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01——1998.03，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副局长(其间:1997.03--1997.05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8.03——2003.03，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委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2003.03——2008.0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书记(其间:2004.11--2005.01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A班学习)

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第三、四、五届理事。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兼职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桥牌协会主席，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项怀诚多年任职财税系统，长时间的工作经历使他对我国财税制度的积弊了如指掌。当税制改革的重担落到他的肩头时，他义无反顾地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

200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是分税制实行10周年纪念。和分税制相联系的工商税制改革，也是从1994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这两项改革应当说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两项。这段历史是很可以大书特书的。

1993年3月底，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标志着困扰理论界很久的关于姓社姓资讨论的正式结束。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朱镕基正式全面接掌经济工作，掀起了中国大地风云激荡的经济改革大潮。这一年，我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成功地扼制了通货膨胀的势头。但此时的中央财政却十分窘迫，有人干脆将其称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这么说并非耸人听闻，回过头看，1993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只有约一千亿元。没有经济做基础，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权威，贫困的中央财政是十分危险的，我国财政收入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那就是——进行工商税制的改革并实行分税制。

在此之前，作为财税改革小组的重要成员，项怀诚全程参与了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设计。1994年7月，项怀诚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并于1995年1月升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出现在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的第一线。这时，工商税制的改革成果已初现端倪，其内容主要包括取消产品税、合并国内企业所得税、立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以消费税补充增值税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产品税和实行增值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中国工商税制的面貌，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从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的减免税行为。

1993年，财税改革工作小组在朱镕基的领导下展开了工作。改革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情况非常复杂。虽然如项怀诚所说，“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一点不同看法，彼此之间有一点戒心，在所难免”,但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副总理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给地方做工作，有时地方的领导仍然存有疑虑，中央就点名“让项怀诚去解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动，在朱镕基副总理的率领下，从1993年9月开始，改革小组用三个月的时间跑了13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账。项怀诚凭着娴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终于说服地方党政领导接受了中央的方案。

但这还远不能成为结局，因为紧接着就出现了1993年下半年的“上基数”现象。当时，国务院确定的新分税制原则是在保证各省1993年既得地方税收收入（即以各省1993年的地方税收收入为基数进行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增量部分的分配比例以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本来1993年上半年有3个月全国的财政收入是负增长，当以1993年为基数这个税改政策宣布以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的财政收入居然出现了超速增长，增长率达到24.8%，其中最高的一个月增长率达到57%。有的地方,一些企业已经没有了，居然也交了税。结果1993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00多亿，而前几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额不过是180亿。

1993年和1994年之所以让项怀诚难以忘怀，理由恐怕还在于分税制改革的艰难，以至于2002年项怀诚在北大演讲时，讲到2001年准备实现个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时的“上基数”情形时，还“忍不住在演讲现场厉声说：‘当时我已经决定，我要召开专门的会议，要和地方干部协调，增长700%是不是太糊涂了？已经不像话了，太过分了嘛！’”

虽然“上基数”是“人之常情”，但1994年以后是否能消化这个基数很快就成为项怀诚最担心的事情。1994年2月8号，大年三十，全国1月份的财政收入报表报到了财政部，数据显示1月份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2%（1994年每个月的收入都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显现出来的大幅度突破，证明了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措施是得力的，有效地遏制了地方的瞒报和截留，更好地协调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这时候，大家终于松了口气。项怀诚跟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建议，“今年(2004年)的会就不要开了吧？”。建议被采纳了，财政部每年大年初二召开党组会议的传统第一次被打破，财政部的官员们也第一次在家过了一个完整的春节。如今，分税制已经实行了整整10年，这是我国建国以来所实行的最稳定的一个财税体制。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投入运行之后也比较顺利，最近几年它所表现的优势更加明显，中央财政以平均每年17%～18%的高速稳步增长，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在关于分税制的一次演讲中，项怀诚讲道：“一个体制的改革，一个制度的建立，刚刚建好就说它伟大得不得了，说它成功得不得了，影响大得不得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10年的实践，应当说这项改革是成功的。”在谈到改革功过时，朱镕基曾肯定地说“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出色的政绩使项怀诚赢得了中央领导的欣赏和人民的信赖，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朱镕基总理提名并获人大高票通过，项怀诚出任财政部部长。

刚刚“如履薄冰”地站到财长任上的项怀诚，所面对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极为险恶。那是一向乐天派的他一生中惟一要靠药物来维持睡眠的一段时间。1998年，金融风暴对整个亚洲的影响仍在继续，在它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明显放缓，我国国内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物价水平继续走低，职工下岗人数有所增加，内需严重不足。1998年我国的出口增长为0.6%，几近为零，而1997年的这一数值为21%。当时的经济形势一如项怀诚所说，“就好像开汽车，脚在油门上使劲踩，就是上不去。”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在此国内经济举步维艰之时，我国又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华南、华中大水灾。为了巩固这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确定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由适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此时的财政部长，无疑处于波峰浪谷的最前沿，但历史既然选择了他，他只能义无反顾，迎难而上。

1998年6月16日，项怀诚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提出我国应当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项怀诚调回财政部的前一年，即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是580亿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比上一年减少100多亿。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从此，项怀诚的名字就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利弊纷争联系在了一起。理论界围绕是否应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多次激烈争论，问题主要针对“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是否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以及“国债风险”等方面提出。作为这个政策的执行者，项怀诚在财长任上的每一年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做说服工作。虽然他一再解释这些国债都是用于建设性的开支，没有一分钱用于运转性的、经常性的开支，而且所投资的领域也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他得到的评价依然是毁誉参半。

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但它也迅速带领中国走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增速大幅扩张。有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朱镕基总理曾评价“这届财政是最辉煌的一届”。项怀诚在财长任上这五年，我国的财政收入逐年上升，由项怀诚出任部长时的九千多亿达到了他离任时的两万多亿。

项怀诚有两个特点人所共知，一是好学，一是会说。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或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有空，项怀诚都是手不释卷。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很注意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尽管项怀诚有着惊人的好记性，但他却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的笔记本在财政部相当有名，从参加工作那天起，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数字和情况，甚至一个商标、一张照片都被他收进了自己的笔记本。一旦需要，则能信手拈来。几十年来他到底记过多少本笔记，自己已经无法计算。“文革”时，造反派要调查某位同志的所谓“问题”，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竟然想到要从项怀诚的记录中寻找什么蛛丝马迹，他的笔记本已经具有档案的作用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为防“惹是生非”，项怀诚不得不忍痛割爱，一下子烧掉了60多本笔记。在他办公室的书橱中，笔者见到了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的大小不等的二十几本笔记，而在他的旧办公室中，这样的笔记本有十几箱。

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项怀诚能成为财经专家，全赖于他这种好学的精神。他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它不玄，很多都要从实践中学习。”读书之外，项怀诚不放过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学习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人思想非常活跃。项怀诚经常在下班后与他们聚会、聊天。海阔天空的漫谈使他感到思路大开，大受裨益。他还喜欢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研讨会，他觉得“只要有心学习，参加研讨会比上大学收获还大”。就是这样日积月累，项怀诚逐渐形成了自己雄厚的理论功底，如今他已经是财政部财政科学所的博士生导师。

不断的思考和探索使项怀诚总是能够站在理论的前沿，走在改革的前列。他原先任职的财政部综合司担负着研究宏观经济、财税改革及管理预算外资金等重大任务，号称部长们的“参谋部”。还在综合司当副司长时，项怀诚就总是以他超前的目光，紧密跟踪改革动态，及时向司里、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常常，部长们刚从国务院领回任务，准备找综合司研究，综合司已交出了一份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研究报告。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项怀诚备受鼓舞，他感到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终于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便召集了几个年轻人，口述自己的观点，由他们记录并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被理论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并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出版了。多年来，项怀诚经常在《人民日报》、《求是》及《财贸经济》等报刊上开专栏、发表文章，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做过有价值的探讨。如《从历史盛世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02.5.11）、《十羊九牧的思考》（《人民日报》2001.4.26）、《新时期财政改革与发展》（《求是》2001.5）、《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日报》2002.12.23）、《只留清气满乾坤》（《人民日报》1999.9.2）等。他所著《财政管理学》一书还得过国家图书奖，这在高层领导中并不多见。

广博的知识还成就了项怀诚出名的好口才。2002年11月，项怀诚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并发表演讲。11月22日，香港《文汇报》用《世界级财长发挥项氏幽默》来命名它的一篇报道，并引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的话：“中国有世界级的总理，也有世界级的财长”。11月29日香港《大公报》一篇名为《项“财爷”讲演无闷场》的文章这样形容他的讲话，“完全不用看讲稿，谈笑风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从头到尾笑声不断”……有一次，记者请他对李登辉的一句话——“第三次金融风暴将由人民币贬值引发”发表评论，他马上答道：“李登辉先生的话不值得我评论，因为他经常说错话。”顿时满堂喝彩，掌声如潮，在座无不为他的机智幽默所折服。

项怀诚1963年进入财政部，从科员、副科长、副处长、副司长、副部长一路走来，直到1998年担任财政部部长，用财政部官员的话来讲，项怀诚“是历任财政部长中惟一一个在财政部历练多年，财政部培养出来的，有魄力、实践经验丰富、擅长解决疑难杂症的财政专家。”

人们称项怀诚“平民高官”，这位平民子弟对生活的要求也真的不高。在办公室见到的他，一改电视上西装革履的形象，普通的蓝衬衫，更普通的深蓝色夹克，形象一点儿都不光鲜。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当了副部长的他家中还没有电话，并且还和别人合用着厨房和卫生间。有一次，姚依林副总理的秘书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查不到他的电话号码，打到值班室才知道他家里根本没有电话，这之后才在宿舍传达室紧急装上。他要求下属要四勤：手勤、腿勤、脑勤、嘴勤，他自己也是如此做的。八点半才上班，他七点半就准时来到办公室，打扫房间、打开水、读书、学习。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如今年过花甲，几十年如一日。

2003年5月9日，项怀诚履新社保基金会理事长。这一职位和他一直以来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工作具有联贯性。

截至2002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规模达到了1240亿元，而在未来十年内，这项积累将至少达到30000亿元以上。令人遗憾的是，社保基金的收益却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据公开的资料显示，社保基金2001年的收益率只有2.25%，2002年为2.75%，仅与三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相当。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以及潜在兑付高峰的威胁，社保基金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升值压力。

这次，项怀诚又面临着与1993、1998年相类似的艰巨而复杂的局面。今年4月9日，项怀诚终于有话要说。对于社保基金这份“老百姓的养命钱”，项怀诚一再强调要选择最谨慎的方法让它保值增值，但他又宣布，2004年社保基金将增加股票投资的比例，从2003年的5.1%提高到15%,并且理事会还将择机投资海外市场。看来，65岁的项怀诚绝不是来社保基金会养老的，对他来讲，这个岗位仍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项怀诚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