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1-09 22:02
韩瓶是一种流行于南宋和元朝时期的瓷瓶，韩瓶外形瘦长，大多高19厘米，最凸处直径10厘米，瓶口径6.3厘米。是当时军队士兵用于取水的工具，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军用水壶，这些器具的发现对当时的文化、军民的生活习性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之所以通称为“韩瓶”，相传这种陶罐是南宋名将韩世忠攻打金兵时，军队里的士兵用的汲水器。
韩瓶，即南宋名将韩世忠部队所使用的行军壶，是一种难得的宋代瓷器。河南的扶沟、项城、鹿邑、淮阳、商水等县市均有民间遗存标准器物。小口，双唇，弧肩，直腹，下部斜收，小平底，饰旋纹，双系。有双系的瓶罐高34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5.5厘米；瓶体粗瓷厚胎，看上去比较豪放、沉稳。瓶外略施一层薄薄的橄榄色青釉。器型具有宋代修长之感。长瓶状器物有带双系者，叫“瓶罐”，无系者叫“瓶”，按瓷器分类，瓶，比罐高一个档次，其经济价值也有悬殊。北方民间在明、清时期，人们普遍用它储装腊月花瓣上的雪水，封口后埋入土中，等来年取用。腊月里采集的雪水长久不会坏，如沏茶、治热毒病非常适用，尤其对小孩更为灵验。人们又称它为“雪瓶”。
韩瓶在上海地区宋代墓葬及宋代堆积层中普遍有发现，长江中下游、黄河中游一带时有出土。上海出土韩瓶最多的地区为青浦区的青龙镇一高台地内，出土了大量这种四系、双系瓶，人称此地为“酒瓶山”、“韩瓶山”，当地传说是韩世忠以酒肉犒劳三军时丢弃的军用水壶，估计与韩世忠曾驻师青龙镇有关，后来也传入民间广泛使用，民间用其汲水、装水、盛酒。史载韩瓶在南宋时期是“储酒、水”的容器，主产地浙江及宜兴地区。由于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临安，金兵屡屡进犯，战争连绵不断，宜兴处于保卫杭州的重要防线，宋、金决战接二连三。岳飞与金兀术多次决战的“百合场”，岳飞追击金兀术，士兵用土填河筑起的“岳堤”，岳飞、韩世忠屯兵时烧制军用紫砂水壶的“韩瓶”古窑遗址等，金戈铁马，依稀可见。在西渚镇分布着多处古窑址，小的直径约30米，大的近百米。这些古窑址里遗存有大量的陶瓷碎片，有少量的四系坛、小缸、执壶、瓶等完整制品，其中最多的是四系、双系或无系瓶罐。从陶片堆积状况看，其延烧时间较长，产量巨大，是宋代宜兴日用陶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古窑群当时烧制大量“韩瓶”，均作为战备品直接提供给岳飞抗金之用。
关于韩瓶与韩世忠的关系，在镇江丹徒岳超墓葬被发掘之前，仅见于民间传说，即认为它是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军队行军打仗时携带的军用水壶，这种说法代代相传，且流传甚广。据《江阴县志》及《常昭合志》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金巫术南侵，刘光世、韩世忠驻军今江阴至常熟福山一线。至今，在张家港市庆安、马嘶桥、韩墩以及凤凰镇的部分地段，即当年的沿江一带的古河道及古井中，时有韩瓶出土，其分布与韩世忠驻军线路基本一致。上海市西郊嘉定区的封浜镇，史载南宋时韩世忠曾驻军于此，1977年也出土过一批韩瓶，从而映证了史上的记载。事实上，大凡韩世忠曾驻军之处，包括现江苏、上海、浙江的一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韩瓶这种特殊的器物出土，这不能说完全是一种巧合，但是，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上述所述尚不足以为据的话，那么，以下事实则具有无可置辩的说服力：2002年12月11日，江苏镇江市丹徒镇一建设工地发现一宋代石室墓，墓中出土了韩瓶一只、还有打仗用的石弹数枚及其他一些器物。墓志表明，此墓墓主为死后被追封为“清远军节度使”的南宋抗金将领岳超。墓志还记载了岳超曾跟随韩世忠抗击金兵、后因病去世，葬于润州丹徒的事迹。该墓中出土的器物，应是当年岳超打仗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它用无声的语言清楚无误地向世人解说了韩瓶与韩世忠的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使得民间流传甚广的韩瓶与韩世忠的故事得到了映证，说明了民间传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最起码，韩世忠及其部下确曾把韩瓶作为一种行军、作战装备运用于当时的部队之中，这一点当属不容置疑。
以上论述明晰了韩瓶与韩世忠的关系，那么，在韩瓶之前，是否有类似形制和功用的器物存在？换句话说，韩瓶是否从其他类似器物发展演变而来？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上一个世纪的民国初期。1915年夏，河北井陉县一所小学在整治操场掘开一个土埠时，发现一古屋遗址，在一堆破碎的瓷片之下见有十余个瓷瓶，瓶高为35—45厘米，形状细长，瓷釉烧得很粗拙，看上去竟像是绍兴酒坛，瓶肩上划刻着铭文“天威军官瓶”五字。查阅宋代相关地理资料，可知当时北宋河北郡的地理格局是府四、州九、军六等，当时河北郡西部有天威军等六军，而天威军属井陉县辖。当时属“军”的地名，可能与军队在那儿驻扎较多有关。因而当时学者据此推断“天威军官瓶”应是供驻扎天威军的军官们使用的专用的器物。宋代小口长瓶一般是供盛酒使用，被称为“经瓶”，因此，学者们认为，“天威军官瓶”应是天威军的军官们用来盛酒的一种酒器，类似的瓶子在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
其实，将“天威军官瓶”与韩瓶对比，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首先，从器型上看，二者高宽几乎相同，都是35—45厘米左右，腹径10—15厘米之间，瓶体粗糙修长，通体弦纹（亦称为瓦垄纹），施釉，有的无釉，且都是用于军队之中，稍有不同之处是“天威军官瓶”口小，而韩瓶口略大、有系，一个使用于北宋，一个使用于南宋，仅此而已。
于是笔者又联想到宋朝的另一种盛酒用具——经瓶，经瓶的造型特点是小口、束颈、丰肩、腹修长下收，与天威军官瓶造型相比，二者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个用于宫廷，做工精致，一个用于军队，属就地取材而成，做工粗糙。提到经瓶，还有一段往事，颇具玩味：北宋初期，当时的皇帝设立了一种讲经制度，定期请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熟悉四书五经的官员任讲官，设讲筵。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到冬至为讲经期，适单日为皇帝讲经。这种讲经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并派生出了讲筵用酒，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酒文化。讲经结束后，皇帝总要设宴，款待执行讲官及参与这一活动的众官员，以示君臣互学、团结友善，宴席上装酒的瓶子，就是这种“经瓶”。上海博物馆所藏两件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经瓶，一瓶腹部书写“清洁美酒”，另一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均表明了经瓶的贮酒功用。
至此，我们将这三种不同的器物者放在一起，从外形上进行一番比较，结合它们产生的年代，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推出韩瓶的一段发展演变历程。我们不妨大胆设想：韩瓶其实是由北宋军队里使用的“天威军官瓶”发展演变而来，而“天威军官瓶”又和当时的经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北宋末，金兵南下，抗金军队纷纷南撤，将他们以前在部队中常用的“天威军官瓶”携带到了南方，但由于战事频繁，经常长途奔波，“天威军官瓶”极易破损，于是，韩世忠下令根据原来“天威军官瓶”的形制，就地取材重新烧制，并结合南方天气炎热、士兵用水量大及作战行军便于携带的需要对器型进行了适当的改动，将口沿扩大，加装四系，除了保留“天威军官瓶”原有的盛酒功能外，同时用于汲水及盛放其他东西，这便是韩瓶的由来。其根源，可以往上一直追溯到北宋宫廷里用的经瓶。
韩世忠在任“浙西制置使”期间，奋力抗金，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随着这些故事的广泛传播，韩瓶的知名度也得以扩大。按照民间通行的说法，韩瓶只是韩世忠抗金部队的军用水壶，且为韩世忠军队专用，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此也持肯定态度。
一些间接的文献资料及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表明，韩瓶实际上是一种酒器，在用于韩世忠的部队的同时，在民间也在大量的使用。以“才美见喜于”苏东坡的宋宗室赵令畦，在其所著《侯鲭录》中有一段话颇具参考价值：“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这种“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的瓦壶，当是韩瓶无疑。在今浙江嘉兴，有一名为瓶山的小山，为嘉兴一景，至今该山还常有韩瓶出土，这种瓶的由来，据明嘉兴万历年间进士，集文学、收藏与鉴赏于一家的李日华所著《紫桃轩杂缀》载：“宋时吾郡立酒务于州治后，罂罍之属，陶以给用，所造破甓，隐起成岗陇，所为瓶山者也。”清嘉庆年间吴骞的《尖阳丛笔》也记载：“瓶山在嘉兴县治西，宋时设酒务于此。贮酒陶瓶，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土人因目之为瓶山，竹垞诗所谓‘一篑瓶山古木秋’者也。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馀，腹迳三四寸，上下直相等。而口微窄，色淡绿，外涂以釉，间有未遍者，制甚朴古。”这两份资料虽均未指明当时瓶山中的瓶为韩瓶，但从两份资料中所描述的瓶的形制、质地、尺寸、色泽以及至今该山还常有韩瓶出土的情况来看，他们当初描述的，当属韩瓶无疑，且二人的记载均清晰无误地指明了韩瓶是一种酒器，并在民间被大量使用，以至于“散积日久，穹然如小山”。 2000年浙江宁波月湖考古发掘，清理宋代明州“都酒务”作坊遗址时，即拌有数以万计的韩瓶出土 。实际上，依笔者之见，韩瓶最初在韩世忠的部队中，它和北宋天威军使用的“天威军官瓶”一样，是作为一种酒器使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宋史志》中得到一点间接证据，《宋史志．韩世忠条》载：“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嗜酒尚气”。韩世忠嗜酒，这是众所周知的，在现今张家港的庆安、鹿苑马嘶桥、塘桥韩墩等地均流传着大量的韩世忠用酒来鼓舞士气或庆贺胜利的的故事，看来民间传说还是有相当的事实根据的。北宋时军队中装酒，最初用的是天威军官瓶，南宋后，他们携带到南方的天威军官瓶演变成了韩瓶，韩世忠部队用它来装酒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从韩瓶的形制特点来看，其作为军用水壶之用也是必然的。
近年来韩瓶也经常在一些墓葬中被发现，2003年11月，南京博物馆在高淳发掘一座宋代古墓，墓室内即有铁牛、陶韩瓶等器物。在张家港市也有类似的情况，2004年3月31日，城北一建筑工地报告发现古墓一座，经张家港博物馆工作人员现场察看，为一宋代墓葬，墓葬内出土韩瓶一只，以及宋代斗笠碗及圣宋通宝钱币等，该韩瓶现被张家港博物馆收藏。类似的考古发现在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1971年发现的江苏金坛薛埠窑址，出土的器物有坛、罐、钵、盆等，尤以韩瓶为多，经学者考证，该窑为宋代烧制民间日常生活陶器的一民窑。这些都可以作为韩瓶同时在民间被普遍使用的辅证。
事实上，韩瓶不但在南宋时军队、民间并用，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此之后的元、明两朝的民间都仍在继续使用。2003年7月，天津宝坻在清理一元代墓葬时，即出土青釉韩瓶一件。同年，南京博物院在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明宝船厂遗址进行发掘时，现场出土100多件文物，其中就有韩瓶，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将韩瓶仅仅当作韩世忠部队军用水壶的说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我们将韩瓶的发展演变、使用年代、功用及韩瓶与韩世忠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理出了一条经瓶——天威军官瓶——韩瓶的发展演变线索，韩瓶和经瓶、天威军官瓶一样，实际上是一种酒器，韩世忠创造性地将其用于军队之中，作为一种多用途的部队行军装备。与此同时，在民间也被大量地作为酒器使用，其使用年代始于南宋，并延续至在以后的元、明两代，这可以从一些元、明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充分的映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