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7日，苏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并受次子、中共地下党员顾笃璜的影响，他全身心投入新社会的建设，专注于文物调查与征集、古建筑保护、园林整修和苏州工艺美术品的抢救。1959年，他参与苏州博物馆的筹备工作。

藏品是博物馆的立足之本，顾公硕与王言、谢孝思等人多方奔走，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广泛征集文物，并带头捐出珍藏。他所捐的124件珍贵文物中，有元代王蒙的《竹石图》和明吴四大家祝枝山、唐寅、文征明、仇英及董其昌等名家的传世珍品，其中文征明的《五月江深图》表现了江流潆洄、奇峰林立、云树茂密的山水风景，祝枝山手稿本《正德兴宁志》（两册）系蝴蝶装，小行楷书，极具钟（繇）王（羲之）笔意，价值非凡。而他捐献的沈寿生肖屏四条不仅针法缜密，而且色泽鲜艳，生动活泼，跃然凌空于绢素状，因其绣品多为南通张謇所藏，尤显珍贵。其兄顾公雄的家属也将赵孟頫《秋兴赋》、魏了翁《文问贴》、陆游《溪山图》、虞集《楷书刘垓神道碑铭卷》等393件书画、明刻善本等捐给上海博物馆。

顾笃璜十分赞赏父亲“藏于私不如藏于公”的观点，说父辈们完全没有着眼于藏品的经济价值，使私家藏品面向人民大众，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发挥了作用，他们的目光和心胸比起先人更为开阔。

1960年，顾公硕出任苏州博物馆副馆长，他策划组织了“苏州工艺美术陈列”“灯彩展览”“扇子展览”“古今工艺美术展览”等一系列具有苏州地方特色的展览，集中展示了苏州的工艺美术作品，受到市民和行家的好评。

1954年，顾公硕负责筹建文联刺绣小组，在无经费、房屋的初创阶段，他就在朱家园家中投入生产，全家义务帮忙，夫人张娴亲手绣制大幅画卷《百鸟朝凤》和《斯大林像》《毛主席像》等作品，顾笃璜参与绘制纹样，设计“垫高绣”。同时,他引进刺绣行业声望颇高的金静芬、朱凤、任嘒娴、周巽先等人才，或负责教育或负责生产。顾笃璜说父亲当时最得意的莫过于把名画家沈子丞请到苏州，一批画家的加入，如虎添翼，使苏绣逐渐从生活品变为观赏品，更具艺术价值，苏绣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朱凤、任嘒娴均毕业于吕凤子创办的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刺绣科，师从杨守玉，绣艺高超，名气也大。朱凤性格直爽，任嘒娴比较内向，坊间流传两人因个性不同略有不和，都表示如果对方加入刺绣小组，自己就不参加。虽然她们都到刺绣小组，但为避免摩擦，顾公硕让任嘒娴在前厂带一些人负责乱针绣，让朱凤带一些人在后厂做平针绣，如此安排，两人“各尽所长而又互不矛盾”。

朱凤的散套针开始推广，任嘒娴、周巽先则将乱针绣发挥到极致，她们带领绣娘们完成了一批又一批绣品，任嘒娴的《列宁在讲台上》《列宁在拉兹里夫村》受到好评，而朱凤的第一幅散套绣《牡丹》由顾公硕推荐到故宫博物院展出。

偶尔也会出现小插曲，有一次，朱凤与顾公硕争了几句，一气之下不干了。顾公硕无奈与张娴商量办法，决定由她出面与朱凤沟通。张娴出生于无锡张尚书家，就读女子职业学校时跟随名家学习刺绣，是位刺绣高手，她和朱凤都是直性子，又佩服对方手艺，关系素来不错。果然当晚张娴就上门找朱凤谈心，第二天她就高高兴兴地来上班了。

顾公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标准的“文青”，喜欢舞文弄墨，先后用过依仁、老奂、七阳、浅草等笔名，发表文章和摄影作品，身边聚集着一群同道者。一本薄薄的《浪华旅行团十周年纪念册》重现了80多年前的往事。1928年春天，过云楼学馆的学生顾公硕、汪葆楫一行10人兴致勃勃游览天平山，陶醉于山水之乐的同学们讨论要成立专门的旅行组织。当论及名字时，才思敏捷的顾公硕脱口而出“浪华”，以“怡情养性益智健身”为宗旨的浪华旅行团正式宣告成立。

顾公硕素有“小娇寡”（苏州话，体弱娇气之意）的雅号，但他偏爱旅行，平时交游甚广，喜欢与三五知己远足欣赏自然风光，寻访人文遗迹，旅行团之所以能存在10余年，全赖“公硕之淬励经营，及诸同好之热诚维护”。

顾笃璜回忆道：“浪华旅行团是由我家所办，前后活动有10多年。现在许多真实记录上世纪城乡社会景象的摄影作品，如《人民解放军进军苏州途中》《藏书农民运石上山》等都是父亲的代表作。”确实，在这个旅行团里产生了一批苏州早期的摄影爱好者，而他们的作品也相继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飞鹰》杂志上。

顾公硕因为爱好摄影而学习日文、德文，当时德国、日本产的照相机比较高档，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摄影方面的文章，但这一爱好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活动繁忙而无暇顾及。

1950年，顾公硕被聘为苏州市文管会专职委员，又担任过各种公职，但没有正式工资。1963年的一份档案揭示，工作10余年的他每月只领取一般文管会委员的生活津贴50元，鉴于他的职务、能力与贡献，上级部门决定将其工资级别定为行政17级，以“利于调动他的积极性”。这固然是组织上的一番好意，但对他来说钱财是身外之物，他无偿献给国家的过云楼旧藏、怡园都非寻常之物。

2012年正月初二，位于沈德潜故居的昆曲传习所比往常安静许多，笔者再次倾听顾笃璜先生回忆往事，“热心公益，淡泊名利”是父亲留给他最深的印象，与他有交往的人则多赞赏顾公硕谦和宽厚的个性和对刺绣、桃花坞木刻年画等苏州工艺美术的贡献。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2005年，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179部(近500册1293本)以2300万元的价格创造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7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今年6月4日，经过八轮竞拍，这批国宝级藏书最终以1.88亿价格花落江苏凤凰集团。这批过云楼藏书包括珍贵的宋版书2部：宋版《锦绣万花谷》前、后集，宋杜大桂编纂《皇朝名臣续编碑传婉琰集》；元刻书3部：元胡一桂撰《周易启蒙传三篇外传一篇》，元黄瑞节附录《易学启蒙朱子成书》，元太监王公编《针灸资生经》七卷。此外，这批藏书中还有清代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等名流大家的批校手迹。

地处苏州的过云楼始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经数代相传，收藏了大量古籍书画，成为一座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楼。当时就流传着“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说法。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一个奇迹。其实这批藏书还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他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另外的四分之一，则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先生征集，才使世人得见全部过云楼藏书。

“顾鹤逸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古籍，苏州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建造的。”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早期顾家收藏书画和古籍，但是对待书画和古籍的态度不一样。顾氏家族示有家训：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评阅，而家藏善本古籍不可轻易示人。故此过云楼藏书终年置于秘室，隐而不宣，亦不许人登楼一观。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顾鹤逸好友傅增湘先生造访过云楼，观赏其收藏，才对过云楼的藏书有所了解。其中不乏宋元名椠，明清稿本。应傅增湘再三要求，顾鹤逸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阅书后凭记忆默写书名，后发表《顾鹤逸藏书目》，过云楼藏书始方为人所知。

“我们最早了解苏州顾氏家族，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说，直到民国时期，著名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在北大刊物上发表顾家藏书目录，顾家的藏书才得以昭告天下。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鹤逸自己编辑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 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州档案馆沈慧瑛说。

过云楼藏书，始于清末官员顾文彬，他支持儿子顾承建造了过云楼。“乱世之际，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父子趁机收购了大量珍贵字画，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据说，顾文彬每到一处赴任官职，都会拜访当地收藏大家，四处寻觅各种藏品。顾文彬和顾承父子一个主外收购，一个主内打理。

“据说有十四忌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上， 以警示子孙后代。”苏州大学图书馆罗凤莉说。顾文彬写的收藏书画十四忌是：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十四忌。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修养并具的优秀子孙。

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三个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字鹤逸)。顾麟士此时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后流散的危险。

“过云楼在顾鹤逸的手上不仅成为收藏书画上千幅的藏画楼， 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罗凤莉说，“《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即使不考虑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 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 这样一部宋本书， 也是无以估量。”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家产，其中当属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眼看抗日战争就要爆发，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藏匿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一人多高，十多平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说。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家已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未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已进水，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顾家至今还流传着一个只要书画不要儿子的故事。”沈慧瑛说，1938 年逃往上海途中， 仅有的一辆车装满了书画古籍， 无法坐人了， 无奈之下顾公雄决定把笃璋、笃球两个儿子留在常熟汽车站一家小店的阁楼上， 先将文物运往上海。上海的亲戚见了面就问：“孩子呢？”他才急起来：“喔唷， 还在汽车站！ ”从此顾家亲友常笑话他只要书画， 连儿子都不要了！

顾家四支，顾公雄解放后就将所藏书画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顾公柔早逝，其一份书画由子女顾笃琨、顾丽苓、顾莹继承，文革来临之前便被抄家抄走，现在苏州博物馆里。顾公可一支不知去向。

顾公硕之子顾笃璜回忆说，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时，顾公硕被任命为副馆长，他将珍藏的元王蒙、明文征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传世珍品和清代刺绣等文物124件无偿捐给苏州博物馆。文革刚开始时，“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沈慧瑛回忆道。不料，造反派同时到达，先将顾公硕及夫人张娴拉到大门外当街批斗，家里的珍藏被全部运走。顾公硕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留下遗书：“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文革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但仍有不少缺失。

“抗战全面爆发时， 我才虚10岁， 家里的书画看得不多， 因为大人们怕多翻看对书画、善本古籍有影响， 而且孩子年幼还不能理解，所以平时很少给孩子们看。但是对那些真心热爱书画并有研究的人，家人会主动拿出珍品给他们欣赏， 鼓励他们临摹学习。”顾公硕之子顾笃璜回忆。顾公硕先生一支的藏品留给了顾笃璜，如今老人醉心昆曲研究，被称为“江南最后一位名士”，不再藏书。

“顾家所藏的画大都捐给了上海博物馆，”沈燮元说。过云楼的藏画大多留给顾公雄一支，解放后顾公雄将600多件藏品捐给上海博物馆。而在苏州博物馆中，除了顾公硕的捐赠，顾公柔一支的藏品也大多收藏于此。顾家大量的藏品则在抗战中被日本兵抢走或毁坏。

“顾公硕的一些古籍珍本原被抄去，文革后发还，顾老一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书。上个世纪90 年代初， 南京图书馆专程赴苏州顾家， 要求购买这些‘幸存者’。顾家认为私人保护条件毕竟有限，这些藏品应该有个好去处， 答应出让，交换条件是在南图辟过云楼藏书室， 遗憾的是顾氏家族有人不赞成， 所以未能全部入藏。入藏书籍共500 余部3000 余册， 其中宋元刻本极多。”沈慧瑛回忆。

“嘉德的拓晓堂先生历经十多年的努力，才说服顾氏后人把这批藏书抛出，”孟宪钧说，因为当事人不愿提及，其中的曲折已经无从得知了。从后来的成交结果看，这批藏书得到了应有的保护，他们没有被分散拍卖，而是一锤定音，2005年被整体拍卖。这批古籍在拍卖前，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目，只在业内引起了轰动。当时嘉德方面为拍下这批书做了两手准备。从嘉德的拍卖图录看，嘉德方面把这批古籍中每套书都做了估价，其中一套《锦绣万花谷》的估价就为1100万元，整体起拍价是2100万元。拍卖当天，按照要求，拍卖师先报出整体拍卖起拍价2100万元，委托席上的嘉德工作人员就应声举牌，最终加上佣金，以2300万元的高价整体成交。这个神秘的买家究竟是谁？大家都不知道。一时间，过云楼藏书拍得2300万元的高价的消息传播开来，大家对这批过云楼藏书才开始关注。7年之后，北京匡时竟又从那位神秘的买家手中征集到了这套藏书，江苏凤凰集团以1.88亿元的价格成功购得，这给过云楼藏书又增添了传奇色彩。今天，“过云楼藏书”终于荣归故里，据悉，南京图书馆馆藏四分之三将与凤凰集团成功竞拍收购的四分之一举办合璧展，这将是中国文化传承历史上的一个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