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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侂胄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十月八日,年轻时以恩荫入仕,历任閤门祗候、宣赞舍人、带御器械,淳熙末年官至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主词条:绍熙内禅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宋光宗与孝宗素来父子不和,以患病为由,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议论纷纷。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与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谋议,决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光宗退位,拥立皇子赵扩为皇帝。当时,太皇太后吴氏尚在,住在慈福宫中。韩侂胄因是吴太后的外甥,被遣往慈福宫,密告谋议。他几次入宫,通过慈福宫内侍张宗尹、重华宫提举关礼向吴太后进言,终于取得了吴太后的支持。赵汝愚又命郭杲率殿前司禁军进驻大内,进行军事布置,控制皇宫。
七月,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光宗退位,由太子赵扩继位,史称宋宁宗。韩侂胄本欲借此定策之功,获取节度使之职。但赵汝愚却认为“外戚不可言功”。韩侂胄最终只升一阶,被授为宜州观察使。他大失所望,由此对赵汝愚怀恨在心。当时,韩侂胄还兼任枢密都承旨,负责传达诏旨。他逐渐获取宋宁宗的信任,便开始伺机打击赵汝愚。
宋宁宗即位后,赵汝愚升任右丞相,以独相的身份执政。他引用理学人士,推荐朱熹为皇帝侍讲。当时,朱熹多次进言,认为应厚赏韩侂胄而不让其参预朝政,但赵汝愚却不以为意。后来,右正言黄度欲上疏弹劾韩侂胄,却因谋划败露被贬斥出朝。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也都遭到贬官。
同年十月,韩侂胄进拜保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却日益加深。当时,知閤门事刘弼因未能参与绍熙内禅,也对赵汝愚心怀不满。他对韩侂胄道:“赵丞相是想独揽拥立大功,您岂止是不能得到节度使之职,恐怕还会被贬到岭南边荒之地。您只有控制住台谏,才可保无忧。”韩侂胄遂通过内批,将监察御史吴猎免职,任命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为御史,逐渐控制了言路。他还将参知政事京镗引为同党,共同对抗赵汝愚,赵汝愚的地位受到威胁。
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指使右正言李沐,奏称赵汝愚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不利于社稷安定。宋宁宗遂免去赵汝愚的丞相之职,将他外放为福州知州。太学生杨宏中、张衟、徐范、蒋傅、林仲麟、周端朝上疏保救赵汝愚,结果都遭到编管处置。当时,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人皆因攻击韩侂胄而获罪,朝官因议论韩侂胄而遭责罚的达数十人。
主词条:庆元党禁
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任保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并通过向宁宗荐用亲信的手段,掌握实权。他指称理学为伪学,以此打击理学人士。言官何澹、胡纮弹劾赵汝愚,称其放任伪学泛滥,并有十项不逊之罪。赵汝愚因此又被贬到永州(治今湖南零陵),他途中因病在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停留。衡州守臣钱鍪在韩侂胄指使下,对赵汝愚百般窘辱,致使其暴病而死。
庆元二年(1196年),宰相留正因曾与韩侂胄不睦,被刘德秀劾以“引用伪党”,罢相贬出朝廷。不久,韩侂胄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言官为迎合韩侂胄,纷纷大肆攻击理学,但因畏于清议,皆不敢公然指斥理学领袖朱熹。韩侂胄遂提拔沈继祖为御史,通过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宋宁宗遂免去朱熹的一切职务。
庆元三年(1197年),刘三杰入宫奏对,称伪党已演变为逆党,韩侂胄也表示认同。宋宁宗遂下诏严禁理学,并在王沇的奏请下,订立《伪学逆党籍》,将赵汝愚、留正、朱熹、周必大、彭龟年、徐谊、杨宏中等五十九人列名籍上,其中以赵、留、周三人为罪首。当时,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皆因攻击理学而久任台谏官,张釜、张岩、程松也因此升为执政。
庆元四年(1198年),韩侂胄进拜少傅,封爵豫国公。
庆元五年(1199年),韩侂胄又指使蔡琏告发赵汝愚,称赵汝愚在绍熙内禅中怀有异谋。他还要逮捕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等人,送大理寺问罪。中书舍人范仲艺据理力争,方才劝止韩侂胄。后来,韩侂胄又升任少师,进封平原郡王。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又进位太傅。当时,婺州布衣吕祖泰上书朝廷,认为不可封禁理学,并请皇帝诛杀韩侂胄。韩侂胄大怒,将吕祖泰施以杖刑,流放钦州。但随着党禁的主要推动者京镗的去世,韩侂胄也逐渐放开了对党禁的管控。张孝伯声称“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陈景思亦劝他“勿为已甚”。韩侂胄遂于嘉泰二年(1202年)正式建议宋宁宗解除伪学之禁,并追复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官职。被列入“逆党”的健在者,如徐谊等,皆得复官。庆元党禁至此结束。
韩侂胄执政后,宋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又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宁宗、韩侂胄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辛弃疾起了重要的作用。
开禧元年(1205年)改元,一个进士廷对,也上言“乘机以定中原”。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在朝野抗金声中,决意发兵了。不久,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职。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一州,现 在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还怎么赏官?”辞官不受。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他推荐老师陈自强担任左丞相,引用旧日的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广帅薛叔似去前线统帅淮西军兵,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将帅乏人,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曾出使金朝,说金朝内部困弱,主张北伐,用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主词条:开禧北伐
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毋音贯guàn)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
开禧元年(1205年)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示意程松离去。程松兼程逃出陕西。吴曦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被金兵打败,退至蕲州。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也战败。皇甫斌又败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取蔡州,不下。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
开禧二年(1206年)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说是可以保全淮东兵力。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
开禧二年(1206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
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丘崈被罢免,改以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
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卖,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吴曦召用大安军杨震仲。杨震仲拒不附逆,服毒药自杀。陈咸剃去头发,拒绝向金朝臣服。史次秦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作官。一些官员也都弃官而去。随军转运使安丙却受伪命,作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和吴曦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来福等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杨巨源去找安丙说:“先生做逆贼的丞相长史么?”安丙见势不妙,号哭说:“我没有兵将,不能奋起。必得有豪杰才能灭掉此贼。”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也在计划杀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等商议,杀吴曦后,得有个“威望者镇抚”,准备推安丙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伪造皇帝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反贼吴曦。李好义等七十多人闯入伪宫,宣读诏书,兵士都散去。李贵当场斩杀吴曦。吴曦称王仅四十一天。诛灭叛徒,大快人心。军民抗金情绪,极为高涨。
韩侂胄得知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说:“如能杀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帛书未到,安丙已奏报吴曦诛灭。韩侂胄即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被杀,金朝大为沮丧,又无战备。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宋兵七日到西和,所向无敌。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军民欢呼。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以牵制侵淮的金军。安丙不许,士气大受挫折。大散关又被金兵夺去。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在酒中放毒药,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的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金,金朝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代苏师旦)指挥军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划再战,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其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的侄孙女韩皇后去世,中宫之位空缺。杨贵妃和曹美人当时都很受皇帝宠爱,然而因为杨贵妃擅于权术,韩侘胄对皇帝赵扩进言,说女人才学高、知古今、性机警不是好事,建议立性格柔顺的曹美人为后。但宁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嘉泰二年(1202年),宁宗立杨氏为后。
杨皇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其兄杨次山以及史弥远一起,反对韩侂胄。史弥远秘密上书,请杀韩侂胄。杨后又叫皇子赵询上书,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秘密勾结,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史弥远等的指使下,于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将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暗杀。事后才奏报给宁宗。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随后,他们又把苏师旦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音南nán)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
韩侂胄作为外戚帮助宁宗登上皇位后,他获得了宁宗的无比信任。他不仅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高官,还掌握了一日一朝的命令权和宰相的印信,这使得他能够完全独揽政治权力。然而,庆元党禁后,许多理学派的支持者被排除在南宋政坛之外,对于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韩侂胄的专权导致文官集团逐渐与政治中心疏离,而大量武选官却进入了政治核心。然而,这些武选官的整体素质较低,被视为次等官僚,他们的晋升空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进入高层行政权力中心。可惜的是,这些侂门官员却紧密接近最高权力,这为他们带来了悲剧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说,韩侂胄的专权对南宋的政治体制造成了结构性的影响,导致文官集团的边缘化和武选官的崛起,限制了理学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扰。
韩侂胄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淳熙六年(1179年),加谥号武穆。嘉泰四年(1204),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宋高宗加封他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开禧二年(1206年),宁宗、韩侂胄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缪音谬miù)。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崇岳贬秦,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韩侂胄专权时期,南宋朝廷对金朝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南宋积极筹备对金的讨伐,并准备发动战争。然而,由于战略上的失策,导致政敌史弥远上台后,南宋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尽管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使得金朝后继者不敢轻易对南宋发动战争。因此,在金章宗之后的四十年间,南宋与金朝之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为宋朝休养生息创造了较为安宁的环境。
罗大经: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周密: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柟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尝以意推之,盖高宗间关兵间,察知东南地势、财力与一时人物,未可与争中原,意欲休养生聚,而后为万全之举。……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人浸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谬,宜也。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
元·脱脱等《宋史》:①宋世内禅者四,宁宗之禅,……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甸。频岁兵败,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国体亏矣。②时侂胄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皆起废显用,当时固有困于久斥,损晚节以规荣进者矣。若陈自强则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而苏师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也,亦皆预闻国政,超取显仕。群小阿附,势焰熏灼。侂胄凡所欲为,宰执惕息不敢为异,自强至印空名敕札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预知也。言路厄塞,每月举论二三常事而已,谓之月课。③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寓内。
李贽:侂胄之得志,汝愚荐之也;道学之受祸,晦翁导之也。当时汝愚若以节度使授侂胄,则侂胄已矣。节度使不与,而与太师,可乎?夫当朝廷赏功之时,则宜以赏功为重,一毫已见不可用也。而曰我为宗臣,尔为外戚,可欤?我欲博宗臣不受赏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欤?纵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则此赏功者也,非所以论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恶于其间哉?夫赵为丞相,朱为讲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讲,首以侂胄为言,何哉?既约彭龟年共攻之矣,他日经筵复留身论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决去之而后已。吾恐天下之人,耳尽聋,目尽瞎,亦必以我为阿附丞相者矣。
刁包:韩侂胄定策之功可命也,而不可用也,赵汝愚知其为小人而用之,卒致反噬,以基宋室之乱。(《易酌·卷二》)
叶山:①宋襄以天之所弃而争霸,燕丹以命之垂亡而刺秦,姜维以孤危之蜀而伐魏,韩侂胄以单弱之宋而谋金,速祸而已矣。(《叶八曰易传·卷二》)②日既中而昃,昃尽必夕,所当听也,自邑告命延其残喘,则已矣。燕丹不知大命之近止,而遣荆卿;姜维不知炎汉之已替,而九伐魏;侂胄不知失则之在宋,而复金仇;曹髦不知血食之非魏,而战阙下,旋踵灭矣,奚为者哉?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叶八白易传卷八》)③小人之引其类者,昌其党也,驩兜之荐共工、杨畏之举蔡京是也;其引君子也,饵之而欲食其肉也,蔡京之于司马光、韩侂胄之于赵汝愚是也。(《叶八白易传·卷十五》)
蔡东藩:①汝愚固非能成此举(指绍熙内禅)也,创议赖徐谊,成议赖韩侂胄,事定以后,自当按功论赏,岂可因己不言功,遂谓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乎?侂胄所望,不过一节钺耳,苟请命宁宗,立除外任,则彼已餍望,应不致遽起邪心。小人未尝无才智,亦未必不可用,在驭之有道而已。②光、宁以前误于和,光、宁以后误于战,要之皆幸臣用事之故耳。韩侂胄之奸佞,不贼桧若。桧主和,侂胄主战,其立意不同,其为私也则同。桧欲劫制庸主,故主和,侂胄欲震动庸主,故主战。苏师旦笔吏进身,程松献妾求宠,以卑鄙龌龊之徒,欲令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能乎否乎?盖不待智者而已知其必败矣。
邓之诚: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其他执政,陪位画诺而已。当艰难缔造之会,非此不能有所施设。史乃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实则秦桧始终受金人操纵,卖国之罪难逭。韩、史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
白寿彝: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蔡美彪: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
函首安边
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在金人的要求下,将他的首级用匣子装盛起来,送往金国,以此为条件签订了《嘉定和议》。这就是所谓的“函首安边”。
但南宋朝廷内部对此议论不休,许多大臣都认为此举有失国体。王介提出抗议道:“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太学生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知”。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