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籍大学者饶宗颐教授之尊人饶锷先生(1891—1932)为清末民初潮州大儒。其天啸楼储书达十万卷而闻名于世。饶锷先生平生致力于考据之学，且工于诗文词章，谙熟佛典，尤喜谱志，著述甚富，有《潮州西湖山志》《饶氏家谱》《慈禧宫词百首》及《天啸楼集》等刊行于世。

饶锷先生年青时接受民主思想，当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于1909年在苏州创立文艺团体“南社”时，他即积极响应，并从事反封建诗文创作，主编《粤南报》，对潮籍进步作家如冯印月(“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之兄)冯素秋(冯铿之姐)、柯季鹗、蔡兰生等，给予关怀和鼓励。他还“广求天下奇士，得聚处一室，相与上探汉魏，研讨微幽，以期跻乎古人迥绝之境”，与学人郑晓屏、杨光祖、温廷敬、石铭吾、詹安泰等，“志趣颇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谈天下事”(《天啸楼集》)。又与国内名流，尤其是南社盟友交谊甚深。被誉为“江南大儒、南社巨子”的高吹万，便是其中之一。

诺贝尔物理学奖高锟的祖父高吹万(1877—1958)江苏金山人，与常州钱名山、昆山胡石亭合称“江南三名士”，又与南社台柱柳亚子交往深厚，他性格幽然乐观，其名号特多，有炊万、寒隐、蚁民、懒牛孤冢诗人等十多个，至于斋名也有六、七个之多，如“风雨鸡鸣”、“苟全性命之室”，十分古怪。他善于交际，对潮州的文艺团体如“瀛社”(饶锷所创立)、“壶社”(澄海蔡竹铭所创立)、“乐善社”(潮阳郭辅庭所创立)，他都给予支持通好。同时他还为潮州诗人、饶先生的外甥蔡儒兰(字楚畹)、郭瑞珊夫妇的诗集《南国吟草》、潮阳郭辅庭的《天乐鸣空集》撰写序言，因而在潮州知识界影响颇大。

高吹万幼年生活困苦，中年以后，百事遂顺，筑园于秦山山麓，自称为“闲闲山庄”，门有一联：“苟全性命于乱世，别有天地非人间。”1923年，高吹万之母李太君八十寿辰，他打算为母庆寿，但高母以节约计，坚辞不许。次年，高吹万为季子授室时，集家人自李太君以下30余人团聚摄为“合家欢图”，高自为记。随后，他把“合家欢图”寄给饶锷先生。饶先生展阅后欣喜万分，特作《高先生〈合家欢图〉后记》。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天啸楼集》第三卷，成为永久的纪念，也是饶高友谊的最好例证。

《高先生〈合家欢图〉后记》，作于1924年，全文虽只有500字，但简括明晰，感情真挚动人，字里行间充满高尚情谊。饶先生从与高吹万订交起始入手：“锷以文字交纳先生，尺素往来将及半载，至是始识先生家世及太君之若节懿行，而先生之宿学硕德，提倡风雅，主盟东南，亦既名满天下矣。”饶先生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辞或互相标榜。高吹万人品文品极高，生活作风十分严肃，从不冶游宿妓，有人赠他一联：“平生无践勾栏迹，至死不闻绮罗香。”他于饮馔方面，也无多讲究，独喜品潮州工夫茶，余无其他嗜好，故在学人中享有较高声誉。江浙名士秦翰才为之编撰《年谱》，补白大王郑逸梅与他以师友相称，为他编了《年表》。饶锷先生也十分倚重高吹万，他在《后记》中赞颂道：“高氏累世积德行仁，流泽既远且厚，而太君尤以节孝著，宜乎后 之蕃殖而多贤也。”在这篇文章中，饶锷先生还对自己的身世及孝道，与高吹万作了一番对照：“锷父母今年亦俱七十矣，曩岁欲为老人称觞，而家君以浪费无益戒毋妄举，至今念之，心殊阙然。不意数千里外，竟有与锷处境印合如先生其人者，则锷于斯图安得不乐而为之记。”真是“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饶高先生志趣相投，友谊与日俱增。不久，他们共同倡导创立了“国学会”。在此同时，饶锷先生有感于乡邦文献之凋残，着手编撰一部专以网罗潮州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学术著作及地方历史文献，以考镜一方学术源流，表彰乡贤事迹的大著作———《潮州艺文志》，他花了十年功夫，大索遗书，钩稽排纂，当这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即将完编的时候，饶锷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于1932年过早地离开人世。

饶锷先生英年早逝，而高吹万晚年生活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抗战刚开始，他的家乡金山即陷入日寇魔掌，苦心经营的闲闲山庄倾刻被毁，庋藏的三十万卷古籍毁于兵祸，他失声痛哭：“用甲正当亡国日，吾侪具是不祥人。”不久，他移居上海海格路一楼房，把书斋取号“可读斋”，门贴一联：“世间唯有读书好，天下无如吃饭难。”由此可见其此时困境。1958年7月，高吹万病逝于上海。其后人皆从事于学术研究，长子与饶宗颐教授共事，曾任香港大学校长。

高吹万著作宏富，主要有《吹万楼论学书》《吹万楼文集》《吹万楼诗集》《谈诗国风札记》《感旧漫录》《金陵游记》等十多种；饶锷先生著述也不少，除上述提及外，还有《王右军年谱》《佛国记疏证》等，若天假以年，成就当更卓著，我们现在也能读到更多的饶、高二先生交往文章、信札，那将是莫大的乐事。

与温丹铭的交往

饶锷是温丹铭执教岭东同文学堂时的学生。1901年，丘逢甲与温仲和、何寿朋、温丹铭等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自任总监督，温仲和任总教习，何寿朋、温丹铭分掌教务。温丹铭主讲中国历史，以经世致用之学教导学生。尔后，饶锷游学四方，曾就读于上海法政学院。早年参加过南社，与江南名士高吹万等倡设国学会。饶锷始终不忘恩师教诲，对温丹铭由衷地感激和敬仰，他曾在《温太师母江太孺人九秩开一寿序》中写道：“锷不敏，得交当世积学能文君子以为之师，若友者抑亦多矣。而平生所最欣慕心折者二人，于师得大埔温先生丹铭，于友得金山高先生吹万。两先生者，皆善为文辞，以学行推重一世。”

饶锷自离开同文学堂之后，和温丹铭联系甚少。两人交往最为频密的是1924年。这一年，饶锷在国故学研究撰述颇勤，著作频出，并在潮州创办《国故》月刊。温丹铭为这位昔日学生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特致信赞许。饶锷在《复温丹铭先生书》中，表达对先生教诲的感激之情：

“忆曩者，当先生掌教鮀浦之时，锷以童稚之年，负笈渡江，尝备在门墙之列，而至今忽垂二十年，中间客游四方，因循困踬，卒莫克自振拔。后复牵于人事，重以忧思疾病，又无贤师友为之督责教诲，所学益以荒落。比年以来，所尝稍得于古人余绪者，及是已废弃殆尽矣。自分此生终无与于斯文之末，不意先生竟垂眷，不忘辱书来督责之，教诲之。”

饶锷在信中还就创办《国故》月刊一事，请先生襄助，写道：“方今国学陵夷，炎黄文武之道不绝如缕。四海辽阔，当不乏贤达、有志之士兴起扶颓。而吾潮儒者，度今之能肩嗣绝学之任者，舍先生固莫与属。故前日因同邑之人有提倡国故之举，嘱锷致书先生，请予赞助。诚以先生为今日岭东灵光硕果，一言一行均足为后生小子楷模。”

这年中秋前夕，温丹铭应邀到饶锷家中做客。温丹铭写有《赠饶君纯钩并序》（载《三十须臾吟馆诗续集》），其序称：“钝钩，余分教同文学堂时学生也。近数年来，见其所作古文辞深合义法。今岁以创《国故》月刊，故来书通问。秋仲之潮，因造访焉，款留深谈，出所著《〈佛国记〉疏证》《王右军年谱》相质，详审精博，盖文人而兼学人矣。喜赠以诗。”全诗如下：义安开郡后/千载得斯人/积学金轮富/能文璧等珍/山原无择壤/道岂限传薪/老我伤迟暮/摩挲两眼新。

同年十月，饶锷编著的《潮州西湖山志》十卷二册由瀛社发刊，于右任为该书题名，温丹铭作序，其中写道：“潮州西湖山始于唐，著于宋，盛于明，而芜于清。得今善后处长洪公起而修之，饶子纯钩从而为之志，是湖山之遭时也。饶子能文，家富藏书，而谙著述之体，观其凡例，吾知其必能详而核，简而明，质而雅。虽一隅之志，而能合史乘之体，吾知其传之必能广且久也。” 盛赞饶氏为搜集整理潮州西湖山文献，弘扬乡邦文化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