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实地调查，发现城址内东西两城的布局呈横向的“日”字形，即“城址平面为横长方形，系由大小相连的二城组成；西部城址面积较小，是一附城，东部当是主城。”而且在大城西城墙的外侧发现有马面的遗迹，而且四角还存在着角台，如大城与小城同时建成应无此必要，据此估计，西侧的小城可能是在大城筑好以后再接筑的。这一点的古代城市在其他城市比较少见，而在辽代城址中却有很多发现，这是辽代城址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据目前考古调查结果来后，具有这种结构的辽代城址除饶州外主要还有辽上京、中京道的松山州等，之所以有这样的城市布局，是同辽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民族分布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唐末以前，潢河（西拉沐沦河）两岸的广大地区是契丹族的发源地，主要从事传统的渔猎畜牧产业，基本上没有其他民族在此地定居。但是，据《契丹国志》记载，从五代时期开始，“藩镇骄横，互相并吞邻藩，燕人军士多亡归契丹”，据《新五代史》记载“时刘守光残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这说明迁入契丹腹地的中原汉人逐渐增多，契丹统治者将这些迁居以及虏掠而来的汉人安置在上京道地区，“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社会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为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是在契丹统治者眼里，这外来的人口都是地位低下的人，不能与契丹人同居一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契丹统治者在建设城市的时候，就采取了在主城的外面再加筑一座附城，用来供这些外来人口居住，这样就形成了辽代城市所特有的“日”字形布局，这些被分隔出来的附城规模较小，居住条件较差，与一墙之隔的主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为了防范外来人口的反抗，契丹统治者往往在主城构筑坚固的防御设施，对外面的附城进行严密的监控。

其次，由于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开始，辽代实行了“因俗而治”（百官志一）的民族政策，这是一种具有双重性特点的政治，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一制度体现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上，即形成了将契丹人和外来人口分别置于分隔开的两座城中，这样可以减少契丹人与外来人口的对立，保留各自的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社会和安定和繁荣，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分隔，阻碍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融合。

辽代这种“日”字形的城市，是以前历代中原王朝所没有的，在草原民族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创举，不但促进了辽代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考古发掘有瓷片、陶片、壶、瓶、碗、盘、瓷牛头、马俑、铡刀、镐、铲、铁矛、箭簇等物品，此外，还出土一件亚腰铁权，但无铭文；建筑材料有石雕盘龙筑件、兽纹、莲纹瓦档、布纹大瓦、筒瓦、勾纹灰砖、褐绿色琉璃瓦等；生产工具有石柞、石臼等。

2013年3月5日，饶州故城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饶州故城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西南方六十公里处，属于西樱桃沟村村民委员会黄土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