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见，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来说，风险往往带来“不理想”的后果。然而另一方面，就像“有苦味才是药”这句话所说的一样，不理想的背后也往往同时存在着理想的结果。例如，正因为日本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地震国”、“台风国”，日本才有世界最发达的地震学，卫星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也很高。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在应付各种风险的过程中锻炼了驾驭自然的本领。因此，尽管风险是不可回避的，但只要沉着地面对风险，勇敢地向风险挑战，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风险。

在现实社会中，正视风险的存在，“勇于挑战风险、以战胜风险为乐”者大有人在。游戏机、赛马和自行车比赛之所以倍受青睐，这只能用伴随赌博行为的“放松”和“精神胜利法”来解释。一到年底，彩票就抢购一空，而且越是不景气，彩票就越好卖。

“所谓风险，就是指在一定状态下一种行为所产生的多种结果。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来说，风险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所谓风险大，就是指多种结果间的变化差异大，并且各种结果的影响程度也大。”

风险本来是一个中性词。然而遗憾的是，多年以来，人们往往只考虑其负面因素。今后，应该改变这种偏向。仔细想来，在人们从早到晚的日常生活中，总是无时无刻地面临着各种风险。不是徒劳地回避风险，而是正视风险，以风险为乐，这是很重要的。

黎明前的黑暗

简单回顾一下风险经济学的历史，第一阶段可追溯到1700年以前。这一阶段可说是黎明前黑暗的阶段。之所以这么说，乃因为当时经济学本身还没有成为一门学问，在民众中还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早在风险经济学确立之前，就已存在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问题。“祗园精舍听钟声，诸行无常有回音”，这是“平家物语”中的名句。这句话告诫人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炫耀荣华富贵的人总是要垮台的。其中，“无常”就是一种风险，是说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有盛有衰。

关于黎明前黑暗阶段的背景可参见表1。当时，马克·勃罗的游记《东方见闻录》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人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特别是其中描写的“黄金之国日本”，引起了很多人的憧憬，一时形成了一种淘金的狂热，这对后来的“航海时代”有很大的影响。哥伦布1492年成功地发现了新大陆，他所挑战的航海可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当时，他既有“要获得荣誉和黄金”的野心，也冒着遭遇海盗和挫折的巨大风险。其后，麦哲伦和部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于1519－1522年成功地实现了环球旅行。

随着国际航线的发展，英国于1566年开设了伦敦交易所，1600年又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世界最初的商社。当时，从英国到印度的漫长航线，不仅是风险很多的海域，而且还经常受海盗的袭击。1688年，英国劳埃德咖啡店生意兴隆，从该店开始的风险经营萌芽了航海保险，这已是人所众知的事了。

“亚当·斯密和贝斯”的时代

进入18世纪以后，风险经济学告别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朝气勃勃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风险研究的重要成果开始传播。风险经济学迅速萌芽与风险经济学的数学基础－概率论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拉普拉斯曾经说过：“概率论归根结底，不过是把常识转变为计算。由于概率论，有常识的人能够非常正确地把握往往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本能出发所感觉到的事物。概率论是从研究赌博而建立起来的学问，可说它成了人类最重要的知识。”

我们今天学习的概率论，其形成与生于同一时代的帕斯卡尔和菲尔玛有很大的关系。1654年，帕斯卡尔的友人－社交界知名职业赌手S·D·麦莱，向他提出了一些赌博方面的有趣问题。为解答这些问题，帕斯卡尔与菲尔玛多次通信切磋。这些信件作为概率论这门学问产生的契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其后，贝斯于1763年发表《主观性概率论》，概率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12年，拉普拉斯终于完成了其巨著《概率论》。

从风险经济学的角度看，代表萌芽期的知名学者是倍尔努伊和亚当·斯密。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两个几乎是同一时代的学者的创意，风险经济学才进入了萌芽期。

倍尔努伊是继阿伊扎克·牛顿之后的伟大数学家之一。倍尔努伊作为数学教授，于1736年在《贝特尔布鲁格帝国科学学院论集》发表了其充分利用他人成果的划时代的论文－《关于风险测定的新理论》。这篇论文通过提示所谓“S·贝特尔布鲁格的反论”，论述了作为风险条件下决策标准的“期待效用基准”的有效性。尽管如此，但由于过于超越时代，在其后的200多年里，风险经济学一直也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可见，独创是孤独的，也面临着被时代忽视的风险。

亚当·斯密堪称“经济学之父”，威望很高。斯密有两大名著－《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现在，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影响远远低于国富论，但不要忘记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的主任教授。而且，在《国富论》中，人们往往重视斯密所强调的分工和“看不见的手”，却不知道他还是风险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非常重视彩票普遍成功的事实，认为人们普遍有夸大获利机会的偏好，动辄追求“一攫千金”。与此同时，斯密也分析过当时英国不买火灾保险的房屋和不参加海上保险的船舶特别多的事实，并指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往往容易过低评价损失风险。由此可见，斯密对风险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说斯密开创了风险研究的先河，这并不过分。

1700－1940年的240年间是一个激动和战乱的时代。“新大陆”的美国发生了独立战争（1776年），“旧大陆”的欧洲爆发了法国革命，各地发生了暴动和冲突（1789年）。日本经过幕府末期的动乱，也发生了明治维新（1868年）。由于福泽谕吉的启蒙宣传，日本建立了最初的海上保险（东京海上保险公社）（1879年）。战争关系到最大的人命风险，其规模愈益扩大。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和俄国革命（1917年），其后不久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6－1945年）。人类如不痛改前非，还有可能发生新的战争悲剧。

以上述激动的时代为背景，风险经济学虽然尚未广泛传播，但却结出了丰硕之果。与D·倍尔努伊和亚当··斯密同时代的贝斯论述了主观性概率论，拉普拉斯发表了《概率论》，这是奠定概率论基础的金字塔。

在马歇尔的巨著《经济学原理》（1940年）中，多处章节谈及到普通人行为的半合理性和反合理性问题，对风险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部饶有兴趣的文献。马歇尔经济学与其说是“研究财富”，莫如说是“研究人”。马歇尔说：“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这不是抽象的人或‘经济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种人性观是斯密以来的传统。有血有肉的人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来解释。活生生的人在尽量避免风险的同时，也有赌博的热情。于是，敢于向困难的风险挑战的冒险家和企业家就前仆后继、辈出不穷。

由衷钦佩剑桥学派的始祖马歇尔并展开独创性研究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奈特。奈特对概率分布不能表达的“不确定性”效果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敢于挑战不确定性的风险经营的作用。奈特的论述至今仍颇有影响，后文将详细论述。

马歇尔的弟子J·M·凯恩斯在《概率论》（1921年）中，也分析了作为信赖度的主观性概率论，其观点与D·菲乃德的《个人概率论》是一样的。另外，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也重视市场经济中期待的作用，分析了股市投资被投机的狂潮所吞噬、有可能产生不稳定泡沫的现象。

在各种博弈的决策中，诺伊曼和摩尔根休特轮重视的是“期待效用基准”。这实际上是250年后再次提出了倍尔努伊的理论。所不同的是，博弈论是分析两人以上博弈中的冲突，各方的效用水平不仅受各自战略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他方战略的影响。其后，尽管博弈论的发展也经历过若干挫折，但现在已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纳修精心研究了“非零和博弈”，赛尔丹也研究了“不完全信息版”。在此基础上，斯泰格拉又进一步研究，促进了产业组织论的飞跃发展。

在诺伊曼和摩尔根休特轮时代，期待效用理论的研究倍受关注，其有效性和局限性的论述越来越清晰了。经济学家费里德曼和统计学家萨贝基在其合著的著名论文中，时隔250年再次提出了斯密以来的问题－“人们既然参加了保险，又为什么要赌博呢？”论文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论述了分析效用曲线凹凸的重要性。其后，普拉特等又研究了“回避风险的测度”，托宾、马考威茨也分别研究了在有多个概率函数时特别有效“平均、分散分析”。

“诺伊曼和摩尔根休特轮”的时代

1940－1970年，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却是风险经济学发展的辉煌时期。这一期间的代表性著作，是天才数学家F·诺伊曼和秀才经济学家摩尔根休特轮（1902－1977）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1944）。由二人的名字命名，这个时期被称之为“诺伊曼和摩尔根休特轮”的时代

博弈论是辉煌20世纪社会科学历史的一幢知识大厦。诺伊曼和摩尔根休特轮都是经历欧洲战乱和社会变革而侥幸活下来的人。20世纪初欧洲的对立轴，是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为首的“日尔曼文化圈”和以法兰西共和国、英吉利王国等为首的“非日尔曼文化圈”之间的对立。胜负、对立和纠纷是持久的“零和博弈”。在不充分了解对手行为的情况下，在各项争夺中采取何种战略才好呢？

1944年，美国对日本的轰炸越来越厉害，1945年3月13日大阪也遭到了轰炸。美军8月6日在广岛、8月9日在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夺去了几十万平民的生命。正当日本面临生死存亡风险的时候，博弈论的巨著在和平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出版，这不啻是一个历史的讽刺！

博弈论序言写道：“在本书中，我们概述了博弈论的数学原理，尝试了各种应用。博弈论虽然是著者个人从1928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但全书的出版直到今天才成为可能。有如下两类应用问题：第一是对博弈固有领域的应用，第二是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应用。从博弈论的方向进行分析，这乃是我们最好的期待。”

“AS”时代

在风险经济学的历史上，1970年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学问渊博的阿罗的名著《风险负担理论文集》和怪才阿卡洛夫的玉稿《柠檬－品质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相继发表，一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这标志着风险经济学作为一门学说已经成熟了，可说是放开手脚、大显身手的时代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阿罗和阿卡洛夫，再加上才子斯潘斯和豪杰斯泰格利茨，70年代以来风险经济学英雄辈出。由于上述知名学者姓名的英文字头都为A或S，因此，成熟期可称之为AS时代。

在风险的世界中，信息至关重要。然而问题是，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就像格莱夏姆法则所说的一样，这也许是“旧币驱逐新币”。阿卡洛夫认为格莱夏姆法则在旧车市场起作用。旧车和新车不同，从维修周到的新车到名为“柠檬”的劣质车，其间的质量差别很大。旧车卖主利用买主的无知，硬是把柠檬这种劣质车也说成是新车，千方百计地推销。其结果，旧车市场柠檬类劣质车泛滥，最后导致交易减少乃至市场关闭。阿卡洛夫深刻而尖锐地分析了这种现象。

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在其他市场也同样起作用。就医疗服务而言，相当于卖主的医生基本上垄断了医疗情报，患者一般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所谓医生开处方时“须向患者说明并征求患者的同意”，只不过是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局面的一种对策而已。再以保险市场为例，人寿保险公司很难事先判断投保者的健康状况（是不健康的高风险的投保者，还是健康的低风险的投保者），而且，一些人投保后往往对健康和安全掉以轻心，有的人甚至欺诈保险金，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所谓的道德风险。

由于上述原因，风险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关系非常密切。马尔歇克和拉多纳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创建了独自的组织论（1972），哈威奇以道德风险为突破口，建立了独特的比较经济体制论。

风险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消费与储蓄理论、金融衍生商品理论和生产与企业理论，又不断产生了新的成果。其中主要有桑德茂的分析（1971）、布拉克－肖尔茨公式（1973）和威博斯的业绩（1984）。

未知的时代

我们终于进入了21世纪。2001年是新千年的开始。新世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现在还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经济还是经济学，现都处于闭塞的状态，两者都需要新生。因此，可把2001年后视为风险经济学的新时期，前途未卜。今后，能否在未知中开辟道路，现在尚不得而知。因此，今后几年乃至几十年，可说是未知的时代。

新世纪是否是旧世纪的延伸？有一句俳句：“去年今年，像似一根棒连在一起”。只要看一下2002年的“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很难想象人类的英知在过去100年到底有多大的进步。说又倒退到了200年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恐怕也不为过分。

“环境经济学”的新发展也很引人注目。在现有经济学中，自然环境被视为构成人类社会的外部因素。自然环境的变化经常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例如，农业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气温、光照时间、雨量、台风、病虫害等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对于大自然来说，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吝啬生物”的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是否只能逆来顺受呢？回顾20世纪，自然界中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活动反而明显地影响了自然环境，出现了所谓的“逆向影响”。例如，原子弹是人类制造的威力巨大的炸弹，其投放产生大量的放射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另外，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家庭排水严重地污染了河流、海洋和湖泊，使自然和生态平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如果放任这种破坏自然的行动，新世纪就难免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风险。

在现有经济学中，人被视为“内部因素”，自然界被视为“外部因素”，两者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然而，随着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发展，所谓“内部”和“外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今后，人类也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即需要把自然也视为内部因素。

现行博弈论流行“零和博弈”，多使用纳修的均衡概念。然而，正如F·诺伊曼和毛利坎修泰伦所指出的那样，“N人非零和博弈”有可能埋名在“N+1人零和博弈”之中。如果这追加的一个人就是自然的话，那么自然本身就会以其自然形态而被视为内部因素。如果是这样，那么零和博弈的重要性就会再次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我主张“应该回到零和博弈的原点”！

从“不知底细的风险”到“不确定性”

风险经济学的问题首先是风险。对于人类生活来说，风险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却很难说“这个概念百分之百准确”。为什么风险这个概念如此之难呢？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回顾了风险经济学的历史，那里提到的基本上是限定的概念。之所以这么说，乃因为就像说“交通事故的概率是13%”，或者说“死亡时领取保险金的金额为8000万日元”一样，以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从数量或金额方面来判断风险的大小。然而，世界上的各种风险是暧昧而模糊的，很难知道其真实的面目。总而言之，所谓风险，必须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把握。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而是浑然为一体的。所以，从客观的意义上说，要问概率计算可能还是不可能，也许是不合逻辑的。与此相比，莫如说“如果适用于概率计算可以这样分析，如果不适用于概率计算，则可以那样理解”为好，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是最为现实的。在真正的不确定性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心理性因素，如何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乃是留待今后探索的重大课题。

向“士魂商才”和风险挑战

“士魂商才”从字面解释，就是“请用武士的灵魂，努力从商”，这是滋贺大学经济学部80年来的传统和校训。这句话从文字方面看似乎不大通顺，但要说日本人什么都理解，这乃是不可思议的。

21世纪的风险研究，不论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心理性领域，都将进一步发展。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然而，作为一个执教在近江商人学舍的学者，如果只满足于一般风险理论的研究，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作为薄弱环节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从风险经营的角度重新构筑近江商人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说是古稀之年，我愿献身于这一未知的领域。也许有路，也许没有路。现在需要的不是犹豫徘徊，而是迈出新的一步的热情和勇气。对于一些人来说，风险经济学研究也许有某些不安和风险。不过，既然作为风险研究者，就应该是一个向风险挑战的勇士。不要畏缩不前，追求理想和辉煌业绩的人是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