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或许这可能是丁玲对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的一种“羡慕”，我们知道，丁玲和瞿秋白是挚友，但是丁玲对秋白所流露的感情仅仅只限于友情吗？我们最多只能停留在推测的阶段，因为故人已逝，若是硬给我们之前所崇拜的历史撕开一个伤疤的话，那我们虔诚的心灵也会因此受伤。正如韦护写给丽嘉的分手信中提到的“把我的诗烧掉没关系，连同我这个人也忘记了吧！”有些历史执意去揭幕，导致的是几代人的悲伤，反而流失的历史，即使是我们所迷惑又充满诱惑的那一段，却是遗失的美好。

一本书是当时历史的印记。正如书是为保存历史而存在那样。丁玲这本《韦护》，虽然说不上什么成功典范，却也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好去处。既有它存在的价值，那么就有它不可否认的存在理由。

《韦护》中的两位主人公韦护和丽嘉，在丁玲笔下，是一对真正的可人儿，是陷溺于爱河不能自拔的痴情男女。丽嘉，在先前的韦护眼中显出尖锐、轻蔑、嘲讽的神态的女性，一旦被爱情所俘虏，就变得痴痴迷迷，将爱情打造成了一个甜蜜得令人窒息的枷锁，不过，被这枷锁所囚禁的，首先是丽嘉自己。至于韦护呢，作为在人生和爱情上都拥有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年人，最终不得不离开丽嘉而去，两人破裂的原因，他自觉并不应该将责任归诿于丽嘉。就像他在决定离开丽嘉之前的心中所想：“但是这能怪她吗？她没有一次有妨害他工作的动机，虽说她怕那分离的痛苦，但是她不会要求他留在家里的。”问题显然出现在韦护自己身上。这就是韦护自我检讨的、文学熏陶而成的本性与政治倾向的选择两者间的冲突：文学的浸染使他向往一种田园乌托邦和爱情至上的境界，政治方向上的选择则使他投身世俗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在两难困境中挣扎良久，加上来自外部的压力，韦护只好割舍对丽嘉的痴情，不辞而别。

人物形象处理分析

在作品中，为什么丽嘉的形象被处理为一个爱情至上的女性，并且在韦护的形象比较下，会从最初的光彩照人，在结尾处演变成为近乎愚昧地追求和持守自己的爱情、反而失去爱情的被遗弃者，显得那样暗淡无光呢？

这样的发问，第一种回答是，丁玲是按照镜像对立方式构思自己的作品的。在作家的创作中，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都是常见的手法。前者是按照原初生活中事件和人物的基本轮廓，加以一定的浓缩和概括，例如，像鲁迅谈他自己的创作时所言，一方面，作品与生活有着严格的对应性，改变了阿Q头上的那顶毡帽，就背离了作品的蕴含，另一方面，在人物形象上，有可能是脸在山西，鼻子在贵州，是从多处经验集中起来的。丁玲有许多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某夜》、《年前的一天》、《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等，从作品人物到情节走势，都可看到她自己生活经验的底子。后者是根据对立原则，将现实中的人和事加以改头换面，转换角色和情感，将悲作喜，将恨作爱，因死而生，因长作幼，或者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与现实生活形成一种对立和紧张。这样的例子也为数不少。

在知人论事上，丁玲是非常有才分的。在《韦护》中，她最早地揭示出韦护内心世界的两种矛盾性。其一，韦护在早年间所接受的对文学的乌托邦的向往，和他后来所接受的革命理想的召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前者使他沉溺于与丽嘉的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痴迷于两情相悦超脱红尘的境界，后者却要求他割舍情愫，为社会而献身。其二，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他自觉担承起为大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使命，有殉道者的激情，与此同时，对大众的头脑简单、思想蒙昧，他有着发自本能的嫌弃。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觉察到这种嫌弃的时候，他又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对自己的这种心态进行批判，却最终缺少说服力和彻底性。这种慧眼独具，的确值得称道。

描写手法

在知人论事上，丁玲是非常有才分的。在《韦护》中，她最早地揭示出韦护内心世界的两种矛盾性。其一，韦护在早年间所接受的对文学的乌托邦的向往，和他后来所接受的革命理想的召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断裂，前者使他沉溺于与丽嘉的爱情之中难以自拔，痴迷于两情相悦超脱红尘的境界，后者却要求他割舍情愫，为社会而献身。其二，作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他自觉担承起为大众谋求解放和幸福的使命，有殉道者的激情，与此同时，对大众的头脑简单、思想蒙昧，他有着发自本能的嫌弃。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觉察到这种嫌弃的时候，他又有着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对自己的这种心态进行批判，却最终缺少说服力和彻底性。这种慧眼独具，的确值得称道。

瞿秋白与他的第一夫人王剑虹有一段既酸涩又甜蜜的浪漫情感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丁玲充当了“红娘”的角色，使即将失之交臂的爱情又得以开花结果。

1923年秋，丁玲与她的密友王剑虹经瞿秋白介绍，来到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的瞿秋白对这两个湖南来的女青年很关照，业余时间还教她们学习俄语，给她们介绍苏俄和欧洲文艺复兴的情况。没过多久，比丁玲大两岁的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但却把爱深深地藏在心里，瞿秋白也悄悄地爱上了王剑虹，但不知如何开口。有一次王剑虹画了幅瞿秋白讲课的素描，瞿秋白非常喜欢，要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画像呀，但他却故意说，画的不怎么样，当时王剑虹很扫兴，弄的瞿秋白挺尴尬，此后他们两人见面就开始局促起来。蒙在鼓里的丁玲发现本来无话不谈的瞿秋白突然跟她们疏远了，王剑虹也总是很忧郁。一天，王剑虹突然对丁玲说她要回老家，丁玲问她为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仍执意要走，丁玲为此心烦意乱，把按时登门教俄语的瞿秋白也轰了出去。第二天，丁玲在房间里无意中发现了王剑虹枕边的几页诗稿，拿起来一看，“他，回自新气的俄乡。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看到这，丁玲全明白了。她拿着诗稿便直奔瞿秋白住处。当她把诗稿交到瞿秋白手中，瞿秋白激动地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后说：“剑虹要回老家去，现在只有你才能留住她！”丁玲真诚地说，“你快去吧，她正好在家，我两个小时后回去。”两个小时后，丁玲回到住处，室内的气氛变得温馨和谐，桌上放着许多写有诗句的纸条，原来他们在以情诗对话。事后，瞿秋白和王剑虹都非常感谢丁玲这个红娘，1924年1月，他们喜结良缘。

瞿秋白和王剑虹的婚姻是短暂的，1924年7月，王剑虹因患肺病去世。1930年，丁玲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韦护》，这是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的名字，“韦护”是传说中疾恶如仇，专打抱不平的韦陀菩萨的名字，瞿秋白总把自己比做“韦护”，并经常用“韦陀”的笔名发表文章。《韦护》的主题是“革命加恋爱”，男主人公是丁玲笔下创作的第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这部小说在当时左翼文学阵营里很有代表性，也是丁玲创作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作者创作谈

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九三○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