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30 09:29
“马克思学”（Marxologie）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立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学”主要指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的专门研究。这个词是由法国著名学者M·吕贝尔在50年代正式提出的。他主编的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刊物名称就叫《马克思学研究》。但是，在吕贝尔发明这个词（由马克思加上希腊文表示学科或科学的Logos构成，即Marxo+Logus→Marxologie）的时候，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却是早已存在了。在与马克思对照的意义上，马克思学也包括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马克思学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能够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出现，其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一方面，它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影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采取不予理采的态度了，他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另一方面，它说明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和重要领域，它的出现本身就富于挑战性。用马克思学家们自己的话说，它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提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们认为，要对马克思的学说“正本清源”，就要像科学家们对待他们的科学研究对象一样来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即不仅要使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和方法，而且也应该是超党派的。为此，他们一方面力图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专业范围内，并标榜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中立性”；另一方面也以学者特有的认真精神、以其固有的偏见和模式对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做经院式的考察和诠释。
马克思学坚持“两个马克思”（见“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条）、“恩格斯反对马克思”（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条）、“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谬论。在西方马克思学家看来，所谓“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其所指主要还不是针对巴枯宁为首的“反权威派”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马克思本人断然声明“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而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构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死后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它打上了“蒙昧主义的印记”。他们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而恩格斯所“独撰的”马克思主义则相信有一种宏观宇宙力量决定了历史的必然道路，把革命的历史发展看成是由经济形态和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多少有些自动的过程；他们说，马克思所主张的是“人类中心说”。马克思把人基本上看作是实践的存在物，认为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自然界，使之人化，也就是说，为人的目的利用这个世界，从而给它赋予人的性质。而恩格斯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宇宙中的基本力量是物质和运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从这两种力量中导引出来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东西至多是一种理论或学说，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特别发端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则把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符合那个时期精神的科学和实证主义意向加以过分的系统化，从而有可能使别人把它变成绝对真理或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学家认为，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是实质上的“恩格斯主义”。所谓“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西欧现象，而列宁主义则只是在俄国土地上产生的现象，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偏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革命的理论家，列宁则首先是革命的战略家和策略家，马克思主义是关系社会革命的学说，列宁主义首先是包含“先锋党”理论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说列宁主义发展了恩格斯的“退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还加深了这种“退化”，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的现实需要，但是这种反映也不是很充分的。在工业发达国家中，它是不能应用的。
19世纪未至20世纪20年代是马克思学的酝酿或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对后来马克思学的形成具有影响的人物是一些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教授T·马萨里克，1898年著有论马克思主义的专门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讲坛社会主义者（如布伦坦诺，写有《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被称为“专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家”的W·桑巴特（1909年出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事业》耶拿版）等。据统计，1883年以前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共计只有20多篇，而在1883——1904年的20年间所发表的这类著作已达280多篇，其中1895——1904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达214篇。这说明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现象资产阶级的教授和思想家们再也不能以沉默来对待它了，而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度。这一时期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林、梁赞诺夫、普列汉诺夫等）和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该时期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或后来的马克思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吕贝尔本人就承认，他创立的马克思学是继承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K·格林贝格所出学术刊物《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者梁赞诺夫所做研究工作的传统。
30年代对马克思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1932年包括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内的由俄国人V·V·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国际版第三卷和德国人S·朗兹胡特、J·P·迈尔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的先后出版，带来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研究中一个重大变化，即学者们不仅开始转向对早期马克思的研究，而且夸大马克思早期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两个马克思”的问题，即所谓《手稿》中的马克思与《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是“两个不同的”马克思。朗兹胡特和迈尔在上边提到的那部著作的“导言”中，以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和H·马尔库塞在《论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手稿》等文章中，都宣称在《手稿》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德·曼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他还毫不讳言地说，他在批判马克思主义时所持的立场“在基本点上是同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的。”朗兹胡特和迈尔也说，马克思在他的1844——1847年间的著作里，“深信人的因素是普遍有效的依据”，“谁没有抓住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中酝酿着的和贯穿于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这一思想脉络，就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应当承认在马克思的《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公开发表以前，所谓《共产党宣言》中的“作为片面的革命者的马克思”与《资本论》中的“全面的科学家的马克思”的说法就已经有了。但是，总的说来“两个马克思”的问题提得还不那么明确，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特征及其代表性著作也缺乏统一的认识。马克思的《手稿》等早期著作公开发表以后，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对立就成了“两个马克思”论的基本表达形式，也成为资产阶级学者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点和马克思学的一个奠基性观点。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以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思想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才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但是，事实上一个后来被称作“马克思学”的东西已经在形成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反而带来了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兴趣。整个50年
代，不仅有大量的马克思的著作出版，而且涌现出像鲍享斯基、威特尔、M·G·兰格、吕贝尔、费切尔、卡尔维茨、阿隆、麦克莱伦等著名马克思学家，表明一个相对确定的马克思学家队伍实际已经形成。特别是由费切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54）和吕贝尔主编的《马克思学研究》（1959）的先后创刊，更推动了马克思学的最终形成。
从60年代开始，马克思学进入了其形成后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大量出版的马克思学著作看，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仍然是马克思学的重要对象，并且研究也较以前更加深入，表现在不但研究马克思的各个领域的思想特征，而且深入到研究马克思著作中一些概念、范畴乃至思想的发展演变。如以色列的马克思学家S·阿维内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1968）、希腊马克思学家K·阿克塞洛斯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与技术》（1976）。（2）对恩格斯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研究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传记性著作相对增加。（3）从比较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的研究，逐步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研究，并同时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如横向上的所谓“恩格斯主义”（美国的马克思学家N·莱文语）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纵向上如某些科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及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原理的演变问题。（4）马克思学家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如海尔布隆纳、李希特海姆、阿维内里、阿克塞洛斯、莱文、古尔德纳、科拉科夫斯基等。
80年代的马克思学除了上述特征继续得到强化外，所出现的新情况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以马克思学为主干的合流趋势，尤其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学的流动。其次，马克思学的学术性特征有所淡化，主要表现为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马克思学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性，表现为那些愿意打着马克思学家的幌子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宣扬资产阶级官方意识形态的御用学者的人数增加了、影响扩大了，从而正在逐步地改变着这些人传统上在马克思学家中不占主导地位的状况。
几乎全部马克思学家都是学术界人士，少数虽然正在担任或者曾经担任过官方职务，但他们一般都具有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职位和专业学位。按照政治倾向，马克思学家大体上分为左、中、右三类：一类是一些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即试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走出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办法的人。主要代表是一些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60、70年代的“新左派”的学者；第二类是一些远离现实斗争而进行学术研究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同其专业结合起来的学者，如吕贝尔等。这是马克思学家中的主流派；第三类是资产阶级的官方御用文人及思想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如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社会学家D·贝尔、布热津斯基、鲍享斯基、威特尔等。其实，那些有官方职位的学者严格说来只能算半个马克思学家，因为他们不像其他马克思学家那样把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选择。他们可能是其他某个学科领域里的专家，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学家，多半是因为他们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在其著作和言论中总忘不了同马克思“对话”，即发表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从研究内容和研究风格上看，马克思学家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考据学派”，即那些比较注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业、著作、思想的考证、诠释、出版及分门别类地研究的学者（如朗兹胡特、迈尔、吕贝尔等）；“分析学派”，即那些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的马克思学家，他们热衷于寻找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自相矛盾”、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不合时宜”；“挑战学派”，即那些带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总之，对马克思学家我们可以从多维视角上进行划分，而无论哪一种划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