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9-29 08:29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编写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50年8月。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论述了有关语言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批判了马尔学派在语言学问题上的庸俗观点和模糊观念，提出了一系列见解。此外，还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辩证关系，阐明了语言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等哲学问题。
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苏联的语言学界各学派和流派之间就一些问题爆发了争论和斗争。苏联科学院院士、语言学专家尼·雅·马尔的学生和追随者梅夏尼诺夫是当时当时苏联科学院语言和思维研究所的所长，也主持了苏联科学院语言和文学学部的工作。亚美尼亚语言学家阿恰良从西欧语言科学的各学派中借用了许多比较语言学的通用观点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创编了亚美尼亚语词源词典。他和他的学生卡潘强反对马尔学派，结果被从埃里温大学和亚美尼亚语言研究所中驱逐。
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阿诺尔德·契科巴瓦是许多格鲁吉亚和高加索语言学主要著作的作者，并曾主持编写过多卷集《格鲁吉亚语详解词典》的工作。契科巴瓦同格鲁吉亚共产党关系密切，同当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恰尔克维阿尼也有交情。他同样反对梅夏尼诺夫，于是给斯大林写信，不久后被斯大林约到克里姆林宫交谈。斯大林立即电令亚美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阿鲁秋诺夫给阿恰良、卡潘强复职，契科巴瓦则应斯大林建议在《真理报》写了一篇有关语言学问题的论文，梅夏尼诺夫第二周则在《真理报》撰文反驳，掀起了苏联语言学界大辩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中，所有文章，批判马尔的或支持他的，都只发表在《真理报》上。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在契科巴瓦和维诺格拉多夫的协助下编写了自己关于语言学看法的文章，并先后在讨论专刊上发表。文章发表后，梅夏尼诺夫失去了所有的职务，契科巴瓦所写的《语言学引论》成为苏联的官方语言学教材。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集中说明了以下几点思想：
第一，斯大林明确回答：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斯大林指出，语言根本不同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旧基础的被消灭、新基础的产生而被消灭和新产生。语言却不是这样。拿俄语来说，20年代50年代初的俄语基本上同十月革命前一样。
斯大林指出，语言之所以不同于上层建筑，因为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的各个阶级，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创造语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因此，语言是属于全社会的。创造语言、以及语言的发展，是为了社会的人们交际的需要。语言如同生产工具一样，是全社会统一的东西。
当然也不能把语言列为基础，因为语言是社会所有的人交流思想、进行各种交际活动的工具，它调整人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的共同工作。
第二，斯大林明确回答：语言没有阶级性。斯大林指出，语言一视同仁地为社会的一切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语言是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而产生的，并不是到阶级产生才产生。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使人们可以借此开展思想交流。语言和阶级没有联系。
第三，斯大林指出，《真理报》开展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目的在于支持、提倡科学领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马尔的语言学说，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把语言当作是有阶级性的，这种错误的语言学说，限制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不能再任其继续存在。
全书中，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他指出，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造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完成的，语言的质变不是经过爆发，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文中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燥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文中批判了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用起来的观点，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及它们的辩证关系作了具体的解释。斯大林指出，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它不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漠不关心的；相反它是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
斯大林在书中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以新经验、新知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停止不前的，它在发展着和完备着。”
斯大林对马尔语言学错误内容的批评被普遍认为是必要的。自从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以来，苏联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在斯大林的文章上翻滚，以致一些基本的、本来是明白的问题也产生混淆，其中包括把语言当作上层建筑，把语言说成是属于特定的阶级的。马尔的语言学中的错误内容，是哲学中的教条主义，充塞全社会的阶级斗争政治学说在语言学中的反映。这点，语言学大师马尔本人也有所觉察。集马尔语言学中错误思想之大成的《巴库教材》，即马尔在巴库讲授语言学的讲义，马尔生前即已废弃，并且不许别人翻印。不幸的是马尔死后，他的学生们却发展了马尔语言学说中的错误内容，并且依仗部分权势，压制不同意见。斯大林所批评的，更多的不是马尔的过错，而是马尔的学生们的错误。语言学领域的这种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斯大林模式的折射反映。
马尔和马尔的学生们所坚持的是“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对它的批评具有很高的政治难度。在斯大林发表此书以前，对马尔的遗著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不是被降职，就是被撤职。而一些无原则地尊奉马尔学说的不学无术的钻营者，却得到升迁。直至斯大林本人出面批评马尔学说后，局面才有所改变。本来是一个具体的学术争论问题，一定要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面，频繁地写信和发表文章，错误的内容才能得以澄清，这本身正好反映了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学术领域的不正常现象。
斯大林在批评马尔的错误思想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思想。斯大林在阐明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思想时说：“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斯大林在批评“左”的错误思想时，又宣传了新的“左”的观点。语言学中的一个具体学术争论问题，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出来表态，于是，苏联语言学领域由原来的马尔学派的独家统治，在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后倒向了另一个片面，即由斯大林语言学派对其他不同学派的独家统治。斯大林在批判马儿学派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尔对于苏联语言学的贡献：“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采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
《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和《答同志们》于1950年6月20日、7月4日先后在《真理报》组织的语言学问题讨论专刊上进行发表。1950年8月，《真理报》出版社将三篇文章被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并出版单行本。中译文全文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斯大林全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9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的中文单行本，由李立三、曹葆华、齐望曙、毛岸青翻译。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出生于俄国格鲁吉亚哥里城的一个鞋匠家庭，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4月当选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他领导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