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都心史

序

引言

一黎明

二无政府主义之祖国

三兵燹与弦歌

四秋意

五公社

六革命之反动

七社会生活

八“烦闷”

九“皓月”

十“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十一宗教的俄罗斯

十二劳工复活

十三“劳动者”

十四“死人之家”的归客

十五安琪儿

十六贵族之巢

十七莫斯科的赤潮

十八列宁杜洛次基

十九南国

二十官僚问题

二十一新资产阶段

二十二饥

二十三心灵之感受

二十四民族性

二十五“东方月”

二十七归欤

二十八智识劳动

二十九“什么！”

三十赤色十月

三十一家书

三十二我

三十四生存

三十五中国之“多余的人”

三十六“自然”

三十七离别

三十八一瞬

三十九Silentium（寂）

四十晓霞

四十一彼得之城

四十二俄雪

……

乱弹

多余的话

重印后记

书摘：

书摘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的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像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这“生命的大流”虚涵万象，自然流转，其中各流各支，甚至于一波一浪，也在那里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击汫涌，转变万千，而他们——各个的分体，整个的总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什么价值。只是蒙昧的“动”，好像随“第三者”的指导，愈走愈远，无尽无穷。——如此的行程已经几千万年了。

人生在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意识)，岂不是梦话!然而宇宙间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圆满，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人类心灵的谐和，环境的应响，证实天地间的真理。况且“他”是。“活力”，不流转而流转，自然显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个性之中有，社会之中亦有，非个性有，非社会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他的流转是不断的；社会现象，仍仍相闪，层层衔接，不与我们一明切的对象，人生在他中间，为他所包涵，意识(觉)的广狭不论，总在他之中，猛一看来，好像是完全汩没于他之内。——不能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必定得暂舍个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没有段落，可以横截他一断；社会现象不可认识，有个性的应和响；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

在镜子里看影子，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那里?……“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我如其以要求“突出生活”的意象想侵犯“社会”的城壁，要刻划社会现象的痕迹，要……，人家或者断定我是神经过敏了。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卜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中国周围的野蛮民族，侵人中国文化，使中国屡次往后退，农业生产制渐渐发达，资本流通状态渐渐迁移，刚有些眉目，必然猛又遇着游牧民族的阻滞。历史的迟缓律因此更增其效力。最近一世纪，

……

学新闻，总被人问：将来要做什么，记者么？回答得很含糊，很多人喜欢痛陈自己的青春时代就有的光荣与梦想，我总是沉默。其实存在未必有伟大的理由，只是由于岁月，我们学会了自圆其说，学会了倒因为果。于是生活中充满了奇迹。

记得自己初中时代迷恋《超人》，尤其喜欢的是那个<星球日报>温文尔雅的记者克拉克·肯特，还有出色的女记者、超人的女朋友露易丝·莱恩。高考后第一志愿填上“新闻系”，对朋友调侃说，希望有一天进入一家叫《星球日报》的报社，碰上一个叫记者克拉克·肯特的家伙。美国的大众文化居然滋生出我青春时代的偶像。

与超人并存的另一个偶像是瞿秋白，当时并不知道他也曾是个记者，只是被梁衡（后来才知道他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一篇文章所打动。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我甚至全文背诵，在课前演讲背出时，几乎哽咽。

在那个时代，梁实秋说，菜刀在情急之下诚可以用来杀人，但菜刀的本来使命不是杀人，也就心安理得的摆弄自己的纯文学，也成就斐然。而瞿秋白，本可以成为一个十足的文学家，睹万民于水火之中，却不惜自己的珠玉之身扑上去革命。

这位书生气质的中共总书记，在党成立之初赴国外采访，其他人都去英法等发达国家，唯有他毅然前往那个有“饿乡”之称的俄国，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不朽之作。他不是适合干革命的人，做文学家，做学者，他不输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他在上海讲课的时候，走廊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连后来成为作家的丁玲当时也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在下面听。他赢得了鲁迅的友谊与尊重，去鲁迅家的时候，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他去世后，鲁迅整理他的遗著都是用最好的装帧。

和他同时代的陈望道，也退出革命，写出了<修辞学发凡>,为后人所记住，更不用提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这些备受今人推崇的地摊“畅销书”作家。

瞿秋白有十分才干，只发挥了一分，而这一分就已经让后人景仰，在文学、新闻学、历史书上留名。他本来可以更红，如果没有那篇《多余的话》，会符合中国人的偶像要求。可是，恰恰是《多余的话》让他更真实，更立体，更真挚感人。

中外新闻史上很多人留名，杰出的才干使历史的长河留下他们的印记，中国近代的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长江,邹韬奋,外国的斯诺,史沫特莱,法拉奇，乃至揭露水门事件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施坦，和今天的卢宇光、闾丘露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性格、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杰出和成功的。

但不知为什么，独独念念不忘瞿秋白，与其他人相比，他多了一份厚重，少了一分荣耀。瞿秋白是为了一种信仰，带着国家、民族前途走向的疑问去了俄国，是他以及他同时代的记者或者说革命家用自己的作为解答着民族的疑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现在想想关于超人的梦过于浪漫主义，毕竟现实不是电影。如今再去做记者，追求什么呢？钱？名誉？梦想？卢宇光在北大讲座时不断强调说感谢凤凰给了他很好的薪酬，这只是一份工作，很好的工作。他是对的，并且他如此真诚，一再申明自己不是英雄。

现在已经不再是偶像的年代，理想主义的年代，记者这个职业的受尊敬程度也在受人质疑，新出校门的记者在惶惑着，犹疑不定，似乎想逃避什么，但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总想起瞿秋白，而不是其他有高超的采访技巧和生动文笔的人，只是因为一份理想，很纯粹的理想与信念，和那个离我们并不是太远的年代。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记下了他作为<晨报>记者于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苏俄采访时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达赤塔的。在这里，他访问了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书中记下了访谈的内容：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页）

这里说的“红胡子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载1月14日《晨报》，署名秋白）要说得清楚具体一点。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赵永禄这人，却是在苏共中央档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乌斯基诺夫的<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一文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写成的，其中说到：

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6月25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五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M.B.利别茨基的信中说：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K.B.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瞿秋白译词传谱国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