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江健三郎创作《饲育》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整个日本还沉浸在二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潮当中，“歧视”是一个普遍存在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在日本，“歧视”还有着源于历史的特殊内涵，如贱民歧视问题几乎与日本天皇制的建立相伴而生。明治维新后虽然颁布了解放令，但歧视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对阿伊努族的歧视等也是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

阿伊努族人是日本最初的居民，是赤道人种的一支。据日本史料记载，阿伊努人在公元五世纪时被称为“毛人”，因为他们的特征是皮肤比较黑，毛发浓密而长，使用独一无二的语言。日本东北部的地名，许多来源于阿伊努语。“阿伊努”一词，在该族语言中是“人”、“男人”和“尊敬”的意思。阿伊努人原先主要靠渔猎为生，渐渐开始农耕定居，后来与中国和本州居民通商。

个人背景

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的大江健三郎， 在被森林和峡谷包围的山村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和与外界隔离的山村给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

“我”出生于二战期间日本一个偏远闭塞的村庄。“我”是一名小学生，有一个弟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峡谷村庄”里。“我”对于成年世界，有一种抵制厌恶的感觉，在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而“我”却被强迫着长大。“一个天启的思绪浸遍‘我’的全身，‘我’不再是孩子了。与豁唇儿的血淋淋的争斗、月夜下掏鸟窝、玩爬犁、抓野狗仔——这一切都是小孩子的把戏，而‘我’已经与那个世界无缘了。”

在“饲养”黑人大兵期间，“我”担任了给黑人兵送食物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伙伴们，甚至于大人们对黑人兵都放松了戒心， 特别是以黑人兵修理拴在他脚踝处的野猪套索时与孩子们的对话为契机，孩子们和黑人兵正式“破冰”，同时也宣告黑人跟“我”们友好交往的开始。但是好景不长，镇上押送黑人兵的通知一到，黑人和大人们之间的战争爆发，“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人质”。最终大人砍死了黑人兵，“我”也随之被解救。

“弟弟”

“弟弟”虽然年纪小，可是对残忍的行为有着浓烈的兴趣。“弟弟”穿上了号子服，加入到少年犯之间。开始的两三天，好奇与高兴使他异常兴奋。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总是热泪盈盈地和别人攀谈，缠着人家告诉他犯罪始末。晚上和“我”盖着一条毛毯睡觉的时候，总是兴奋地久久回味着听来的凶残犯罪情节。“弟弟”已经了解了伙伴们炫耀的血腥的过去，所以整天入迷地策划自己想象中的犯罪，常常跑到“我”身旁，激动得满脸通红，告诉“我”他想象用橡皮枪打穿了自己的小女朋友的眼睛等。

“黑人飞行员”

“黑人飞行员”是在敌人飞机坠毁时被俘虏的。他最初就是以一个“猎物”的称谓出现的。“猎物”穿一身草绿色制服，配以沉重拙笨的靴子、两只脚踝上缠着套野猪的套索。当孩子们把黑人脚上的锁链取下来，黑人“眼睛总是被不知是泪还是油脂的粘稠液体湿润着”，孩子们和黑人飞行员“化敌为友”，黑人飞行员渐渐成了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孩子们和黑人飞行员一起到汲水场的泉边洗澡，黑人飞行员从村里的女人手里得到了食物。

《饲育》的主题：“战争体验”——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

故事主人公都是未成年的少年儿童，表现的是战争时期成人的疯狂行为对少年身心的影响。战争时期的日本社会是大人们制造出来的令人窒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人们变得残忍疯狂。在《饲育》里，少年主人公的感受告诉人们，如果没有敌机偶然飞到山村，如果没有大人们的凶狠争斗，如果没有村民对逃跑士兵追击和凶残的惩罚，少年儿童是觉得战争是很遥远的事情。由于大人们在参与战争，本应快乐的生活变得令人窒息。制造战争的大人也给少年儿童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世界。在小说《饲育》中，作家写道：“我和弟弟是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紧包裹着的、粘附着嫩皮的绿色小种子。这种子柔软娇嫩，只要接触到户外的光线，便会痛得颤抖剥落。坚硬的表皮外，在屋顶放眼可及的远方狭长耀眼的大海边，那层峦叠嶂的群山对面的城市里，旷日持久的、如传说般雄壮却显拙劣的战争正吐出窒闷的空气。但是，战争对于我们，不过是村里小伙子的远征和邮差时儿送来的阵亡通知罢了。战争未渗入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最近开始飞越村子上空的‘敌’机，于我们不过是一种希奇的鸟儿罢了。”

作为少年儿童不理解大人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可这个残酷的世界就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期日本专制社会的真实写照。日本法西斯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法律和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日本社会的控制。1937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国体之本义》规定了日本全体国民必须无限忠诚于以天皇为首的专制政府，专制政府通过法西斯教育，把整个国家都军队化了，并通过《治安警察法》等一系列严酷法律，严厉镇压国民的不满和反抗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日本，“‘举国一致’、‘万众一心’成为国民的口号，因此不允许有反对、批判国家政策的活动。万一有人做了类似的事或说了类似的话，就要被邻居作为‘要注意的人’，而受到全村的制裁和排挤，被作为‘非国民’向警察告密的危险性也很大。去告密的人完全不是想做坏事，而是以出色完成‘国民义务’的‘爱国者’而自居。当时，有许多这样的‘爱国者’，因此，人们只有保持沉默，别无选择。”

《饲育》中的文书人物就是专制统治的象征。有了文书、村长等这样的法西斯专制政府的效忠者，整个日本社会完全按照侵略战争的需要来运行，所有的国民被动员起来支持参与战争。《饲育》中描写的村民是手持猎枪，听到号令立刻集中。《饲育》里的村民听到有敌机上的飞行员跳伞，便像“围猎野猪的样子”一起去搜山。

在一个全体国民都疯狂参与侵略战争的年代，在一个由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统治的年代，日本的成年人让少年儿童一起参与支持战争，一起经受这令人窒息的梦魇世界。《饲育》中的大人们把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当成牲畜给饲养起来。在孩子眼中，大人的做法是极端残忍的。“好像冬日围猎野猪的样子，大人们严肃地抿着嘴唇拥着‘猎物’，前倾着身子走过来，看似有些悲哀的样子。‘猎物’并未穿灰褐色的丝绸飞行服，而是一身草绿色制服，配以沉重笨拙的靴子。他歪着乌黑发亮的大脸仰望着落日余辉残存的天空，一瘸一拐地拖着双腿走过来。‘猎物’的两只脚踝上缠着套野猪的套索，套索发出嘈杂的声响。”大人们不仅用逮野猪的方式抓获了俘虏，更用关押野兽的方式对待这个黑人士兵：“大人们再次围住黑人士兵开始慢慢地往回走。我们拉开距离跟着沉默的队伍，队伍在仓库一侧的货物装运口前停了下来。那里有一个冬天用于贮藏栗子的地下仓库。人们挑出秋天结出的上好栗子，用二硫化碳杀死硬壳里的幼虫加以贮存。那地下仓库张着黑洞洞的入口，看上去像野兽的巢穴。仿佛一项仪式开始了似的，大人们就那么簇拥着黑人士兵庄严地走下，从里侧盖上了厚厚的盖板。”从此，这个黑人士兵就脚带镣铐，像野兽一样被关在这个地牢里。

《饲育》中的孩子们承担起了给黑人俘虏送饭及看护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事情，对黑人俘虏的事情似乎有些淡忘了，而孩子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这个黑人俘虏了。“我们这些孩子完全沉醉于黑人士兵了，他占据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他像瘟疫般在孩子们中间扩散扩散。但是，大人们有工作要做，他们不会传染上孩子们的瘟疫，不可能静候镇公所那迟迟不来的指令。就连负责监视黑人士兵的我的父亲也出门打猎去了。于是，黑人士兵开始完全无条件地、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而生活在地下仓库里。”

孩子们先是打开了黑人脚上的套索，又经常带黑人士兵到村子里的石板路上散步，后来又带黑人俘虏去公共汲水场的泉水池一起嬉水，孩子们从黑人俘虏那里得到了无尽的欢乐。当镇上的文书带来要把黑人俘虏交到县里的指令时，“我们坠入了惊愕与失望的深渊。交出黑人士兵之后，村里还有什么？夏天将变成空虚的外壳。”

所以，孩子们想竭力把黑人俘虏留在村子里，黑人俘虏也为了不离开村子就劫持了“我”，结果在冲突中被打死了。面对黑人俘虏的死亡，“我无法忍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大人。这些呲着牙齿，挥着柴刀向我猛扑过来的大人们非常奇怪，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令我感到恶心。”

大江健三郎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的认识是一种矛盾性的批判。这就是一方面揭示了战争时期天皇制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对国民的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民族自尊而引起的对战后美军占领体制尚未完全克服的抵触情绪。《饲育》作品是为了表现对战后社会的不满，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

借助儿童视角，大江健三郎在批判隐藏于人自身内部的暴力倾向的同时，对以战争方式表现出来的“国家暴力”的根源进行了影射。

儿童视野中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

在《饲育》中，大江借助涉世未深的“我”的眼光来讲述故事，使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饲育》的开头描写了“我”和弟弟傍晚时分来到峡谷底的临时火葬场，寻找用来做胸章的死人残骨。夜幕降临，“我”突然想到村里的一个女人前几天在这里被火化的情景，觉得“死尸的气味象某种甲壳虫在手指的重压下溢出的胶状分泌物一样，又重新在我的鼻孔里扩散开来。”

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敌机撞山，惊讶得“像掉进油里的飞蛾，动也不能动。”“我们”想象着敌机飞行员的处境，认为外国兵躲在开满草穗般花朵的高大的枞树枝上，臃肿的飞行服上沾满了枞树花，“把他装扮成一匹肥硕的冬眠前的松鼠”。然而，被捕的黑人士兵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恐惧，“我”甚至觉得关押黑人的地窖的小窗“象伤口一样张开黑洞洞的大嘴”，自己似乎会被黑人从那里拉进去。借给黑人士兵送饭的机会，“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黑人，看见他的厚嘴唇如橡胶一般，一口白牙“像机器零件一样排列得井然有序”，喝起奶来“像夹杂着气泡的湍急流水”，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儿童对死的恐怖、看到敌机的惊讶、对外国士兵潜藏状况的想象、对黑人士兵的恐惧以及对其旺盛的食欲的描述，都通过与“我”周围自然界事物的类比生动地展现出来。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体现了儿童思维的诗性色彩。

儿童具有生命的原初体验，这种体验尚未经受或很少受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浸染，使他们的思维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进而使他们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来感知世界。儿童的边缘地位，儿童未被世俗蒙蔽的眼光，成为感性地反映现实存在的一种很好的观察点。“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

“我”所呈现的原生态的社会面貌就不同于成人眼中的世界，它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我们”没有亲身体验过死亡的恐惧，小说开头“我们”采集死人残骨做胸前的饰物这点，充分体现了儿童懵懂无知的天性。对于战争，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生与死，“我们”也毫不关心，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饲育》中这些新奇的比喻是儿童眼中的世界呈现，它打破了人与物的天然界限，充分展现了儿童的世界认识与自然密不可分这一原始思维特征。实际上，在这篇小说中，比喻已超越了修辞的范畴，成为儿童视角、儿童感觉的文字呈现。透过这些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儿童与自然本能的亲近以及儿童思维的天真无垢。在某种意义上，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童真逐渐丧失的过程。

《饲育》是描述叙述者在童年时代丧失纯真，获得人生经验的故事。通过大江式的动物意象的运用，年轻的叙述者的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和作为物的人这一观念被展现出来。动物意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推进了叙述且与作品的主题密切相关。

文本中，动物意象几乎在所有登场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动物意象体现了儿童与自然的亲和，小说人物在儿童思维的观照下通过与自然界动物的类比得以生动呈现。“我”的父亲得知敌机坠毁的消息时非常警惕，“像潜伏在黑暗的森林里准备扑向猎物的野兽”，准备随时出动围捕敌人。与大人们的不安相反，孩子们快乐无比，兔唇儿在泉水嬉戏时，“嘴里发出鸟叫般的笑声”；弟弟吃马铃薯时“象一头幸福的野兽”；村里的孩子们玩着爬犁，“像一匹幼兽在草地上飞驰”。

动物意象更多地用于黑人士兵。在爹眼里，黑人浑身一股牛臊味，“跟牲畜没两样”。在孩童的“我”的看来，被俘的黑人刚开始被关进地窖，“像一头挨了一顿狂鞭的牲畜”，和他近距离接触后发现黑人像“一头笨重的黑色野兽”，“简直是一头温柔驯顺的动物”。他造型优美的卷发，在他那“象狼一样尖立的耳朵上方翻腾起黑褐色的火焰”。在和黑人士兵水边嬉戏时，“我”觉得他湿漉漉的健壮的身体丰满而俊美，“像一匹黑色的马”，“剽悍的姿势如同发情时的公山羊一般”。孩子们都觉得“黑人是一匹无比出色的家畜，一头天才的动物。”这些描写展现了黑人士兵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像牲畜一样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黑人最终没有摆脱被杀害的命运。

儿童视野中的暴力和死亡

在《饲育》小说中，大江健三郎虽然选择儿童充当观察世界的视角，凭借儿童的感性思维方式进入小说的叙事话语系统，但他并不是以对天真纯洁的儿童世界的描绘和建构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要将儿童感受到的成人世界的暴力和盲目屈从的一面挖掘和呈现出来，以宣泄心中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视角实质上是大江健三郎自己观察和反映世界的隐喻或载体。

山谷村庄的孩子们，本能地感受到山村和镇子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存在，从而将村民和镇上的人置于对立的位置。一走进镇子，“我”便把肩紧靠在爹身上，不去理睬街上的孩子们投来的挑衅的目光。“我”知道，如果爹不在身边，这群孩子会用口水和石块迎接我的。“我”对镇上的孩子，总有着一种像对待令人生厌的毛毛虫似的厌恶和轻蔑的感情。阳光下这群体态瘦小、目光奸诈的孩子，如果没有躲在昏暗的店铺里监视我们的大人，“我”相信，不管是谁，“我”都会把他打翻在地。即使是山谷村庄的孩子们之间，“我们”也能看到上与下的等级差异。

《饲育》的儿童视角虽然表述的是儿童的感受，但是，它只是借用了儿童的诗性思维和纯洁心灵，为复杂、严酷的当下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它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战争中人们闭塞的生存状态，建构的依然是有着战争反思意味的社会小说。《饲育》结尾一场暴力的上演把主人公推到死亡的边缘，主人公“我”孩提时代的纯真和幸福在一瞬间化为乌有，犹如战争的暴力使日本整个国家陷入困境，变得伤痕累累一样。从“我”感伤的叙述中很容易联想到政府和当权者不惜牺牲无数生命发动侵略战争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力给人们带来的伤痛。

“歧视”视角

透过“歧视”的视角审视《饲育》，可以捕捉到作者颠覆日本既成“歧视”逻辑的多重努力，如对传统等级体系的无视、对贵贱标准的重新构建等，而其中最直接的手段便是对动物逻辑的颠覆。

与“饲育”这一标题相吻合，文本中以动物作比的表达随处可及。

1、“我们撇下豁唇儿，跑回巨兽般伏在黑暗之中的仓库。”

2、“外国兵那臃肿的飞行服上也许沾满了枞树花，把他装扮成一匹肥硕的冬眠前的松鼠。”

3、“他湿漉漉的躯体在强烈的日照下闪着光，像一匹黑色的马，丰满而俊美。”

4、“我像一匹误中圈套的黄鼠狼。”

5、“那种剽悍的姿势如同发情时的公山羊一般。”

6、“黑人像一头敏捷的野兽朝我扑过来。”

7、“弟弟像一头幸福的野兽，两手捧着马铃薯。”

考察作品中的句子，可看出动物并未完全纳入人类的贵贱体系，在“我”的视线里，动物世界本身并不具有从属人类、低人类一等的被歧视色彩。对动物的分类有体型（巨兽、肥硕）、颜色（黑色）、习性（敏捷）、生理（冬眠前、发情时）、生存状态（误中圈套）等标准，叙述的多是动物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点，而“我”则宛如一个动物的同类，在打量着与自己息息相通的伙伴。小说中一些主观性较强的表述更是充满了感叹色彩，动物常常成为“我”以赞美的口吻称颂的对象，如描摹最疼爱的弟弟的例句：“弟弟像一头幸福的野兽，两手捧着马铃薯。”彰显出“我”的动物观。

根据重新界定价值体系这一思路，抱有反歧视意识的作者精心设计了另一个具有隐喻色彩的情节：骄傲地展示“父亲”扒黄鼠狼皮的技术。

“我总是在心里盼着黑人能来瞧瞧我们是怎样工作的，回到仓库，黄鼠狼皮已经被反钉在一块木板上，凝聚着脂肪的肉膜和细小的血管在太阳下闪着光。黑人，发出鸟一样的叫声，又使黑人发出一阵赞叹。这时，我和弟弟为爹熟练的技术感到自豪。就连爹在干活的间隙也曾向黑人投去过善意的目光，一张兽皮把黑人和我们像家人似的连在了一起。”

在日本传统符号系统中，“皮”因为与血迹、内脏等印象相连，往往被视为污秽的象征，给予人一种隐形却具有强烈符号唤起效果的歧视印象，日语中“皮多”与“秽多”的汉字读音也相同。

《饲育》中处理动物皮的这项工作不仅被描述为值得自豪的技术，而且“把黑人和我们像家人似的连在了一起”，作者对日本传统歧视观积极主动的颠覆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小说中颠覆传统贵贱标准的第三处设置较为隐晦，它是通过“书记”的无常之死来实现的。“女教员说你们村里的孩子又脏又臭，叫人讨厌。”如果说女教员的评价还遮遮掩掩的话，那么“镇上的居民像对肮脏的动物那样厌恶我们”则更明确地揭示出“村庄”与“镇上”这对明显的歧视结构。作为连接双方媒介的“书记”则是一个充满寓意的存在。“我喜欢看书记用假腿再加一根松木拐杖辅佐着他那条结实的右腿在山间小路上跳跃的姿势。”这里的“书记”无疑是“村庄”中的一员，欢快“跳跃的姿势”显示不出任何残缺；“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书记的假腿却和镇上的孩子一样，阴险得令人毛骨悚然”，他虽已失去“跳跃”活力，却符号化为邪恶的替身，具有表述“阴险”的能力。因此，“假腿”的性质取决于其所属位置，两个世界之间的力量角逐决定着它最终的归宿。

由此看来，小说结尾“书记”意外死亡的情节看似突兀，但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作品的画龙点睛之笔。与黑人士兵遭镇压后失去性命不同，“脸上还露着微笑”的“书记”之死虽然无常，遵循的却是“村庄”的逻辑，属于自然生命过程中的意外消亡。如同作品开头主人公“搜寻死人残骨”“做戴在胸前的证章”一样，在“村庄”世界里，死与生朝夕相伴，甚至被当作装点生的华美的“证章”。“人们会用为黑人而收集来的薪柴把书记化做一团青烟吧。”结尾的这个推断句暗示了一个带着永恒意象的理想世界，在这个歧视消失的“村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死者的表情，时而充满悲哀，时而又不无微笑”而已。

“对于村里的人来说, 猬集在俯视峡谷的山坡上的小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充实，阳光下的这群体态瘦小、目光奸诈的（镇上的）孩子，如果没有躲在昏暗的店铺里监视我们的大人，我相信，不管是谁，我都能把他打翻在地。”这里的“我”自信自足，傲慢不驯，但小说中一个微小的细节却给“我”的勇敢、积极抹上了怀疑的色彩：

“快吃完饭时，桥上走来一个小鸟般清丽的少女。我迅速地检查了一番自己的服装和容貌，自信比镇上任何孩子都英俊、仪表堂堂。我把穿着鞋的双脚伸出去，等待着少女从我面前走过，热血冲撞着我的耳鼓。少女飞快地瞥了我一眼，便蹙起眉头跑了过去。我的食欲顿时无影无踪了。我感到自己无比地丑陋、寒酸。”从“英俊、仪表堂堂”，到“丑陋、寒酸”，“我”看似坚不可摧的自信居然因为“少女”“飞快”的一瞥便顷刻之间彻底崩溃。“我”的自我认同原来建立在“少女”的评价这种他人认同之上——如此脆弱的心理机制与前文之间产生了完全的断裂，“我”的勇敢、傲慢、独立等均在少女的视线中土崩瓦解。因为瞥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特征”，以“我”为代表的被歧视群体与以“少女”为代表的强势群体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就被浓缩在这极具象征性的“一瞥”之中，这种典型的歧视目光，以及被这种目光轻而易举击败的被歧视者的不堪一击，不仅突出了不平等的根深蒂固，也令读者对此前“我”貌似坚定实则脆弱的态度心生疑惑。

其实，问题从“我”视野中出现“少女”的那一刻起便已产生。当“少女”在“眼中”显得“清丽”动人时，“我”显然已经忘却了彼此间横亘的距离，而呈现出崇仰接受的姿态。因而从满怀自信陡然间变得自惭形秽这一看似矛盾的设置，喻示出“我”一旦试图融入“少女”的世界，便难以避免被歧视的命运。“我”与“少女”相遇的情景形象地描绘出边缘人对身份迷失的恐惧，同时也交织着作者同情、嘲弄与批判的目光。

经济发展水平再高，“我”的服装再挺括，都无法改变“少女”们根深蒂固的歧视目光，在强权与资本逻辑支配的现代消费社会中，改变了斗争姿势、陶醉在虚妄的和谐幻想之中的“我”最终只会彻底丧失存在感。

《饲育》以一种异想天开的卓越的想象力作为创作基础， 是一部具有浓厚抒情性的、艺术手法纯熟的作品， 蕴含着大江之后的小说创作主题的萌芽，具有从各个角度解读的可能性。

——奥野健男（评论家）

或许可以将其置换成世界规模的政治性力量关系来解读。

——小森阳一（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

大江健三郎（1935—2023），日本作家，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专业。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