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朝天宝年间，就有人在灵泉上建起一座颜文姜祠，统称“孝妇庙”。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更进一步为她续起家谱，说她是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代。从此，颜文姜沾了圣裔的光，被朝廷封为“顺德夫人”，颜文姜祠也被赐额曰“灵泉庙”。

纵览古今中外，一个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总也离不开水源。灵泉庙一带涌出的水流，吸引先民们在附近居住下来，逐步形成了早期的城镇，并且一步步发展壮大。然而，并不是所有水源充足的地方都能发展成为一座城市。颜神镇的发展壮大有着更加具体、更加特殊的原因。颜神镇四面环山，自古地寡土瘠民贫。史料记载，清雍正十二年设立博山县时，上、中、下、下下四等地共有7.5万余亩，其中上、中两等地只占17.7%，农业收成满足不了民众的口粮，很大一部分需要邻县的供给。最早的时候地广人稀，随着人口的繁衍，吃饭就越来越成问题。生活在农业社会却填不饱肚子，颜神人便把目光转向了农业以外的领域，以寻求维持生活的途径。于是，颜神人透过瘠薄的土地，发现了地表下的宝藏。那沉睡于地下的煤、铁、铅、红土、陶土、黏土、铝矾土、焦宝石品种繁多，蕴藏丰富，正可做为农产品不足的重要补充。因为这里离益都县治180里，地域偏僻，是封建统治阶级鞭长莫及的薄弱环节，才使得久禁开采的矿藏以民营、私营的形式发展起来。

颜神镇境内的西河、黑山、万山、山头、福山、八陡、石炭坞等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埋藏很浅。几户人家联手，用一架辘轳，数条绳索，三五把镐，三五盏灯，再有家家户户都有的条筐，就可以凿出两三米口径、多米深的煤井，形成源源不断的产、供、销一条龙。人口多的，甚至一户人家就可以挖出煤来。颜神镇的煤炭不仅换来生活所必须的粮食、布匹，而且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燃料的便利。到清朝前期，颜神镇的煤炭开采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雏形。出卖劳力借以为生的贫苦采煤工人，成为付出开矿资金的原始资本家“攻主”的剥削对象。他们的辛劳，为资本家换来了丰厚的利润。

陶瓷工业在颜神镇被称为“窑业”。博山大街、五龙、山头、北岭、窑广、福山、石炭坞等地，是重要陶瓷产地。窑业的发展与煤炭发展最为密切，靠近煤层的黏土是形成陶瓷坯胎的主要原料，煤炭又是陶瓷烧成工序的便捷燃料，二者形成了相互促进、水乳相融的关系。20世纪发现的大街古窑遗址以及北岭窑神庙残碑，证明至少在宋代，颜神人已经开始烧制陶瓷，并且已用煤炭烧窑。煤炭用于烧制陶瓷，这无疑是淄博古陶瓷业一次质的飞跃，它促进了瓷质、色泽上的大幅度提高和烧制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由于颜神陶瓷具备价格低廉、质地坚硬、品种齐全等优点，不仅占据了山东地区的农村市场，而且远销黄河流域其他省份和关外，为后来淄博成为中国著名陶瓷产区奠定了基础。

在陶瓷企业最集中的山头地区，曾经世代相传舜王造福人民、合土烧制陶器被奉为窑神的事迹。虽此说无从考证，但早年村北大窑神庙附近的一座小窑神庙内，窑神塑像身后墙壁上绘有一幅“舜王耕田”壁画，却是历代山头人耳熟能详的事实。清代山头窑业发展迅速，窑神崇拜也更加兴盛。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山头各窑主筹集巨资，在小窑神庙旁新建了占地余亩的大窑神庙。庙坐北朝南，两侧石鼓横放，鼓面相对；窑神大殿肃穆庄严，陶制影壁更是独具匠心：高米，宽米，方石底座，琉璃瓦盖顶。影壁前后两面均用浮雕陶砖砌成，釉面黄褐，技艺好。前面雕有三鹤二鹿，叫做“鹿鹤同春”。影壁后面雕有一只麒麟模样的怪兽仰首望月，叫做“贪狼望月”，以贪狼脚踏八宝仍不满足，还妄想得到月亮的传说，劝喻世人不要贪得无厌。这是淄博历史上最早的陶瓷壁画。窑神庙东西三套院间，主体工程窑神大殿殿顶斗拱飞檐，大脊雕刻生动，前檐下方石柱上有一副遒劲有力的对联：

范金合土，陶铸五行补造化；

食德饮和，俎豆千载拜冕旒。

大殿三间相通，除正门外东西另有边门。殿内神台正中是头戴冕旒的窑神，火神、风神、山神、土地分列两侧。东墙上绘《窑王出巡》，西墙上绘《窑王进京》，后壁是条屏式山水、人物壁画四幅。炉神庙中院为三面屋、一面墙；后院狭窄，有三间大厅房，叫做“观厅”。打开观厅后壁上的高扇木窗，正对石戏台。石戏台为高台尖顶亭式建筑，底座以方石砌成，台高1.5米左右，台前场地宽阔，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依附炉神庙兴起的庙会，日期是每年的五月端午、八月十五，届时四村八庄民众纷至沓来，庙内香火旺盛，窑主赠匾颂神，石戏台连唱大戏，十分热闹。到光绪年间，山头人范成祥、后峪人刘在英等一批能工巧匠，应邀对窑神庙内外修饰一新。民国初年窑神庙中、后院办过私塾学堂。解放初期，山头窑业工会在这里办过识字班。20世纪50年代末，窑神庙还作过博山陶瓷厂保健站住所，70年代在厂区改造中全部拆除。

琉璃是颜神镇除煤炭、陶瓷外的第三大产业，产品叫做料货，从事烧制琉璃业的人被称为炉匠。大约从元末明初起，琉璃业开始兴起。琉璃的主要原料是马牙石、紫石，颜神镇境内有岱庄蟠龙山、岳家庄东南山、东石马南山和岳阳山、黑山多处生产，并且原料色泽丰富，为制作五彩缤纷的料器创造了条件。琉璃属于装饰品的范畴，社会需求量明显少于陶瓷。生产作坊大多在西冶街一带，产品有珠子、珠帘、屏风、棋子、枕顶、灯壶、灯盖、灯罩烟嘴、鼻烟壶及各类玩具、零星器物，品种繁多，琳琅满目。颜神镇由此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琉璃产地。年代初期，在博山大街兴建百货楼的工地上发现一处古琉璃作坊遗址，在400平方米的地槽中，有大型炉址一座，小型炉址21座，炉与炉之间的距离近的只有一米。这样数量众多、排列密集的炉群，即使在近代的琉璃作坊中也不多见。专家依据现场地层和出土的元带瓷器窖藏、明代洪武铜钱，认定这一遗址的年代应在元末明初。遗址中出土了簪、笄、扣、环、圆珠、瑶珠等标本，颜色有红、黄、蓝、绿、白、黑、茶晶、乳白等，非常绚丽多彩，早期的装饰手法在600多年前已初露端倪。比如白色笄的顶部蘸上红、蓝、绿色斑点，这是近代“蘸花”的先驱。瑶珠的形状犹如一只螺栓，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衣帽上的特需饰物。清初博山人孙廷铨曾在《颜山杂记》中记载博山琉璃销售“南至百粤”，瑶珠的出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如今，博山公园路小学西北的一处高埠上，还有一座炉神庙遗址，庙院为正方形，长宽约10米，庙门为联拢式建筑，正院有前出厦的大殿间，上面覆盖着琉璃瓦和五脊六兽，殿内雕梁画栋，上面的金碧绘画依稀可辨。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炉神庙，近年以来一直作为博山琉璃业的象征，它的兴衰反映了琉璃业的枯荣。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在博山琉璃业已有很大规模的情况下，由炉行中人徐应元首发倡议，并且征得炉行著名士绅孙延寿的支持，集资创建了这座炉神庙。初建时规模很小，只有间殿堂，供奉女娲，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琉璃业也炼五彩石为业之意，把女娲认做炉行的祖师，庙名为“祖师炉神庙”。万历四十六年，以孙延寿、房宗义、徐应元人结成“炉行醮会”规定每年三月初三为祭祀祖师的日子。这一天全行业停产搞纪念活动，炉工们可以在炉神庙中饮酒作乐，欢度节日，各类商贩也都往这里汇集，逐渐形成了博山地区的三月三炉神庙会。后来炉神庙年久失修，加上博山富户蒋、钱二家在附近建起一座规模很大的洪觉寺，愈显炉神庙之破败。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李元和、姚克章等人出面筹集资金，对炉神庙进行修葺，更名“女娲宫”。此后琉璃业日渐兴盛，香火丛集，女娲宫又显得狭窄。道光四年，在京城做官的博山人蒋天钧、蒋天珍兄弟献出女娲宫后的一块宅基地，作为拓展用地；石经、李鼎钟、姚潭等人倡导、筹集白银2000余两，用5年工夫实施扩建工程，更名“炉神庙”。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炉行再次修葺炉神庙，并且在庙南隅修筑高堰，在上面建造一亭，后世称为“团瓢”。此亭位于博山制高点，登亭可俯瞰博山城，万千风景尽收眼底。可惜此亭已经被拆除。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捻军攻入博山，炉神庙受到一定的损害，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又一次重修，并加塑一座火帝神像，反映了“熔炼之功莫大于火”、“火帝之功不可不报”的炉行思想观念。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腊月，炉神庙又成了维系内部团结、体现集体意志的重要场所。炉行公众上千人痛打候补道员赵尔萃，捣毁了企图垄断炉行的“琉璃公司”。事发之前，炉行领袖在炉神庙鸣锣聚众，事发之后又在炉神庙内多次开会，商量对策。在这一事件中，青州知府冯如骙站在炉行一边，为他们仗义执言，事后炉工们把炉神庙北厅辟为冯如骙的生祠，四时香火不断。民国以后，炉神庙曾经辟为学校，后为“炉业公所”，庙中住着一位法号“大惠”的和尚，常有社会上层人物和富户到这里聚饮。炉神庙会在这一时期分为大炉、小炉，三月三仍然是大炉业主的庙会，而经营小炉的贫苦炉工的庙会被改成了二月初二。解放后炉神庙里住过华东印刷厂、淄博工人报社等机关，并一度成为博山公园路小学的校舍，于八十年代末期恢复成炉神庙，近期复重新修缮，建成琉璃园。

煤炭、陶瓷、琉璃三大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颜神镇商业的迅速发展。康熙初年《颜神镇志》和乾隆年间《博山县志》，多处记载了境内繁华的商业活动。颜神镇由此一跃成为方圆数百里的商贸中心，又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人们以窑、炉产品换来了丰富的物资，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换来了一方富庶。世纪初出版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对颜神镇的居民结构作过估计，认为这里每矿需要工人百名至数百名，总数有余人。城区陶瓷、琉璃业工人总数7300余人。男女都能自给自足，没有职业的人极少。还记载城区有银号10家，酒店60家，药材行4家，炭业行40余家，其他饭馆和零星销售点为数甚多

颜神镇经济蓬勃兴起，引起舆地学家和诸多文人学士的的关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说，颜神镇适宜陶瓷生产，又出产铅和煤，人口稠密，商旅接踵而至，政府还在这里设了巡司和课税局。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录了颜神镇7处铅矿的分布和守卫情况。王士禛《香祖笔记》记下了颜神镇多煤矿，引四方商贩群聚于此的场面。而李攀龙更进一步把颜神镇称做“淄、莱、新、沂之间一都会”。

《颜神镇志》的历史地位

《颜神镇志》是中国最早期的镇志。青州府通判赵良璧在镇志叙中讲，“镇之有志，自颜神始也”，以为颜神镇志开创了镇一级志书的先河。但据曹振武先生《乡镇村志刍议》（见《史志研究》2003年4期）中讲，江苏泰州的《西溪镇志》成书于明末，而青州府的《颜神镇志》创修于清初，至少不是最早。但颜神镇志流传很广，对后期的镇志编修影响较大。

《颜神镇志》是山东三部古镇志之一。山东省拥有众多古镇，但只有颜神、景芝、张秋有古镇志，因此，三镇被有的史家称为“山东三大古镇”。

《颜神镇志》是博山的第一本志书。我们的历史传统是国家编史，府州县修志，乡镇村志很少而且出现很晚。博山建县较晚，到了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才由益都县的颜神镇升设为县（另划入淄川17村、莱芜7村），因而博山在志乘编撰方面起步也晚，留下的志书不多。建县前的博山地域或属青州府益都县，或属淄川县，清朝初年及以前的历史情况只能在青州的府郡志、益都县志和淄川的县志中有些零星记载。幸亏颜神镇很早就拥有了一批优秀的文人，并筹划地域志书的编撰，因而在建县六七十年前就有了《颜神镇志》和具有志书特征的《颜山杂记》，使得博山历史记载向上溯及了百多年，使得我们对清初以及明朝的博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颜神镇志》的编撰出版过程

《博山区志》将《颜山杂记》列为博山第一本志书，是根据颜山杂记正式刊印比颜神镇志要早四年，杂记刊印于1666年，镇志则刊印于1670年。但镇志的编撰和在颜神镇的流行都比杂记要早，这在过去是不争的事实。《博山县志》序中对博山志书编撰的脉络说的很清楚：“故相文定孙公，谢政在里，著《颜山杂记》。……先是青州别驾叶公先登，偕镇乡贡士张公联翼，创修《颜神镇志》一书，其文详博精核，艳称于时。孙与张，甥舅也。杂记之作，实缘起于此。”此处讲明了两点，一是镇志“先”于杂记，二是孙廷铨作杂记“缘起于”镇志，为了说明这点，还专门提到孙廷铨与张联翼是外甥和舅舅的关系，而实际上孙廷铨在著述颜山杂记的时候，也参与了镇志的审订。

孙廷铨“谢政在里” 是1664年，时年52岁，双亲健在，他“所居在山中，却扫谢宾客，焚香著书”，撰写了颜山杂记。而颜神镇志的正式编撰是1661年，是青州府通判叶先登到了颜神镇以后。赵执信在《原山考》中讲，“康熙初年，闽人叶先登自史官屡谪，为青州通判，分隶来镇，有里中老书生二三人共为镇志。”赵执信对镇志编撰过程很熟悉，因为这二三老书生中就有他的蒙师，大概是太熟的缘故吧，赵执信没有细查年代，《原山考》主要是批评了前人考证不严密，在这他也犯了小错，叶先登不是康熙初年，而是顺治十七年冬来到颜神镇，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上任后主持编修镇志。

从颜神镇志几篇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编修镇志的前后经过。首先是颜神镇人张联翼，他1659年由河南伊阳县令卸任后，于1660年春天回乡，“顺治庚子春，余解绶归里，谋之诸荐绅先生及诸乡耆高明”，编志事得到大家认可后，“因搜讨见闻，以俟篆修总裁者”，因为志书的编撰是要当地官员出面牵头的，孙廷铨编颜山杂记只能称为“记”而不是“志”，也是如此。

1660年冬，叶先登来到颜神镇，随后张联翼和赵进美拿着志书的草稿找到叶先登，这次见面叶先登和张联翼在镇志序中都有描述，叶先登讲，“今夫镇星躔虚危，疆界齐鲁，风雨陵谷……，此镇先生张令尹、赵侍御所以毅然有作而殷殷于此焉。……二先生藕以为余志当有不屑于此者，余则曰不然。易不云乎，唯圣人为能通天下之志。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惟不出位，然后能通。夫镇则余之位也，余舍此乌乎志。然不知而作，又所不敢，无已则因二先生之作以为作，因二先生之志以为志，是即余之作也。”叶先登原就是京城的史官，张令尹是张联翼，赵侍御是赵进美，三人应该说是一拍即合。按曹振武先生《乡镇村志刍议》的说法，镇志正式编修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比颜山杂记早了三年。这时孙廷铨也在颜神镇，顺治皇帝驾崩之后，康熙即位之初，孙廷铨“急告归”在乡一年，很快又回到京城。

康熙三年（1664年）春，叶先登离任，这年冬天，张联翼为镇志作序，最后讲，“援笔脱草，徐谋付剞劂”。志书编好了，但没有刊印，因为叶先登走了。之后继任的通判于履云对镇志不感兴趣。又两年，赵良璧继任通判，来到颜神镇，他为镇志做了最后贡献，出资刊印。他在志叙中写道，“余读诸乡先生列叙于前，匠石尚悬工于后，九仞一篑。会莱守张堂公、临淄杨令尹问镇志于予，余承乏其间，何敢以不敏辞，因割俸金，进匠石以问之。”这时《颜神镇志》虽然没有刊印，但已名声在外了，康熙九年（1670年），颜神镇志刊行问世。

《颜神镇志》编撰之初，孙廷铨是否参与其中，没有见到相关记录，但该书最后刊印前的审定是孙廷铨和张联箕两人。从时间上看，颜神镇志定稿之后孙廷铨才开始著述《颜山杂记》的，他舅舅编修的镇志自然会影响到他，为避免重复，杂记更多的侧重于经济方面，留下了很多宝贵资料，后人在杂记其中抽出一部分编成《琉璃志》。半个世纪后，赵执信学生仲昰保编撰《博山志略稿》（未刊印），他几乎

走遍了博山的山山水水，其志稿的山川篇内容非常详实。到编撰《博山县志》时（1753年刊印），镇志、杂记、志略稿成为主要资料，细翻博山县志你会看到，镇志之后到博山建县六十三年间的资料很多空缺，连赵良璧之后的通判人名录都没有，由此也可感到颜神镇志和颜山杂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