姐：“我能向他要一张照片吗？”我高兴地找了一张放大的近照送给他。

过春节时，柳嫂回了一趟老家，带回来妹妹给我做的鞋。

她一边打开包，一边说：

“活儿做得精致极了，下了功夫哩。你快穿穿试试。”

我喜出望外，可惜鞋做得太小了。我懊悔地说：

“我短了一句话，告诉她往大里做就好了。我当时有一搭没一搭，没想她真给做了。”

“我拿到街上，叫人家给拍打拍打，也许可以穿。”柳嫂说。

拍打以后，勉强能穿了。谁知穿了不到两天，一个大脚趾就瘀了血。我还不死心，又当拖鞋穿了一夏天。

我很珍重这双鞋。我知道，自古以来，女孩子做一双鞋送人，是很重的情意。

我还是没有合适的鞋穿。这二年柳嫂不断听到小书绫的消息：她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还是拼命织席，准备盖新房。柳嫂说：

“要不，就再叫小书绫给你做一双，这次告诉她做大些就是了。”

我说：“人家有孩子，很忙，不要再去麻烦了。”

柳嫂为人慷慨，好大喜功，终于买了鞋面，写了信，寄去了。

现在又到了冬天，我的屋里又升起了炉子。柳嫂的母亲从老家来，带来了小书绫给我做的第二双鞋，穿着很松快，我很满意。柳嫂有些不满地说：“这活儿做得太粗了，远不如上一次。”我想：小书绫上次给我做鞋，是感激之情。这次是情面之情。做了来就很不容易了。我默默地把鞋收好，放到柜子里，和第一双放在一起。

柳嫂又说：“小书绫过日子心胜，她男人整天出去贩卖东西。听我母亲说，这双鞋还是她站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孩子，一针一线给你做成的哩。眼前，就是农村，也没有人再穿家做鞋了，材料、针线都不好找了。”

她说的都是真情。我们这一代人死了以后，这种鞋就不存在了，长期走过的那条饥饿贫穷、艰难险阻、山穷水尽的道路，也就消失了。农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小书绫未来的日子，一定是甜蜜美满的。

那里的大自然风光，女孩子们的纯朴美丽的素质，也许是永存的吧。

柳嫂的妹妹给我做了两次鞋，让我感受到家乡的气息和质谱的悄然改变。

柳嫂：朴实　憨厚　实诚

书绫：胆小　细心　体贴

孙犁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散文名作《鞋的故事》，却是大师另一类优秀散文的代表――它乍看来不过只是截取了生活中一个普通的片段，朴实无华，娓娓道来，看似毫无深意，但为什么一读之下，便使人的心灵受到某种力量的感召，久久沉浸在一种强大的美感之中呢?显然，孙犁的这一类散文名作，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而深刻地把握散文中的立意，如何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散文中的“理”。

详读此文便不难发现，孙犁的确实践了他的“以理取胜”的观点，问题是长期以来那种沿着借景抒怀、托物言志的路子，去寻找散文立意的欣赏习惯，限制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理”作出正确的理解。其实，散文中的“理”，既可以凝聚在某一个明确的立意上，也可以是一种心境，一种意态，一种氛围，一种饱含着丰富的人生感、历史感的哲理意蕴。这种深层的意蕴，融作家的道德襟怀、气质修养、阅历体验为一炉，既很难说得出道得清，又分明体现着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既无踪迹可求，又汩汩流淌于字里行间，挈领着整体上的美学风格。这种深层的哲理意蕴就是“理”，能够表现出这种哲理意蕴的作家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这样的文字，常常具有一种强大的感人力量，使人陶醉于浓浓的意蕴之中，透过具体的对象或事件，透过有限的形式和内容，触发了对于整个人生，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感受和领悟。这正是艺术欣赏中的高级境界。假如对《鞋的故事》能作如是观，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现代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遭际和心灵。洪波涌起，江河奔流，难免泥沙俱下。毋庸讳言，一些传统的、淳朴的东西正在被侵蚀乃至于渐次消失，这不能不使敏感的作家在欣慰中感到忧虑，在浓浓的怀旧中眷恋着那正在逝去的美好事物。于是，作家以小小的“家做鞋”为契机，深情呼唤淳朴温暖的人际关系，展开了对农村中女孩子们命运的深切理解和关注。我们知道，作家是特别擅长刻画农村妇女形象的。原因如作家所说：“我在农村中遇到过的那些妇女，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特别是那些青年妇女。为了解放斗争，情愿献出自己最心爱的人：丈夫、儿子、情人，献出她们全部的爱”，“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战争、工作中和她们接触的也最多。我比较熟悉她们。另外，在描写妇女方面，我们的文学传统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些妇女内心的柔情，性格上的刚毅，不值得作家细心地表现出来吗?”1982年，作家在给铁凝同志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种对女性命运的更为深沉的理解：“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她们的年龄增长，随着她们的为生活操劳，随着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我，直到晚年，才深深感到其中的酸苦滋味。”丰富的阅历，使人生体验变得如此深沉，历经坎坷的作家，已经不像早年那样，“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而是在人情事理的描述中，自然贯注着一种历史流变、人世沧桑之感。对以往淳朴的战斗生活的回忆，对农村少女小书绫的深情描绘，对她所送“家做鞋”的格外珍惜，都寄托了作家深沉的人生感喟：“那里的大自然风光，女孩子们的淳朴美丽的素质，也许是永存的吧。”是啊，但愿曾经淳朴的永远淳朴，但愿曾经美丽的永远美丽，这正是现代人在声光化电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大背景下，希求返璞归真，寻找精神家园，在一个更高境界上达成身心平衡的内心渴求。如何避免以人的异化为代价来换取物质文明的进步，如何在大工业的背景下，保持人类生活中美好的诗意和诗意的美好，这不正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课题吗?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它们，因此《鞋的故事》就不仅仅是关于鞋的故事，而是具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在这里认同了某种心态、某种意绪、某种情感，我们内心深处某种骚动不安、聚散不定的东西被它呼唤而出。我们的心被温暖着，我们感到很美。

简言之，以《鞋的故事》为代表的一类散文，美学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深层哲理意蕴和强大的感发力量。它们对欣赏和创作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们冲击了旧有的欣赏习惯，深化了人们对散文“立意”的认识，提醒人们不要狭隘机械地理解“立意”，而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参悟其中的哲理，以更为开放的襟怀与作家共鸣，在感染兴发的作用下，在大体一致的哲理意向上，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即或那是一个乌托邦吧，但世界是你所理解的世界，不是吗?另一方面，对创作者来说，强烈的感发力量，抑或是对历史人生不自觉的敏感传达，这一切看似无迹可求，却不可能来自乌有之乡；无形的意蕴，却是由各种实实在在的因素在日积月累中铸就的――它是创作者的人格学问、阅历生平、认识体验水乳交融流动在文中的一种深厚的理性状态；是创作者的意识（世界观、人生观、美学观）或潜意识在文中的微妙反映。一言以蔽之，意蕴是创作者各方面的修养都臻于“化境”时的表现，而“化境”，就是任意腾挪变化之境，就是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要臻于这种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必须经历漫长的探索和辛苦的耕耘；只要达此境界，艺术家即使无心，其笔下也必然风起云涌，处处生发着强大的感发力量。因此，笔者由衷地感到，《鞋的故事》就是一篇作家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化境”时的“无心”之作，虽属无心，但淳朴与美丽永存!

孙犁（1913―2002），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河北省安平县人。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孙犁到河北省安新县同口镇完小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和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编辑。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有许多作家努力探索其写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其风格，不久便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顾问，中国文联委员、名誉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等。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著有《荷花淀》、《风云初记》、《白洋淀纪事》、《铁木前传》、《村歌》、《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心口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