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荆轲[戏剧]

项羽[戏剧]

苏武[戏剧]

岳飞[戏剧]

西施[戏剧]

白娘娘[戏剧]

古城烽火[戏剧]

孤鸿[戏剧]

国手[戏剧]

国荡[戏剧]

第三卷

蕉舍吟草[诗词]

海滨集[译词]

海外集[诗词]

樵歌集[诗词]

松风集[诗词]

莲歌集[诗词]

第四卷

冈陵集[诗词]

梁溪集[诗词]

惠泉集[诗词]

锡山集[诗词]

太湖集[诗词]

唐宋诗词歌普二十五调[汉译英]

第五卷

和清真词及其他[诗词]

潮音集[诗词]

长春集[诗词]

和淮海词及其他[诗词]

第六卷

和渊明诗及其他[诗词]

和梦窗词及其他[诗词]

齐眉集[诗词]

蕉舍诗词[诗词]

第七卷

明乐普谱五十调[音乐]

樵歌[音乐]

唐宋歌谱二十五调[音乐]

宋词歌谱四十五调[音乐]

第八卷

中国经济的改造[论著]

中国的文艺复兴[论著]

一樵文存[论著]

第九卷

禅宗师承记[佛学]

日本禅师承记[论著]

第十卷

禅史（英文）[论著]

第十一卷

百龄自述[自述]

一个家庭 两个世界[自述]

一樵自订年谱[自述]

第十二卷

顾毓琇科学论文集（一）[科学论文]

第十三卷

顾毓琇科学论文集（二）[科学论文]

第十四卷

顾毓 琇科学论文集（三）[科学论文]

第十五卷

顾毓琇科学论文集（四）[科学论文]

第十六卷

电工原理[译著]

存目

前言

过去的二十世纪，乃是中国人民一首悲壮的史诗。从世纪初列强给中国制造的灾难性国耻，到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东方民族经历了传奇性的命运。百年之间，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以铁肩担道义，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艺诸多领域创造了足以彪炳史册的业绩，显示了中华民族千古不灭的伟大生命力。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承传古代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 不朽”的生命意志，为中国科学、民主、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先驱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史上永志难忘道、学、政，向来被看作传统中国“士”所追求的目标。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荀子曾把“儒者”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具体化为“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这个传统，到了现代，虽然具体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的精神却没有改变，只是“问道”变成了探求真理，而“治学”则不徒为了修养心性、博取功名，更为了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建设民主的政治制度，振兴民族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之间，在精神上是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

顾毓绣(顾一樵)先生正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士”的传统，又因为广泛吸纳了现代科学和人文精神而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在为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长春集》自序中，先生自称“《潮音集》由儒入释， 《长春集》复归于儒”。可见，沉潜中国学术而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是先生的主要精神。儒者所追求的“大道”正是世纪老人仍念兹在兹的“天下为

公”。这也是先生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

道既立，乃为之学。先生之学，可谓中西兼顾、文理皆精，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能够左手娴熟于人文，右手精通于数理的旷世通才。先生十三岁即考入清华，很快成为清华文学社的发

起人之一，未及弱冠， 已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和译作，后来加入影响深远的“文学研究会”， 与郑振铎、许地山、冰心、闻一多等人一起，亲身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的小说《芝兰与茉莉》(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以其感情的真挚、含蓄、缠绵，抒写了新一代中国人的觉醒和困惑，令人荡气回肠。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者之一，十九岁开始翻译契诃夫等人的戏剧作品，二十岁自己编剧，编写剧本如《荆轲》、 《岳飞》、《古城烽火》、《项羽》、 《苏武》等，汇入了抗日救国的浪潮。先生还是一位以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诗人， 中年以后开始创作的诗词歌赋，结为三十四集，几近八千首。先生诗风追求“重、大、美”，融会各家所长，推陈出新， 自成体系。一九七六年六月，获得国际桂冠诗人荣誉。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艺修养的学人，先生还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他解开了中国古乐谱的诸多谜团，并曾将姜白石的自度曲翻译成五线谱，在国际上公演。他是第一个翻译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中国人，也是首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原教育部音乐委员会通过他的建议， 以三四八频率作为黄钟标准音。

先生作为现代“儒者”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理想，除了融化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天赋中，还见诸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早年，先生便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算学、格致之学等实学情有独钟。进入清华之后，先生积极参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并多次南下，到广东、安徽等灾区参加赈灾活动，从这些社会实践当中真切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他曾多次南下四川、广西等地作科学考察。四十年代抗战期间，他参与研制防毒面具，支援前线抗日?同时，他也深入观察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写过不少文章。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拜方当时的湖北省主度时，他预见土地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战后，先生在《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九四八年五月初版)中提出了具体的土地改革的方案，虽因当时国家困境而无法实行，但其后在台湾地区得到实施，是战后台湾实现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先生在战后还十分重要视文化的建设，写于一九四七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正是在战后“复员”声中讨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著。书中明确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一个运动”。先生认为，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三大要素：政治革命、社会改造文艺复兴，这三个运动缺一不可。文章通过比较欧洲和印度的民族复兴运动的同异，分析了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特点和历史任务。“纵”的方面，他从天文、水利、音乐．度量衡等诸方面论证中华民族祖先的创造的活力，表现了他所拥有的丰富的中国科学史、艺术史的知识，是很好的有关“现代性”之“多元”化的早期的论述；从横的方面，他论述“文化交流”对于更新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也体现了充分的开放胸襟。其治国平天下之责任感溢干言表：“中国不复兴，世界决不得和平。中国复兴了，世界也许可以和平。中国的责任太大了!要改造世界，必须有全世界的宗教改革。要挽救人类，必须有全人类的文艺复兴。救中国便是救世界，救中国必须有中国的文艺复兴：” (一九四六年孔子圣诞时在纽约参加中美协进会主持的庆祝会上的讲话)先生晚年研究禅宗，撰有《禅宗师承记》 (一九七六)、《日本禅僧师承记》(一九七七)以及英文著作《禅史》(一九七九)，应是他提出的“请教全世界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和宗教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做我们的老师，来创造世界的和平和幸福”的具体实践之一。

该书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