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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1917年10月26日—2002年1月26日），原名魏蓁一（“君宜”原为她1936年在《清华周刊》45卷第1期上发表《哀鲁迅》一文时首用的笔名）。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后任新华社《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晋绥《中国青年》分版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官僚的家庭。她的父亲是清末出国、民国初年回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铁路的，曾为孙中山做过秘书工作。后来从铁路技术人员升为铁路局长，日本侵略中国后愤然辞职，作了租界寓公。她的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略通文墨。韦君宜兄弟姊妹共六人，她是老大，自小被父亲当儿子培养，教古文，教日语，还要她额外读英语，学数学。但韦君宜真正感兴趣的是文学，十二岁时不仅读完了家里的一切藏书，还经常到书店自行买书。自她少年时代起，就从书中知道了郭沫若、鲁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家的名字。
韦君宜所进的中学，是闻名遐迩的天津南开中学，她的古诗词底子就是在南开读书时打下的。她偏爱文学，在学校作文及阅读比赛中经常得第一名，课余还自己练习如何办月刊、当编辑。从进步教师田骢那里，她开始大量阅读左翼作家的作品
1934年夏，她从南开毕业考进清华大学哲学系。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向华北大举进军，北京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的时候。韦君宜一下子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春天，闻名的“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几千人走上街头，公开向政府向民众呼吁抗战。政府派出大量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之前，她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5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担负了大量校内外社会工作，革命代替读书成为主要生涯。她当时曾任清华大学自办的校刊《清华周刊》文哲栏编辑，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学生部干事，北平妇女救国会负责人等职，并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学生进步组织，已经和职业革命者差不多了，学校不过是个旅馆。自然，也还要选课、读书。不过，最吸引她的不再是古文，而是鲁迅先生的杂文和小说。
在大学里，韦君宜已经开始写稿生活，除应校刊之约外，还向外投稿发表。作品曾在天津大公报等当时著名的报刊刊载。学生运动中，她是出名的“笔杆子”，经常在清华大学的壁报上发表一些锋芒毕露、痛斥敌人的文章。1936年3月31日北平大中学生集会追悼在狱中病故的郭清同学的著名祭文，就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写得很快，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清华园里当壁报主编的，谁都想抓她的稿子，她也几乎有求必应，而且当天就可以交卷。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她于1937年辍学离家到了南方，在湖北宜昌做共产党地下工作，任区委组织委员。后因她的未婚夫孙世实（清华学生，也在宜昌地下党工作）在一次日寇飞机轰炸时为掩护同志而壮烈牺牲，为给亲人复仇，韦君宜坚决要求上前线，被同意派往陕北。1939年1月2日她进入延安，旋即奔赴晋西北随军做宣传工作，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晋西版主编，青联常委。1941年，她被调回延安，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1941年至1943年期间，她还在陕北米脂县中学、绥德师范学校做过教员，在绥德《抗战报》任编辑。1944年调任中央党校做干事。1945年至1947年，又调到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做编辑。
抗战时期，她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三个朋友》、《群众》、《记贺龙》等篇反响较大，至今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屡被编选出版。《记贺龙》自解放后即被编入初中课本至今。
在延安期间，她缔结了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于1939年底缔结，到了第二年即1940年秋天即离异。第二次婚姻才是她终身的婚姻。她与她的清华同学，同为共产党员的杨德基（杨述）于1941年阴历8月15日结婚，以后相伴终生。杨述后于1980年9月27日在北京病逝。
抗战结束后，韦君宜于1947年至1948年被派往河北平山县温唐地区搞土地改革，任中共温唐区区委委员。1949年，在河北平山县参加筹备《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并任该刊编辑。北京解放后，她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谈青年思想的杂文和随笔，后编为单行本《前进的脚迹》出版（1954，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共青团中央应党中央的要求，向党输送干部。韦君宜被输送至北京市，任北京市文委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她干了一段后提出，自年青时就对文学有兴趣，希望不做行政工作还是搞文学编辑。当年遂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杂志的主编。该刊是一个普及性文艺刊物，其主要任务是向广大青年进行文学教育，普及文学基本知识，为文学队伍培养后备力量。办刊5年中，印数从创刊阶段的12万份一直增加到近40万份，可见广大青年读者对它的欢迎。韦君宜也因此与《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文汇报》主编浦熙修一起被誉为新闻出版界的四大才女。
1957年“反右”前夕，韦君宜组织评论王蒙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来的年青人》，并撰写了一些披露社会矛盾的文章，旋即被审查和处分，险些被打成右派。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她被下放到河北怀来县农村劳动锻炼，曾任乡党委书记，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同时带职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主持编写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1960，作家出版社）。1960年，她被调入作家出版社。该社很快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她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1986年离休。其间，她还担任过《人民文学》杂志的副总编辑及编委工作。
作为一个中央一级的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的工作是十分繁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点书籍，大部分都经过她亲自审阅和修改。她亲自发现，亲手扶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均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都是经她排除各种困难，亲自修订，主持出版的。
自改革开放后，韦君宜放手放胆写作，她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与子》（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洗礼》、《夕阳赋》、《妯娌》、《弱者》，分别收入中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1984）和《旧梦难温》（1991），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四本散文集《似水流年》（1981）、《故国情》（1985）、《老编辑手记》（1985）、《海上繁华梦》（1991），分别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1973年至1985年，是韦君宜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她写作并出版了120余万字。加上1978年以前创作的短篇小说，后结集出版的《女人集》（1979，四川人民出版社）共19万字，在离休前，她利用工作之余，共创作出版了150余万字。
1986年4月，韦君宜刚一离休就因工作过劳，突发脑溢血几乎致死。被抢救过来后，她以超人的毅力坚持锻炼，以半身不遂之躯每日练习走路、写字，终又能拿起笔来写作。病后16载除了编辑旧作出版之外，还写出了新作，出版了一部长篇《露沙的路》，一部散文集《我对年轻人说》，两书共计25万余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文革后期，四人帮粉碎之前，韦君宜遂动笔写作反映自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真情实况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病前她完成了该书17节中的12节，病后完成了另外5节，并进行编辑和修改。1998年5月，《思痛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底，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增添了新的资料，出版了该书的香港版。
韦君宜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她的中篇小说《洗礼》获一九八二年度中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她的若干散文分别在全国几家重要报刊获奖，并多次收入各种全国性选集。自五十年代起，她的小说《女人》、《阿姨的心事》即被译为英文介绍到国外。八十年代后，日、德、越等国家主动翻译了她的若干作品。《思痛录》正在被翻译成日文和英文。1995年，她的作品自选集作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韦君宜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主席团委员，并入选全国文联理事。同时，她也曾任中国出版协会理事。她不仅是著名作家，而且由于一直担任全国最大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工作，因此也是中国著名的编辑家和出版家。
韦君宜于2002年1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长篇小说《母与子》《露沙的路》；
中篇小说《洗礼》（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中短篇小说集《女人集》《老干部别传》《旧梦难温》；
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国情》《海上繁华梦》；
长篇回忆录《思痛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