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这两次会议的地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雅典是西欧文明的摇蓝，马丘比丘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18世纪在英国实现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状态，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打破了农业文明下的城镇平衡状态，引发了城市的种种矛盾。近现代的城市规划师们对工业革命后引发的城市日益膨胀、交通混乱、城乡脱离、居住环境恶化、土地私有等矛盾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寻找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田园城市再到柯布西埃的集中主义现代城市设想，出现了许多城市规划的理念，城市规划的思想和方法在不断发展，尤其随着现代建筑运动的发展和走向高潮，极大地促进了城市规划的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划基本上是在建筑学的领域内得到发展的，甚至可以说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是随着现代建筑运动而展开的．1928年在瑞士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现代建筑和建筑运动的基本思想和准则，认为城市化的实质是一种功能秩序，对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政策要求有根本性的变革。1933年召开了CIAM的第四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功能城市”。在会上现代建筑运动的主要建筑师发表了《雅典宪章》，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城市规划应当处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关系，并把该宪章称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大纲。因此《雅典宪章》反映的是现代建筑运动对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基本认识和思想观点。

《雅典宪章》提出了功能分区的思想，通过处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关系，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目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意义，很好地缓解和改善了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

在《雅典宪章》后，随着城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复杂性越来越明显。七十年代后期，国际建协鉴于当时世界城市化趋势和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于1977年在秘鲁的利马召开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有关官员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演变，展望了城市规划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后签署了《马丘比丘宪章》。

《马丘比丘宪章》并不是对《雅典宪章》的完全否定，而是对它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在《马丘比丘宪章》中申明：《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提出的一些原理今天仍然有效，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而且人类认识对城市规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雅典宪章》的一些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因而需要进行修正。而《马丘比丘宪章》所提出的“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含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斯宾格勒说：“只有作为整体、作为一种人类住处，城市才有意义”。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建筑师，他们的话表明了一个关于城市的基本道理，即城市首先是人类的一种最主要的居住形态和生存空间。自城市诞生以来，城市规划就自觉地、不自觉地遵从这个原理。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城市规划理念在一些方面的转变，更是表达了人类对城市这一生存空间“宜人化”的追求。

雅典宪章认识到城市及其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统一性。由于社会不认识城市增长和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还迫切需要毫不含糊地具体地对这条原则予以重新肯定。 今天由于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世界各地，已经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城市规划既然要为分析需要、问题和机会提供必需的系统方法，一切与人类居住点有关的政府部门的基本责任就是要在现有资源限制之内对城市的增长与开发制定指导方针。规划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反映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基本的动态的统一性，并且要明确邻里与邻里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其它城市结构单元之间的功能关系。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必须应用于各级人类居住点上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州和国家以便指导建设的定点、进程和性质。 一般地讲，规划过程包括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它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为达到这些目的，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不断的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宏观经济计划与实际的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普遍脱节已经浪费掉为数不多的资源并降低了两者的效用。城市用地范围内往往受到了以笼统的、相对抽象的经济政策为基础的各种决定所带来的副作用。国家和区域一级的经济决策很少直接考虑到城市建设的优先地位和城市问题的解决以及一般经济政策和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功能联系。结果系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潜在效益往往不能有利于大多数人民。

自从雅典宪章问世以来，世界人口已经翻了一翻，正在三个重要方面造成严重的危机，即生态学、能源和粮食供应，由于城市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世界人口的自然增加，城市衰退已经变得特别严重，住房缺乏，公共服务设施和运输以及生活质量的普遍恶化已成了不可否认的后果。雅典宪章对城市规划的探讨并没有反映最近出现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加速城市增长的现象。可以看到城市的混乱发展有两种基本型式：第一种是工业化社会的特色，就是私人汽车的增长，较为富裕的居民都向郊区迁移。而迁到市中心区的新来户以及留在那里的老户缺乏支持城市结构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能力。第二种型式是发展中国家的特色，在那里大批农村住户向城市迁移，大家都挤在城市边缘，既无公共服务设施又无市政工程设施。要处理这种情况远远超出了现行城市规划程序所可能做到的范畴。目前能做到的不过是对这些自发的居住点提供一些最起码的公共服务，公共卫生和住房方面的努力恰恰反而加剧了问题本身，更加鼓励了向城市迁移的势头。因此不论是那一种型式，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当人口增加，生活质量就下降。

雅典宪章设想，城市规划的目的是综合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生活、工作、休憩和交通——而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这就引出了城市划分为各种分区或组成部分的做法，于是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这一错误的后果在许多新城市中都可看到。这些新城市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使城市生活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规划、建筑和设计，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与雅典宪章相反，我们深信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根据。城市规划与住房设计必须反映这一现实。同样重要的目标是要争取获得生活的基本质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住房不能再当作一种实用商品来看待了，必须要把它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住房设计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便易于适应社会要求的变化，并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还需要研制低成本的建筑构件供需要建房的人们使用。

在人的交往中，宽容和谅解的精神是城市生活的首要因素，这一点应作为为不同社会阶层选择居住区位置和设计的指针，而没有有损人类尊严的强加于人的差别。

公共交通是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增长的基本要素。城市必须规划并维护好公共运输系统，在城市建设要求与能源衰竭之间取得平衡。交通运输系统的更换必须估算它的社会费用，并在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适当地予以考虑。

雅典宪章很显然把交通看成为城市基本功能之一，而这意味着交通首先是利用汽车作为个人运输工具。44年来的经验证明，道路分类、增加车行道和设计各种交叉口方案等方面根本不存在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所以将来城区交通的政策显然应当是使私人汽车从属于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

城市规划师与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它的最后形式是很难事先看到或确定下来的。运输系统是联系市内外空间的一系列的相互连接的网络。其设计应当允许随着增长、变化及城市形式作经常的试验。

雅典宪章坚持建立一个立法纲领以便在满足社会用地要求时，可以有秩序地并有效地使用城市土地，并设想私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

自从1933年以来，尽管多方面的努力，城市土地有限仍然是实现有计划的城市建设的根本阻碍。所以，对这一问题今天仍迫切要求拟订有效的公平的立法，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确有很大改进的解决城市土地的办法。

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

当前最严重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环境污染迅速加剧到了空前的具有潜在的灾难性的程度。这是无计划的爆炸性的城市化和地球自然资源滥加开发的直接后果。

世界上城市化地区内的居民被迫生活在日趋恶化的环境条件下，与人类卫生和福利的传统概念和标准远远不相适应，这些不可容忍的条件包括在城市居民所用的空气、水和食品中含有大量有毒物质以及有损身心健康的噪音。

控制城市发展的当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环境继续恶化，并按整理的公共卫生与福利标准恢复环境的固有的完整性。

在经济和城市规划方面，在建筑设计、工程标准和规范以及在规划与开发政策方面，也必须采取类似的措施。

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

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

在考虑再生和更新历史地区的过程中，应把优秀设计质量的当代建筑物包括在内。

雅典宪章在讨论工业活动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时，略微提到了工业技术的作用。

在过去44年内，世界经历了空前的工业技术发展，技术惊人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实践。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工业技术的发展是爆炸性的，技术的扩散与有效应用是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之一。

今天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以及各国人民之间交往改进，应当可以使人类社会克服地区的局限性和提供充分资源(注：应理解为资料资源)去解决建筑和规划问题。然而对这些资源不加批判地使用，往往为了追求新颖或者由于文化依靠性的恶果，造成了材料、技术和形式的应用不当。

因此由于技术发展的冲击，结果是出现了依赖人工气候与照明的建筑环境。这样做法对于某些特殊问题是可以的，但建筑设计应当是在自然条件下创造适合功能要求的空间与环境的过程。应当清楚地了解，技术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技术的应用应当是在政府适当支持下，认真研究和试验的实事求是的结果。

在有些地区，要求高度工业化的生产过程或施工设备是难以获得和推广的。这不应当因此而在技术上要求不严或者在解决当前的问题上就可以不讲究建筑设计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对建筑与规划也是一种挑战。

施工技术应当努力采用经济合理的方法，做到设备能重复使用，利用资源丰富的材料生产结构构件。

建筑师、规划师与有关当局要努力宣传使群众与政府都了解，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

此外，为了要与自然环境，现有资源和形式特征相适应，每一特定城市与区域应当制定合适的标准和开发方针。这样做可以防止照搬照抄来自不同条件和不同文化的解决方案。

雅典宪章本身对建筑设计不感兴趣。宪章制定人并不认为有此必要，因为他们认为“建筑是在光照下的体量的巧妙组合和壮丽表演”

勒·柯布西耶的“太阳城”就是由这样的“体量”组成的。他的建筑语言是与立体派艺术相联系的，也是与把城市按功能分隔成不同的元素那种思想一致的。

在我们的时代，近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

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是把那些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联系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力和涵义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建筑与规划的这一再统一不应当理解为古典主义的“先验地统一”(注：或者简单地说复古)，应当明确指出，最近有人想恢复巴黎美院传统，这是荒唐地违反历史潮流，是不值得一谈的。用建筑语言来说，这种倾向是衰亡的症象，我们必须警惕走19世纪玩世不恭的拆衷主义道路，相反我们要走向现代运动新的成熟时期。

三十年代，在制定雅典宪章时，有一些发现和成就今天仍然有效，那就是：

a．建筑内容与功能的分析。

b．不协调的原则。

c．反透视的时空观。

d．传统盒子式建筑的解体。

e．结构工程与建筑的再统一。

建筑语言中的常数或“不变数”还需加上：

f．空间的连续性。

g．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

空间连续性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重大贡献，相当于动态立体派的时空概念，尽管他把它应用于社会准则如同应用于空间方面一样。

建筑——城市——园林绿地的再统一是城乡统一的结果。要坚持现在是建筑师认识现代运动历史的时候了，要停止搞那些由纪念碑式盒子组成的过了时的城市建筑设计，不管是垂直的、水平的、不透明的、透明的或反光的建筑。

新的城市化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意即每一座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它需要同其它单元进行对话，从而是完整其自身的形象。

这种形象待续的原则（就是说，本身形象的完整性有待与其它建筑联系起来相辅而完成）井不是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派大师发现了这一原则，由米开朗其罗发扬光大。不过在我们时代，这不仅仅是一条视觉原则，而且更根本是一条社会原则。近几十年来，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内的经验证明艺术家现在不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作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只进行到创作的四分之三的地方就中止了，这样使观众不再是艺术品的消极的旁观者，而是多价信息（Poly valent message）中的积极参与者。

在建筑领域中，用户的参与更为重要，更为具体。人们必须参与设计的全过程，要使用户成为建筑师工作整体中约一个部分。

强调“不完整”或“待续”并不降低建筑师或规划师的威信。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并未削弱科学家的威信。相反恰好提高了威信，因为一位不信奉教条的科学家比那些过时的“万能之神”更受人尊敬。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联系面会增长，建筑上的创造发明才能也将会丰富和加强。一旦建筑师从学院戒律和绝对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想象力会受到人民建筑的巨大遗产的影响而激发出来——所谓人民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几十年来人们曾对此作了大量研究。

可是，我们谨慎从事。应当认识到虽然地方色彩的建筑物对建筑设计想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不应当模仿。模仿在今天虽然很时髦，却象复制帕特农神庙(注：Parthenon，古希腊建筑的杰作)一样的无聊。问题是和模仿截然不同的，很清楚，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建筑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要做到这样的融合必须摆脱一切老框框，诸如威特鲁威柱式或巴黎美院传统以及勒柯尔比西埃的五条设计原理。

《雅典宪章》提出，城市要与其周围影响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城市功能的正常进行。以居住区作为城市中心、统一规划工业区和居住区、增加城市绿地面积、系统规划道路、保留城市历史遗迹等规划理念，都是十分有见地的，有利于解决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可以看出人们为了创造出宜人城市从未间断的进行着深刻反思和积极展望。 《马丘比丘宪章》可贵的地方在于，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雅典宪章》不仅有继承，还有批判的精神。它摒弃了《雅典宪章》的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确定了城市文化在城市生活中同样重要的地位。不再为了过分追求功能分区而牺牲城市的有机组织，并且强调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民的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马丘比丘宪章》较《雅典宪章》而言?更具有一种亲和力，它把人、社会、自然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虑，注重人文和城市空间的人性化，透过《马丘比丘宪章》，我看到人们对创造宜人城市的一种企盼。

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